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理存在悖论因应民主变革

宋广磊 原创 | 2009-02-14 17:17 | 收藏 | 投票

 

 
丁学良在<<官僚制与中国改革>>一文中详细阐述了中国官僚体制在中国的根深蒂固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治理的一个悖论,那就是有了官僚制才会有稳定,而另一方面也会有严重腐败和特权,要打碎它又会有动乱。文中在阐述这个问题时,引发了两点疑问:官僚制与民主是相背离的吗?民主会从官僚制的变革中产生吗?
官僚体制没有民主,只有小集团利益的博弈;官僚体制没有自由,只有互相牵连、互相利用的人情世故。官僚体制就是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行政管理人员体系,下级服从上级,上级领导下级,上级对下级具有绝对的权威,下级对上级只有绝对的服从。权力结构在科层严密相关性的操控下,任何人都存在无法逾越的思想边界。这种看似非常坚固的治理结构,现在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
从内部看,随着各层官员越来越熟悉官僚体制的运行机制,同时在越来越完备的这种权力结构下具有了非常规范的权力权限,因此,出现了体制内的敷衍塞责,在体制外寻求解放的倾向,现在社会多元化发展,只有官僚体制不存在选择性,所以在体制外已经具备了相当便利的权力渠道。现在地方大员们展现开明形象,通过媒体和海外关系网络的宣传,官、商、学者的三位一体都积极创造着精英博弈的新规则,但是官僚们在体制外不时的短暂呼吸民主自由使得官僚体制更加稳固,这也是人们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成绩或者说这就是方向。
从外部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无国界网络的畅通发达,城乡交融步伐的加快,促进着人们思想的不断变革和解放,同时,随着官僚体制的不断强化,不断产生新的官僚精英,为了满足新兴权贵的贪婪欲望,与民争利的情势在加剧,不仅仅强征强迁,在市场领域也无不渗入,使得民众的权益和生路、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冲击,促使民众具有了强烈的权利意识,成为民主启蒙的开始。
丁学良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对付官僚特权与腐败的四种途径:军人干政、暴民政治、开明专制、民主化改革。同时,他指出,二十世纪的中国已经试过两种半:即军阀的、暴民的、半开明专制的,均无效,但又拒绝第四种。其实,上述四种途径都是根据自上而下的观点来设计的,没有考虑社会和民众的发展变化。
中国历史表明在不存在严峻的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政治上哪怕是丁点的改革都是不容许的;新兴民主转型的国家和地区,其能够完成这种变革也是具有民主意识的社会精英和具有民主诉求的民众结合在一起拼死争取的,不是官僚们的慷慨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么,从上述内部和外部的变化来看,是否酝酿着政治改革呢?
首先,看看下面的一些中国治理的悖论。
大部制改革,原本是加强相关管理功能的合并,强化政府相关管理的职能,转换政府角色,建立服务型的政府。其实,这种权力的集中和加强会更加有效、更多的支配社会资源,没有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只有权力的集中怎么会因此转变为服务型的政府呢?服务型政府应该建立在向社会下放权力,让社会功能运行顺畅的基础上,而建立大部制的政府服务则有可能会造成权力垄断。
在中国倡议很久现在又重新提及的“省直管县”,其本意应该是强化对地方的直接管控,实现对社会危机的快速反应,达到中央政令的畅通。其实,从另一种角度来审视这种改革就会发现,因为省直管县,使得权力线条拉大而同时因为县的数量庞大,山东省总共有140个县,应该会使得权力下放,促进县政自治。县政自治的加强又反过来影响中央施政的干预,可以鼓励地方上精英的雄心,会积极寻求按照本身要求进行变革。
户籍制度改革,在社会上广泛呼吁,在这个呼吁的背后是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利。农民工进城务工十年、三十年后依然是农民身份,依然要返回农村,不能成为城市人,所以社会倡言要打破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而同时,有人讲,农民工在农村有房子是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的关键,如果允许自由迁徙,允许农民工具有城市户籍,会造成大量没有房子的城市贫民。
2008年中国爆发了很多有规模的群体事件,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等,爆发了严重的暴力冲突,酿成群众打砸抢烧的严重后果。随后,又出现重庆、兰州、海南、汕头、广州等地的的士司机和平罢运事件和重庆老师的集体和平罢教事件。中国社会淤积多年的社会矛盾活生生的暴露在人们面前,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应允许民众的合理、和平的集会游行,允许民众有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自由民主空间。多年的强制管控民众的集会游行以打砸抢烧的事件作为回馈;而的士司机和教师的和平请愿则为中国将来的民主治理提供了生动的教材,只是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松动。管制与失控的悖论基础依然存在。
这些充满悖论的中国治理机制和中国是否允许官僚体制的悖论充满着必然的联系。前者是诉诸民主的前奏,是要求民众来掌握和改变的基础;而后者则是从上层建筑的认识来要求调整。一个是自下而上探索民主的观察,一个是自上而下推进政治改革的分析。后者的分析认为中国官僚体制不能进行民主化改革,因为官僚体制本身与民主化格格不入;而前者的观察认为民主化改革不在于官僚体制的自身转变,而在于基层民众的思想解放和变革,在于社会形势发展到不依靠民众的力量无法突破治理悖论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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