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性食品券VS普惠制消费券
——普惠制消费券是平均主义大锅饭！
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 董登新（教授）
笔者按：2008年10月1日，美国决定将沿用了70年的“食品券”正式更名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即营养券）。与此同时，中国诸多省市（包括台湾）为了抵抗经济衰退、扩大内需而竞相模仿日本发放消费券。在美国，食品券是“低保”的一种实物形式给付，它与“低保”的货币给付（SSI，即补充保障收入）形式相辅相承。因此，在美国，食品券只发放给穷人。但是，日本首创的消费券如今却被衍生为“人人有份”，随意滥发，甚至“娱乐消费”均可，这显然有悖于食品券诞生的初衷，同时也违背了社会保障的道义精神。
消费券大约起源于70年前美国的“食品券”。世界历史上第一个食品券计划诞生在1939年5月16日的美国。在这一计划实施的4年中，一次性或多次性受惠的人累计达到2000万人，覆盖了美国将近一半的县（郡），总计耗资2.62亿美元。在最高峰时，该食品券计划同时资助了400万人。
1943年春，食品券计划暂时被终止。在该计划终止了18年后，1961年5月29日，食品券计划再次开始实施，并一直有人提议为食品券计划立法。直到1964年1月31日，约翰逊总统提请国会通过对食品券计划进行永久性立法。1964年4月17日，农业部长提交了关于建立永久性食品券计划的立法提案，法案最终被国会通过。该法于1964年8月31日正式生效施行。该法规定：第一年拨款限额为7500万美元；第二年拨款限额为1亿美元；第三年拨款限额为2亿美元。农业部估计，全国参加食品券计划的人最终将达到每年400万人，每年耗资达3.6亿美元。
截止1965年4月，该计划的实际参加者达561261人，1966年3月参加人数达到100万人，1967年10月参加人数200万人，1969年2月参加人数达到300万人，1970年2月参加人数达到400万人，一个月后，1970年3月参加人数达500万人，两个月后，1970年5月参加人数达600万人，1971年2月参加人数达1000万人，1974年10月参加人数达1500万人。
20世纪70年代初是计划参加人数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为了改进管理、提高效率，1971年1月11日修订法案规定：农业部支付计划管理费用的62.5%；1974年7月12日，再次修订法案规定：农业部支付管理该计划的全部州费用的50%。
2008年10月1日，联邦食品券计划正式更名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新名称反映了计划的焦点放在营养和为低收入家庭投放健康食品。这一变化使计划更容易理解。尽管SNAP是全国性的名称，但各州可以使用一个不同的名称。SNAP帮助低收入者及家庭购买为维持他们的健康所需要的食品。只要你完成你所在州的申请文件的填报，福利的给付就可以通过一个电子卡（就像ATM卡一样）来使用，大多数的杂货店都会接受它。通过营养教育合伙人，SNAP帮助计划受益人学习健康吃和生活方式的选择。
70年后的今天，人们开始将穷人的食品券推向普惠制的“大锅饭”——消费券，理由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扩大有效内需”，可以不择手段，更何况区区一个消费券呢？只要能刺激人们消费，哪怕财政掏空，也是无所畏惧！
消费券是个什么玩意儿？为了应付经济泡沫破灭后的“苦难”，1999年，日本人“创造”了今天的消费券。2008年末2009年初，中国部分省份（包括台湾）是世界上首次模仿发行消费券的地区。
1999年，日本各地政府发放了名为“地域振兴券”的消费券，发放对象：15岁以下的儿童（1983年1月2日以后出生者）；符合申领老年退休年金、残疾基础年金、遗属基础年金、母子年金、孤儿年金、儿童抚养津贴、残疾津贴、特别残疾津贴的受益人；被日本政府进行生活保护或安置社会福利机构者；年满65岁（1934年1月1日以前出生者）的市町村民税的非课税者。凡是满足上述条件者，人均一次性可获得2万日元（约合170美元）消费券，但须在半年内使用完毕。当时，消费券面值为1000日元，总计发放额为6124亿日元。由此可见，日本首创的消费券大体保留了美国食品券的基本特征：发放对象主要是老弱病残、穷人及儿童。这与社会保障精神是基本一致的。
2008年底，中国成都市政府为了“扩大内需”，决定对2008年12月1日——12月20日前登记在册的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户、城乡重点优抚对象等三类人员在2008年12月29日前每人发放价值100元的消费券。2008年12月15日，成都市启动向特定困难人群发放消费券的行动，成都市政府将拿出价值3791万元的消费券，发放给困难群体，截至12月29日，全市349375名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对象和重点优抚对象全部领到了面值为100元的消费券。
为了应对经济不景气、消费紧缩的现状，2008年12月5日，中国台湾发布“振兴经济消费券发放特别条例”，符合领取资格者，每人可到指定地点领取总面额为3600元新台币的消费券，发放总预算约需857亿元新台币，台湾当局编列特别预算，全部举债支应。台湾消费券首创“普惠制”：凡在2009年3月31日以前出生并具有“中华民国国民”身份的居民，或于2008年12月31日前已经获核发“中华民国外侨居留证”的外籍配偶等，均可领取消费券。民众凭通知单、身份证和印章领取消费券，也可以由户主代全家领取。领取免纳所得税，捐赠可抵税。使用期限由领取当天至九月三十日止，使用范围遍及各种商铺，交电话费、加油站、超市等都可使用。已办理营业登记的营业人自消费券发放之次日，即一月十九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可通过全台湾四千二百个金融机构兑领消费券款项。而不开立发票的店家，收取消费券后不能兑领现金，必须再次使用。
2009年1月，中国杭州市、区两级财政决定拿出1亿元税收向67万人发放消费券，其中企业退休职工、残疾人等人员每人领取200元消费券，市、区两级持低保家庭和困难家庭每户领取200元；在校中小学生，其中包括8.5万名在杭就读的外来务工者子女，每人领取100元。截至1月20日，该市已有23.6万名在校中小学生领到了消费券，返乡外来务工子女的消费券由杭州市教育局封存，节后发放，其他居民的消费券20日晚间开始由社区、街道组织发放。消费券有效期到2009年4月30日，这段时间内，持券消费者凭券可以到指定商户买商品、办宽带、看演出、看电影、健身、旅游等。根据杭州市公布的企业名录，消费券的使用商家达到400多家，包括联华超市、国美电器等商业企业在杭的绝大部分网点，华立通信、金松电器、摩托罗拉手机、华日冰箱等以杭州为生产基地的电器制造商，48个杭州旅游景点以及杭州部分影剧院和体育场馆。
实际上，消费券不过是“食品券”的变种。日本首创的“消费券”十分类似于美国的“食品券”，其发行对象主要是穷人或弱势群体，对于需要社会救助群体发放消费券，具有边际效用最大化的成本优势和社会作用。
然而，我国台湾地区首创的“普惠制”消费券则完全发生了“质变”，因为它已不具备“食品券”的任何特征，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事实上，对于富人或有钱人而言，消费券的边际效用接近零，社会效用是负数。
相反，我国成都市发放的消费券更贴近标准的“食品券”，它主要针对穷人或重点优抚对象发放，这在一定意义上属于“社会救助”或“低保”的延续。因此，它具有保障性食品券的完全意义。
此外，我国杭州市发放的消费券则比较类似于日本消费券，但它在发行对象范围上却更加宽泛，尤其是比成都市的消费券发行面更广。因为它除了穷人或社会弱势群体外，还包括了所有企业退休职工和全体中小学生。这也表明财政实力雄厚的杭州市政府不怕“摆阔”或“曝富”。
最后结论：消费券是食品券的衍生品，其功能应该以“社会保障”为先，“刺激消费”为次，因此，在消费券的发行上，必须要有选择性，不能搞大锅饭或平均主义。因为普惠制的消费券不仅是对“正义”与“公平”的莫大嘲讽，而且更是一种历史意义上的社会倒退。特别申明：像只有2300万人口的台湾小岛发行“普惠制”消费券，只是一种个案，不值效仿。扩大内需，情有可原，但不能不择手段而滥发消费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