中国经济政策的方向与若干政策建议

徐国进 原创 | 2009-02-10 11:54 | 收藏 | 投票

中国经济政策的方向与若干政策建议
   
经济的基本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问题;一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关系问题。所以,无论从宏观经济还是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说,经济政策都必须着眼于这两方面问题的解决。处理这两种关系,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主要任务。
   
可以肯定,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必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不仅将会极大地改变人们对金融体系的态度,也会极大地改变社会对经济增长的看法。从而深刻影响到全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考经济问题的发生。从更加宏观的历史背景来看,本次金融危机是美国1973年代石油危机以来以科技信息为主导的经济发展的一种回归。美国与西方把全球金融危机的责任推给中国或者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态度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判断。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反思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当然需要把自己融入到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去,然而,必须认识到,发展的因素、动力与根源永远来自于本国内部。我认为,事实上,中国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扮演的是悲壮的牺牲者的角色。几乎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里,我们的经济政策都没有能够有效地把着眼点放在中国经济体的产业升级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方面,也就是说,经济政策错误地引导了中国社会劳动力的发展方向与企业的产品结构,加之国内价格体系的长期不合理。注定导致中国在比往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承担巨大的损失。
   
有人认为,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是对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打击,会阻止经济全球一体化。我认为,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恰恰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大特征,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会因本次全球金融危机而终结,而只是改变世界各国在全球经济体中的产业分工地位与作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会因此而停滞或者发生根本方向的改变。
   
中国如何在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长远的经济战略问题。必须认识到,廉价劳动力是一个没有持续发展优势的经济因素,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支柱从来不可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数量而赢得自己的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中国必须依靠于在商品(包括劳务)方面的创新能力已赢得自己的竞争力。
    
对于美国而言,本次经济周期起源于1973年国际石油危机。在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发生后,美国经济确立了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型、信息型的经济模式,到8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局面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以及形成,而从1982年开始,美国经济体内部就发生大量企业倒闭、失业等现象,我们可以认为,本次起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经济的自身调整以及对世纪经济正常运行的一种失去平衡的表现。是以美元作为国际贸易的货币体系对世界经济的一种破坏力,美国需要负主要的责任。但是,在如何认识美国经济的问题方面,有一种人(可能也包括某些政治家),总是把美国看得太遭,而看不到自己社会的根本问题,这是缺乏经济智慧和发展眼光的表现。美国是一个具备极其良好的社会调整能力的国家,而中国无论在社会危机还是单纯的经济困难方面,都要远比美国所存在的问题更大、更多。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美国经济从工业经济转型为信息经济,因此,美国金融危机是发生在信息经济基础上的危机。美国是推动和带领世界经济步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局面的科技革命的策源地,美国经济的调整程度自然对世界经济造成直接的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经济的复苏程度与规模。当然,也必须看到,美国在经济方面的单极力量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将发生极大的改变。
   
21世纪,中国社会内部生产力发展的差距将会出现越来越大的现象,所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政策必须极度关注于实现分配机制的合理性,并且推动分配的合理化程度越来越高。在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差距拉大的过程中,这同时是中国社会多元化、多样化的催化剂,是中国社会多种经济与新文化的起点。
   
目前,我国推出的经济政策还在沿用传统的经济增长点思路:增加投资、扩大基建、减少税收,当然,这些措施不是没有效能,但是对经济周期的调整以及未来经济的良性发展起不到实质性的影响。
   
我认为,经济政策必须关注人力、资本与能源之间关系的变化,推动中国经济走上以劳动力知识技能的提高、资本要素转化到技术信息的方面以及以节约能源的轨道上来。产业结构的变革不是某个产业的兴起和另一个产业的消亡,而是各种产业分工的并存以及科技含量的共同增加和提升过程。我们需要懂得,单一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为我们自发地形成和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这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增长的概念与增长的方式。
   
中国面临着“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次最大的选择机会与挑战,我们将再次改革我们的国家,使得我们的社会在更加合理的制度基础上运行,改革我们的国家不仅是我们的使命,而且是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最大的经济机会。
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持之以恒的贯彻、落实和执行一种正确的经济理念,资本主义制度的两个经济理念和原则;一是企业自由;一是交换自由。在这两个基本理念的支持下,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社会结构才得到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的结果。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需要从如下三个方面做出必要的调整:
   
一、经济政策转向长期的、坚定不移的内需导向型的发展。长期忽视我国社会的内部需求,是导致我国经济体遭受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严重打击的原因,然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国内的许多民生问题与社会矛盾并不能够通过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得到合理的解决。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也是经济增长的包袱。如果说在中国普遍富裕起来之前,经济就不能够容纳现有的劳动力的就业,这是对中国经济现实的误解。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必须找到劳动力充分就业的方法,在本轮经济周期的低谷,需要做的是再一次从体制入手、结合分配制度的改革而释放劳动力就业的渠道。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劳动力是最能动的创造力量,围攻劳动力失业主要是结构性、体制性和分配性的。因此,需要从经济结构调整、体制改革与分配方式三个方面着手解决就业问题。
   
二、有效而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与覆盖全民大社会保障体系同步进行。在任何经济体中,实现合理分配的要素都是以劳动者付出劳动的智力与体力为基础的。管理固然可以被看作社会生产力的一个方面,但是,管理者参与社会分配的方式必须公平,才会管理被赋予价值。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在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上开始进行的,当经济改革初期的“打破大锅饭”的分配思维被明确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货币分配便一步步走上了不合理的线路,这在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最明显的存在着。因此,在分配制度的改革上,正确的方向是确立以劳动创造的社会需求的价值为依据,突出劳动价值是我国货币分配的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原则,而不是强调资本与管理因素在分配制度中的重要性。

三、推动国有企业的以劳动股份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企业制度。企业制度是涉及最基础的经济制度的微观经济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结尾中,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但是,并没有指出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前30年,简单地沿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思想,把计划体制模式推行到了极端的程度,而在1978年以来的30年,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社会政策,致使货币开始在中国经济运行中逐步充当资本的作用,而且,中小型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也走的是一条资本注入型的线路,大型国有企业则主要通过股票市场上市融资。
    
中国在建设企业制度这个微观经济的层面上,必须遵循具体的、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的思路进行,从而把劳动价值放在全部经济生活的首要地位上。
    
此三者,是中国在21世纪初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需要长期坚持的政策原则,当然,中国的经济问题决非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确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治理与疏导过程,尤其需要结合良好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够达到好的结果。
   
中国大陆的经济问题必须重新回到基础制度的设计与建设上来,就像政治制度也必须从最基础的权力形成制度的改革开始一样。

在中国,由于企业制度的缺乏自由,财政体系的不完善,金融想系统的计划性、税收制度的不合理与严重漏洞、投资渠道的单一与行政控制等多种原因,导致在货币分配方面,家庭长期充当社会货币资金的净持有者和盈余单位。
   
在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与原则确定后,我们需要把目光转移到微观经济的政策层面上来。而且,一切经济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微观经济问题的解决。
   
在微观经济方面,需要吧目标放在如下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上:1、恢复生产能力,2、重新组织资源,3、调整产品结构,改善基建方式。4、体制改革,释放发展的能量。5、节约能源、改进质量、减少成本。6、农村社会的规划。

劳动力就业问题、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迅速建立,这三个方面的工作是目前中央政府经济政策的三个重点。2008年发生的三鹿毒奶粉事件,说明我们社会的政府与企业关系的调整还远远没有到位,甚至是失败的。
   
在中国,民间金融始终没有得到良好的发育,不仅成为正常金融秩序的破坏者,也将对现行金融体制造成巨大的冲击力。民间金融生态始终处于被压抑、限制而缺乏良好的政策疏导的状态下。目前,民间金融的问题已经爆发,比如,高利率下的各种变相集资、依靠银行票据的流通巨额亏损、商业银行代办储蓄的风险,等等,这些问题同现行金融体制内的问题相互复杂的交织在一起,已经使得整个金融业处于相当危险的地步。经济决策者必须为民间金融问题的解决找到可行的体制出路。
    
中国大陆的股票市场,是一种在半计划经济思维指导下设计出来的发行机制和管理方法。按国有股、法人股、个人流通股设计的股票发行机制已经难以为继并且崩溃,严格地说,这样的股本结构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和上市公司一起对股票投资者的欺骗,是政府责任的失职行为。股票市场如果继续沿用大小非解禁的计划与政策,将会在某个始点上发生崩盘。目前的证券管理与金融决策者应该做的,是限制大小非解禁股票的上市流通。在2009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证券管理者应该承诺中国停止股票市场的扩容一年。
     
采取向二级市场股票投资者按比例无偿分配国有股的政策、一次性取消大小非问题、把中国大陆股票市场的制度基础统一起来。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法。而根本解决中国大陆的股票市场问题,是要重建证券市场制度,而不是在某个具体细节方面的小修小补。
   
中国经济最坏的结果是,由于社会政治的动荡而导致整个货币金融体系的崩溃。这样的结果将是人民币的不可控制的贬值与现行政治制度的瓦解。或者有人认为中国会出现类似前苏联与东欧的情况,但是,我认为中国问题必须从我们社会内部的运动规律中去揭示。  
    
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缩小政府的规模、强化政府的服务功能是需要各级政府把工作的着眼点放置在民生问题的及时、合理、公平的解决方面。
   
最后,关于政治改革的问题需要简单的说几句,对于中国,一切社会问题都会无一例外地转化为政治问题,而不像美国那样,一切社会问题都转化成法律问题。中国没有良好的法律传统。因此,政治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巨大而直接,在拯救经济过程中,如果不考虑到政治改革的问题,中国经济也不会得到有效的救赎。在政治方面,一个具体的问题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必须重新完成一次大范围的合理的分工调整,地方政府的能动性与选择发展的水平必须得到保障与提高。中央政府应该把更多的解决民生问题的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手中,把中央政府的职能集中在外交、国防与货币发行三个方面。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省级政府不仅机构庞大而且行政区划也极不合理,中国行政区划的改革应该扩大是扩大地方政府的权限,而适当缩小省级政府的行政区划与权限,同时逐级推行选举制。
   
可以肯定,省管县的推广又会是一个失败的实验。实际的情况是,最重要的是县级政府的自律性和县级行政区划内的公权力体系的合理分工与协调性。县级政府的直选必须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突破口走到前台,而不是简单地把行政县交给谁来管的问题。
   
众多的和责任重大的决策压力,存在着一下子把现行体制冲垮的危险;中国社会基层真正的改革要求已经存在。中国作为世界上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必须对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做出独特的贡献。而应对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既要有临时抱佛脚的权宜之计,更要有高瞻远瞩的长久方略。
    2009
年中国经济运行的不利因素比2008年更多,从自然灾害方面看,我国北方的许多省份已经出现严重的干旱现象,如果干旱持续,将会导致夏粮的减产。严重的话会影响到农社会的稳定。

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告诉我们:单一的经济力量同样不会自发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与矛盾,相反,可能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与矛盾。中国经济不可能回到封闭的闭关锁国的状态下。经济的全球一体化不会终结、不是终结,而是改变运行的方式以及国际分工的形式.
   
中国需要抓住这个时机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同时大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医疗事业,这些是比金融更重要的社会发展因素。
社会发展的动力将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发生重大的调整。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将持续3-4年的时间,期间可能是从2007--2012年,通过5年的时间才能够全面的恢复起来。最好的结果是对实体经济无伤筋骨的、雨过地皮干式的呼啸而过。最坏的结果是导致21世纪第一场世界性战争的发生   
   
无论如何,中国都必须首先处理好自己国家面临的问题。
                                                   
徐国进
                                                    2009-2-10

 

个人简介
在社会中漂泊,先后从事教育与金融工作。对人生幸福的感悟是:健康与平安。对美好人性的理解是:感恩与宽容。对社会存在的期盼是:公平与博爱。对民族未来的追求是:自由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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