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资本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日常生活中真实而又具体的一部分。当我是一个男孩的时候，我们家离开了巴西东北部的贫困农村，去了圣保罗。我的母亲是一位拥有巨大勇气的非凡女性，带着孩子一起背井离乡，前往巴西的工业中心去寻找更好的生活。我的童年与许多来自贫穷家庭的男孩没有任何的不同：非正式的工作；非常少的正式教育。我唯一的文凭是机床操作员，来自于“国家工业服务”的一个课程。
我开始经历工厂生活的现实，它让我意识到了自己天生适合做工会领导人。我成为圣保罗郊区圣贝纳多金属工人工会的一员。我成为了该工会的主席，并以这一身份领导了1978-1980年的罢工。这场罢工改变了巴西工会运动的面貌，并在使当时处于军事独裁的巴西恢复民主政体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工会运动对巴西社会的影响，促使我们建立了劳工党(Workers' party)，劳工党将城市和农村工人、知识分子以及公民社会的活跃分子集合在一起。巴西的资本主义在当时不仅仅是低工资、有损健康的工作环境以及镇压工会运动的问题。它还体现在经济政策、一整套的政府公共政策，及其对民权的束缚上。我与数百万名其它工人都发现，仅仅要求更高的薪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还不够。最根本的是，我们应该为公民权利乃至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层次重组进行抗争。
在2002年当选巴西总统之前，我曾参加并输掉了4次竞选。在野时，我对我国形成了真切了解。在与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我反复研究了我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选择，当时，我国社会徘徊在世界边缘，上演着一幕滞涨和深度社会不平等的戏剧。但我对巴西的最好了解，来自于通过“公民权大篷车”与人民的直接接触，这辆大篷车带着我走访了数万公里。
当我就任总统时，我发现自己面临的不仅仅是严重的结构问题，还有（最重要的是）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遗产”。我们大部分州长，甚至于那些过去推行改革的，都只是在为那些少数人治理国家。他们所关心的巴西，只有三分之一人口才是重要的。
我继承的局面，不仅仅充满了实际困难，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这些偏见有可能瘫痪我们的政府，并导致巴西经济陷入停滞。有人说，我们不可能在不威胁到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实现增长，更别提增长和财富分配的美梦了。我们将不得不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之间做出选择。我们要么接受全球化经济的无情要求，要么注定陷入致命的孤立。
在过去的6年内，我们打破了那些鬼话。我们的经济获得了增长，同时享受到了经济稳定。伴随着经济增长，数千万名巴西人走入消费市场。我们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4000多万人发放了救济。我们确保了全国最低工资的增长一直快于通胀率。我们使信贷通道民主化。我们创造了1000多万个工作岗位。我们大力推行了土地改革。我们国内市场的扩大，并未以牺牲出口为代价——出口额在6年内增加了两倍。我们在没有损害主权的情况下，吸引了巨额外资。
所有这些使我们能够积累起207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让我们免受产生于资本主义中心、威胁着整个全球经济结构的金融危机的最糟糕影响。
没有人敢在今天预测资本主义的未来将会是怎样。
作为一个被形容为“新兴”的伟大经济体的总统，我所能说的是我希望这场危机将会催生什么样的社会。它将回报生产，而不是投机。金融部门的职能将会是刺激生产活动，同时，它将成为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严格监管对象，借助认真且有代表性的组织。国际贸易将不会受到保护主义的影响，目前有危险的迹象显示，保护主义正在抬头。改革后的多边组织将会开展一些支持贫穷和新兴经济体的项目，以减轻给当今世界留下伤痕的失衡。一个崭新、民主的全球治理体系将会出现。新能源政策、生产体系及消费模式的改革，将会确保如今受到全球变暖威胁的地球得以生存。
但最重要的是，我期待一个没有经济教条的世界，这种教条侵袭了许多人的思想，被当作绝对真理。反周期性的政策不能只在危机已经发生的情况下采用。像巴西一样提前采用的话，它们能够确保一个更为公正和民主的社会。
正如我在开篇所说，我不认为抽象的概念有多么重要。只要以人作为本，以人为核心，人们把危机过后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叫作什么，不是我所关心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