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刺激农民消费问题与韩和元先生的商榷

　　针对美国《侨报》1月30日刊载的《农民消费无须刺激》一文(http://cn.chinareviewnews.com/doc/1008/7/3/2/100873221.html?coluid=59&kindid=0&docid=100873221&mdate=0131001921)，我于1月31日在价值中国网、人民网、新华网、中评网等网络媒体发表《刺激农民消费是短视之举么？》一文(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156729.html)提出质疑。我主要是从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现状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情况，阐述了拉动内需时首选农村的必然性。同时也通过经济的良性循环探讨了农村消费市场打开后农民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问题。

　　文章发出后，同为价值中国网专栏作者的韩和元先生除在价值中国网发表跟帖与我进行讨论外，还专门在“光明观察”发表《现有国力还不足以建立全民社保站不住脚》一文(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2/06/content_885240.htm)，对他的观点作了更为详尽的论述。韩先生是个很博学、很认真也很愿意争论的人，在许多方面值得我学习。对韩先生文中提及的相关重点内容，我愿意在这里一一与他进行探讨。

　　第一，农民会不会把钱花光？

　　韩先生似乎很担心刺激农民消费之后，农民花光了钱怎么办？他说，“但问题是如此一来，这些花光了钱而又没有后续收入支撑的人，他们又将怎么办呢？人都是要活命的，不仅他们要活，他们的家人也要活命的，社会保障没有建立，那么他们还能够做什么呢？杀人？还是抢劫？还是等着饿死？”可是韩先生却忘记了，中国农民有着更为深刻的传统文化背景，这种背景突出体现在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家中有粮心中不慌，体现在做事留有余地、不能寅吃卯粮的消费观上。所以，不管中央采取怎样的刺激措施，只要不是强迫命令，绝大多数的农民也不会不顾一切地疯狂消费，不会竭泽而渔，把家产全都拿出来购买耐用消费品的。因此，韩先生所提出的农民把钱花光的假设，是不成立的。既然这个假设不成立，我们也就没有太多必要去讨论农民花光了钱怎么办的问题了。

　　第二，如何判断农民身份？

　　随之而来的便是农民身份问题。按理，这个问题已经与我们开始讨论的刺激农民消费的主题无关了，但既然韩先生认为有必要讨论，那我们也只好奉陪。其实本来这个概念也没什么讨论的，因为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是农民，这是任何词典上都有的定义。教师啊、工人啊、学生啊、医生啊、自由职业者啊、个体户啊，等等等等，几乎仅从字面上就可以很容易理解其含义。但是由于有了农民工的概念，所以韩先生认为，“从思想和意识上来判断的话，事实上他们已经是完全的工业国民而不是农业国民了”。国民的概念，大概并不是韩先生的发明。我上网搜索了一下，刚好看到白中伟先生的《根本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从社会身份开始》（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cyshx/t20070329_11392.htm）一文，其核心观点便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就是去掉“农民工”指称，改称国民。可是韩先生也好，白先生也好，似乎都忘记了，大家本来就都是国民，如此一来，岂不是分不清都是什么国民了么？这是对职业概念和国民概念的混淆。

　　而且，韩先生所理解的“思想与意识”也不是判断国民具体身份或职业的科学标准。试想，如果一个中国人具备了外国人的思想与意识，难道我们就能因此而称其为外国人吗？职业与身份的判断跟思想与意识无关，而主要应该看当事人从事什么职业。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属性，才能便于认知和统计。

　　农民和农民工，并不是同一个概念。2006年初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文件，http://www.gov.cn/jrzg/2006-03/27/content_237644.htm），对农民工概念作了比较清晰的界定。文件指出，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从事非农产业还是农业，是区分农民工与农民的重要标准；而户籍是城镇还是农村，则是区分城镇职工与农民工的重要标准。

　　第三，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建立？

　　韩先生的文章以“现有国力还不足以建立全民社保站不住脚”为题，但他所说的“现有国力还不足以建立全民社保”并不是我的提法，而只是韩先生与事实不符的推断。我的原话是，“至于社会保障，我想它的建立与完善，主要还是取决于国力的强大。当一个国家越来越富裕、财力越来越雄厚的时候，这方面的工作便会加强。美国如此，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即便是在当今中国，也是如此。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工作会明显好于欠发达地区；其最低生活保障线也会比欠发达地区要高出许多。”由是观之，如果说我的说法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有关的话，那也只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主要取决于国力的强大”，而并不是韩先生所说的“现有国力还不足以建立全民社保”。这是明眼人一看便知的。

　　至于韩先生文中所举的日本、台湾大力发展教育的例子，结果是我们都看到的事实，但按我所掌握的知识，个中的一些情况却似乎与韩先生所说的有出入。出入之一，这两个国家和地区当时是不是象韩先生所说的那样“经济很落后”；出入之二，如果当时它们的经济真的很落后，那怎么可能会象韩先生所说“大把的花钱投入教育中”？如果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怎么可能饿着肚子办教育？如果是在百姓能够吃得饱的基础上办教育，那又怎么能叫经济很落后？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更是如此了。韩先生说，“如果当初我们国家建立起了养老体系，你说我们今天会背负这样沉重的人口负担吗？”是啊，当然不会。问题是，我们新中国成立才六十周年，实行改革开放才三十周年，完全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在六十年代初期我们还不得不与饥荒作斗争，哪里还有财力物力来完善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四，公款消费能够用来替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吗？

　　由于韩先生自己提出了“现有国力还不足以建立全民社保”的假定目标，于是他又通过对“中国当前的国力真的还不能够去建立这个体系吗？”的问答，来批驳他自己提出的假设。他的主要依据便是，中国官僚体系的庞大和官僚浪费的惊心动魄。按照他从媒体上所获得的来自不同年度的统计的加总，公车消费4000亿，公款吃喝2000亿，公费出国3000亿，加上他自己认为可以添加的1000亿，大体可以得出三项合计10000亿的结论。韩先生认为，“我们如果能够将该数值减半，也就是说每年节省5000亿，再将那九万八千八百五十九点二亿元人民币的国有资产注入，只需几年，这笔钱建立起一套初级的社会保障体系我想应该是绰绰有余的了。”可是，韩先生有没有想过，三公减少一半的话，意味着什么？政府机关的正常工作如何得到保证？

　　第五，统计的无奈。

　　我们注意到，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也将统计工作纳入了其中，强调“加强和改进农民工统计管理工作。充分利用和整合统计、公安、人口计生等部门的资源，推进农民工信息网络建设，实现信息共享，为加强农民工管理和服务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输入地和输出地要搞好农民工统计信息交流和工作衔接。”

　　国务院的这个原则要求是如何贯彻的，我没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据我所知，在我国，人口普查每十年进行一次，非普查年度则每年进行一次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每五年进行一次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按照这样的调查频率和规模来看，搞准农民工的统计恐怕比较困难。如果按照韩先生缩减政府开支的理论，则这项统计就更无法开展了。我想统计部门也好，公安部门也好，人口计生部门也好，主观上并不会象韩先生所想象的那样“拒绝将这一群体纳入统计口径”，更不可能象韩先生所说的那样认为“农民不配享受失业统计权”，而只是因为条件不具备，统计有难度。韩先生如果对“亦工亦农、流动性强”且“户籍在农村”的农民工的统计工作有什么高招，也欢迎提供给统计部门参考。

　　第六，平等是相对而言的。

　　韩先生对我所说的“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工作会明显好于欠发达地区；其最低生活保障线也会比欠发达地区要高出许多”的提法似乎感到不解，甚至“颇是惊诧”，并质疑说共产党既然是将追求人人平等这一愿景作为目标的，那么要么所有的人都不建立，要么就都建立，凭什么一部分人建立而另一部分人却不建立呢？韩先生的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倒是着实让我吃了一惊。韩先生知道不知道，在我国，连职工工资和奖金都有地区差，同样级别的干部因为所在地区不同，工资资金可能相差很大；韩先生不会不知道，不同企业、不同单位的员工工资会有不同；韩先生大概也不会没听说小平同志提出的“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既然如此，怎么就对我上面说的话表现出那么难于理解的样子呢？韩先生好象是博士出身，那不妨从韩先生自身出发来研究一下好了，假定韩先生拿的是博士工资的话，是不是同一年毕业的分到不同单位的所有的博士都拿的同样数额的工资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韩先生为什么不说这没有体现“人人平等”呢？如果真的是人人平等，那高中毕业生的工资也应该跟韩博士的工资一样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