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和元
我曾经说过，在本轮经济危机下，中国的危机很有可能与美国的1929年大萧条有的一比，或许还是会有人拿出中国是中国美国是美国这样的论调来反驳于我的，但今天中国的种种与当日的美国是何其的相似啊，进化论的倡导者，伟大的生物学家、哲学
当我翻开经济危机史时，我惊讶的发现，我们居然遇到了象进攻莫斯科的德国佬那样的麻烦了。我们今天的危机是在2006年的大繁荣里突发的，而事实上1930年代的大萧条也是在经济非常繁荣的背景下突然发生的。当人们在会议大萧条时，脑子里浮现的是一幅晦暗的图景。但实际上，1930年代大萧条发生之前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经历了时间相当长的繁荣，20年代甚至是“黄金十年”。以美国为例，从1922年到1929年，平均年GNP增长率高达5.5%，失业率从战前的11%下降至1920年代后期的3.5%。19世纪末发明的发电机、电话和汽车等技术，在大萧条发生之前已得到广泛应用，从而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而收音机作为当时的一项重要耐用消费品，也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可观的行业，到了1929年，至少1000万个家庭拥有了收音机。
然而，危机毫无征兆地到来了。长期繁荣的背景下，导致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促成这种变化的变数是什么呢？有人给出的答案是：这种变数就是财富的集中，而不仅仅是收入的集中。这种财富的集中在1929年达到了顶峰并引起了大萧条。说明这个问题的是如下一组数据：1922年，美国1％的家庭拥有国民财富的31.6％，到1929年，仅仅7年之后，这些家庭所占份额上升到36.3％。财富集中增加了有不可靠贷款的银行数目，助长了最终连银行也被卷入的投机狂热。财富集中程度越高，易倒闭银行的数目越多，并助长投机，衰退便越严重。当时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位经济学家，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财富的集中以及由此导致的两极分化对大萧条的引爆作用。据这位经济学家估算，当时一个美国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美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60%以上家庭的收入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可见，当时的经济增长之所以不能持续，背后的原因是一个畸形的社会。
事实上最早观察到这一现象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这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忠实的社会主义份子、同情于英国工党、受费边社、韦伯夫妇、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影响的经济学家在他1889年出版的《产业生理学》一书，首次解释了需求不足这一观点，但一直到1910年，他仍然在其他一些著作中对此进行详细说明。这位社会主义份子他归结出来的经济危机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对于未来的不确定，人们总会把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而后才投资到新的产能上去。有可能工薪族的储蓄并不多，但富裕的资本家有很多储蓄，这自然就会导致投资过量。
2006年10月17日，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了一份叫《2006年财富报告》的报告书，该报告书告诉我们，在美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5%的家庭掌握着该地区至少50%的国民财富，诚如保罗.克罗格曼所说的：二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镀金年代”的种种不平等都成为远去的传说----然而，如今他们又归来了。这也正是为什么欧洲的年轻人又开始走上街头的原因。
而这份报告书更告诉我们的是，在中国0.4%的家庭却占有了整个国民财富的70%，这个数值不仅远高于今天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远高于当日深处“镀金年代”的美国。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国民的购买力跟的上商品的产量吗？这样一个畸形的社会，经济增长能够得到持续发展吗？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会否象德国佬将拿破仑的失败史完整的复写了一遍那样，重演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呢？
我们固然知道世上的绝大多数的事件，都找不到简单的起因。当这些事件朝着极限方向发展时，通常是因为一大堆因素的积合，其中任何单个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整个事件。就如同古巴格达不是一天建成的，也绝不是因为某一突发的厄运而将其毁灭，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是，古巴格达的毁灭是多种多样的因素---重要的和次要的，间接的和直接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29年的经济危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它亦绝不是某一因素造成的。对于那些寻求科学精确性的人来说，这一模棱两可的说法难以令人满意，而且要确定和分离出那些诱发因素是极为困难的。但因为财富的过度集中，而造成霍布森所分析的投资过剩、需求不足这一事实是不是构成了诱发1929年大危机的诱因之一呢？如果它既能够诱发1929年的大危机，那么同样甚至于比1929年更严重的财富会否构成诱发中国经济大危机的因素呢？还是让时间来检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