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上海浦东变成香港和海外华人的新租界
赵伯平
三十年前，如果是由我来提议在深圳搞经济特区，那些满脑子计划经济的人们一定会说“你疯了，你白日做梦。”
三十年后，国家已大大进步，相信我的“新租界”一说，不会被国人不加思索地当作荒唐。
一个设想
先由香港特区政府牵头，以股份募集的方式，面向全世界华人，组建一家类似东印度公司那样的财团。
再由该财团向上海地方政府承租浦东新区（以下简称新租界）100年的经营管理权，在新租界内实行香港的行政、经济、法律制度，包括行政长官的选举。
五点理由
首先是上海打造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需要。
如果关起门来比高低，上海无论是硬的基础设施、人均GDP，还是软的管理水平、海派文化都无疑是中国第一。不要说四个中心，八个中心也算得上既成事实。
但上海现在的目标是在四个中心前面加上“国际”二字，这就有点缺乏自知之明。我可以肯定地说，仅仅靠上海本身的体制和文化，绝无建成四个中心的可能。
在全球大国之路上，何以西班牙反超葡萄牙、荷兰反超西班牙、英国反超荷兰、美国反超英国？终极的原因只有一个：后发国的文化、体制优越于先发国。反观东方的日本、亚洲四小龙为何反超不了美国，终极的原因也只有一个：后发国的文化、体制比不上先发国。
上海建设四个中心，不缺硬件，不缺脚下的广袤市场，单纯文化、体制。文化、体制上的突破，政府无能为力、自我无能为力，只能靠外部冲击，只能靠国家、民族能够接受的香港和海外华人。
过去，旧上海曾经凭借“租界”的体制，凭借“租界”对各种各样的事业，各式各样的文化的包容，锻造出一种迥然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冒险”文化。“冒险”文化让东部沿海的小上海一跃而成为远东地区的大上海，“冒险”是上海城市的源动力。
今天，上海四个中心的建设依然要靠“冒险”，靠将“冒险”作为上海城市精神的灵魂来锻造。只有“冒险”，才有创新；只有创新，才有四个中心。
上海四个中心的建设不但依然要靠“冒险”，靠“冒险”文化的复兴，而且依然要像过去那样，靠“租界”来复兴，靠“租界”内的能容纳下各种各样的事业，各式各样的文化的新体制来复兴。
其次是沪港两地合作双赢的需要。撇开意识形态不谈，香港有先进的文化理念、完备的市场机制、大量的全球化人才、国际金融航运中心的运营经验，但对拓展大陆市场而言，地理位置偏、地理空间小。上海位居长江的出海口，南北的交接处，具备建立国际大都市的硬件，但文化、体制方面的障碍显而易见，且无法摆脱。
我们有关“新租界”的设想，正好嫁接了两地的资源优势，香港从此有了一个拓展大陆市场的桥头堡，上海从此融入国际先进的文化、体制，互补互利，皆大欢喜。
再次是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新租界”的承租人是香港和海外华人，大陆在感情上能够接受；“新租界”内实行香港的法律、选举制度，从根本上符合中国的宪法。
第四是最大限度地激发海外华人报国爱乡的热情。炎黄子孙向来有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一说，“新租界”对吸纳广大在海外取得成功的华人归国投资兴业，无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第五是有利于两岸的和平统一。“新租界”的推出将向世界表明：共产党执政下的大陆坚持改革开放，促进民主政治的愿望是认真的，不可逆转的。从长远看，对两岸和平统一的巨大促进作用不可小视。
赵伯平简介：独立思想者，主张传统文化糟粕乃中国企业病根的第一人。长期致力于中国企业管理进化的一揽子研究，先后出版过的著作和培训光盘有《中国企业的病根子》（名列“2006年影响中国企业管理的十本团购图书”之一）、《三阶梯管理》、《以权威破除权威》、《老调新谈》，业已形成一个从中国企业的病理分析、到管理模型设计、到可供操作的变革路线图，首尾一贯，环环相扣的完整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