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 2

6、社会矛盾会增加，但不太可能导致大的社会动荡

经济危机中社会矛盾的增加甚或激化，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此，在历史上发生历次经济危机中，总会伴随不同程度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甚至社会动荡。

在 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大量财富的消失、大面积的失业、生活的日益艰难、越来越绝望的情绪，使得当时美国乃至西方主要国家的社会矛盾不断尖锐起来，社 会开始成为一个火药桶。其中很有名的就是美国退伍军人的抗议活动及其由此引起的震荡。1932年，大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退伍军人，为了获得退伍 补偿金和工作机会，集聚在华盛顿，举行持续了长达两个月之久的抗议活动。虽然组织严明有序，不让激进分子参加，但依然遭到了胡佛命令的，麦克阿瑟亲自指 挥，巴顿为先锋的军队的镇压。因为他们认为退伍军人的抗议有可能引起社会暴乱。武力镇压导致两名退伍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1933年3月退伍军人又陆续 返回华盛顿。到了5月份，已有3千人住在为他们而设立的帐篷里。但这时候罗斯福总统已经就职，新政杠杠展开，他下令陆军将功补过，在华盛顿外围的一处旧军 营里设立住所，让老兵住进去。第一夫人亲自前往营地视察，还和老兵们问寒嘘暖，共唱圣歌。1934年6月份老兵就拿到了第一笔战争奖金。抗议事件总算和平 解决。

2001年年底，阿根廷由于债务问题而出现了一场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被看作是自1891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最终演变成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2001年12月19日，阿根廷爆发了10年来最大规模的暴乱，政府被迫宣布戒严，经济部长及总统相继辞职，随后两周内连换5任总统。

本 次金融危机发生后，虽然危机原发地的美国大体太平无事，但欧洲却爆发了多次较为严重的社会冲突。2008年10月，希腊国营和私营企业的数百万工人举行全 国大罢工，抗议政府的经济政策。罢工使希腊的交通和公共服务受到严重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整个国家陷入瘫痪。同年12月，希腊发生大规模骚乱。骚乱除了 在希腊全国蔓延，随着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安情绪波及到欧洲其它国家，甚至有欧洲有年轻人喊出了“欧洲革命”的口号。元旦前夜，在受金融危机首波冲击最严重的 冰岛，数百名示威者闯进总理召开的每年例行的常务会议的会场，同警察发生殴斗，造成一名警员受伤，并对总理进行追打，向全国电视直播的会议被迫中断。有媒 体分析希腊动乱的原因时认为，骚乱的发生与金融危机不无关系，“当国家经济每年保持3%到4%的成长率，社会弊端尚可粉饰掩盖，但当时至今日经济恶化，所 有问题便像火山爆发”，因此，“任何一个社会事件，都足以点燃街头火炬”[29]。

危 机中社会矛盾的增加甚至激化，无疑是必须正视的问题。但同时也有可能产生另一个倾向，即对社会矛盾的严重性产生夸大性误判。在这种情况下，对由金融危机导 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进行准确的把握，并理性地处理此类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危机的转化，特别是失业的大面积发生，社会 矛盾和社会冲突增加的趋势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但同时要看到，就总体而言，这次金融危机引起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在国际上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

这 当中首先一个值得重视的直接因素就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对危机的应对，其处理危机的能力和方式，不仅与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有很大不同，即使是与 1997年金融风暴时候比也有明显区别。在30年代大萧条时，那时各国政府基本是各自为战，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有的国家甚至是以邻为壑。1997年金融 风暴发生时，冷战刚刚结束，各国政府协调性程度很低。而这一次则是各国政府联手，国际社会救市的速度非常快，也非常有力度，中国政府也积极参与了这次国际 合作。加之有1997年处理金融风暴的经验教训，各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比较有效的。尽管有时候政府的干预对于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功效有限，但对于缓解危 机严重程度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其次，就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而言，已经远非30年代大萧条发生的那个时代能比。那时候，生活水平一降低 就会威胁到基本生存，而现在即使是经济危机发生了，对人们生存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而且，由于二战以来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社会安全网络已经与30年代大萧 条时有了质的区别。就此来看，金融危机引起大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也是需要考虑在内的，即这次金融危机来源于外部，这种认识会提 高人们对危机中一些问题的忍受程度。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内对群体性事件的警惕性明显增强，有人断言2009年将是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年。但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

就 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有可能引起社会矛盾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如果股市或房地产崩盘造成的大规模财富消失。二是由于企业破产倒闭或裁员引发的失业下 岗，导致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三是可能的通货膨胀导致的社会动荡。但这些因素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并不是线形的，其实际的结果还要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的作 用。比如，在2008年年初，有经济学家就认为，若股市崩盘将引起一次大规模社会危机。还有学者不断提醒，如果中国房价急剧下跌，会引发社会大动荡。然而 一年多的事实证明，在A股市场发生70%深幅下跌，股市市值蒸发掉20多万亿（当然不全部是真金白银）的情况下，并没有引起导致社会动荡的事件，甚至连大 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也没有发生。失业问题对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影响要更为直接，前一段时间在珠三角地区由此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不久前《财 经》杂志与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合作进行的百位经济学家调查显示，90％的经济学家认为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失业人数增加”[30]。 但尽管如此，还需要看到如下几个因素的作用。第一，这次失业涉及的最主要的群体是农民工。第二，大部分农民工失业后仍然有地可种。第三，失业后返乡的农民 工是高度分散的，其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并不大。当然这不是说农民工失业问题不值得重视，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直接引起大规模社会动荡，而 更多地是在于引发农民增收的困难以及由此导致的农村经济社会危机的深化。

值得警惕的倒是在有关调控措施开始发挥作用，经济出现复苏的时候， 如果这时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可能会更为严重。各国政府在刺激经济时的大量投入，过分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到时候国际市场大宗商品 价格的上涨，都有可能加大通过膨胀的可能性。在前些年国企改制导致的大规模失业下岗浪潮中，社会动荡之所以没有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经济比较 低迷，物价也比较低。当时我们曾有一个结论，飞涨的物价将会是压垮城市底层的最后一根稻草[31]。但通货膨胀导致社会动荡，必须是通货膨胀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货币大幅贬值。但在目前中国的产能已经全面过剩的情况下，恶性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大。但这个因素无疑是需要特别警惕的。

因 此，在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中，对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要有清醒的头脑。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估计过于严重。在目前的情 况下，尤其要防止的是后一种倾向。对于社会稳定问题，要有一个总体性的判断。对此，我一直讲三句话。第一句话，经济快速发展；第二句，政治基本稳定；第三 句话，社会矛盾突出。经济持续增长为我们解决很多问题提供了余地，很多事情发生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还是经济萧条的时期是完全不一样的。政治基本稳定是 说，对于目前的政治制度的框架，人们基本是认同的。退一步说，尽管人们对其也有种种批评，也确实存在诸多的弊端，但至少绝大多数人认同目前也只能如此。同 时也要承认社会矛盾是突出的，但对这些社会矛盾的性质与特点，要有恰如其分的把握。概括地说，尽管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会造成较大的冲击，由 此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会增加，但即便如此，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社会治安有可能明显恶化。

7、重建信心是走出危机的关键

在 金融危机中，无论是原发地危机按照逻辑的深化和蔓延，还是对其他地方产生的冲击，其中一个重要的链条，就是对于信心的摧毁。而且还可以说，在危机向外部产 生冲击的过程中，信心的因素就占有一个更重要的地位。有人至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说，“全球金融危机除美国外，其他地区都是信心造成的”。这样的说法当然是不 准确的，但也说明信心这个因素在危机中的极端重要性。

经济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信心危机。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描述30年代大萧 条时这样写道：许多人自小就相信，谁卖力气，谁就有出息。现在呢，不管勤的懒的，一概倒霉，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丧。李普曼当时就写道：“整个民族精神不 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可以说，金融危机决不仅是一场经济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社会的危机；它不仅是一 场在社会的经济层面上发生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发生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危机。金融危机中信心的重要性是在于，金融危机导致信心的下降，而信心的下降会进一步 恶化危机。

危机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一种是实在的影响，一种是对人们预期的影响。最后可能会造成“自证预言”。“自证预言”是社会学家默 顿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先入为主的一个判断，无论它的准确性如何，都将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一个人接下来的认知和行为，最后使这个无因由的判断实现了[32]。 通俗地说，一件事情可能本不是这么回事，但人们都把它当作这么回事，最后还真就成了这么回事。人们经常举的例子就是，比如某银行本来是在正常经营，但在特 定的背景下，人们传说这个银行经营不善，快要破产，如果不尽快提款，存款就要泡汤了。结果人们急急忙忙加入到提款的行列，而银行也真的因为一时无法应付过 于庞大的提款队伍而宣告破产。这个例子表明，由于市场是一种非组织化的人群所参与的场所，这种自证预言常常会通过影响人们的认知而对市场本身发挥重要的作 用。因为市场中的行为往往受预期的支配。比如在股市中，牛市的预期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股民把更多的金钱投入进去，结果可能是使股市走牛。而当熊市的预期形成 的时候，这种预期又可以使人们慌忙地逃离股市，从而造成股市大幅下跌。

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自证预言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从一定意义上可 以说，危机是一个互相感染的过程，这种互相感染最后甚至能成为左右危机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危机的走势取决于个人、企业、银行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以预期 为前提的。比如，个人对职业和收入前景的预期会影响他的消费行为，企业对行业和市场前景的预期会影响其投资行为，银行对前景的预期会影响其对贷款的态度等 等。因此，在面对危机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信心。1933年3月4日， 罗斯福终于成为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罗斯福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告诉美国人:“我坚决相信，我们唯一引为恐怖的只是恐怖本身。”温家宝总理在谈到美国金融 危机时曾说。“在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第一重要的是信心。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 在2008年10月举行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指出，这次会议确定把应对金融危机作为主要议题具有现实意义，我对应对这场危机认为应当做的可 以概括为六个字，那就是“信心、合作和责任”。所谓信心，就是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当尽快地采取果断措施，稳定金融市场，从而使人们获得信心。 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措施，并初步见到了效果，但是现在看来还不够，还要继续努力。

在危机中重建人们的信心，首先要做的就是 要制止恐慌情绪的蔓延。经济危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其爆发往往是很突然的。当然这不是说经济危机发生前没有任何预兆，学者们更可能在事后发现危机发生前 的种种蛛丝马迹。但尽管如此，危机的确认，往往是在重大的灾难性事件发生之后，比如人们往往称之为“黑色星期几”的股灾，比如著名的银行或金融机构的倒闭 等等。在30年代大萧条时是1929年10月24日那场著名的股灾，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则是雷曼兄弟等金融机构的倒闭。在雷曼兄弟及美林等金融机构倒闭的 最初一段时间，全球金融都出现了恐慌，许多国家股市暴跌，一批金融机构相继出现倒闭。如果这种恐慌不能得到及时的制止，情况将不堪设想。幸运的是，包括中 国在内的全球各国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救市计划，有效地制止了恐慌的蔓延。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基本的共识开始形成，即尽管这场金融危机本身的情况相当严重， 甚至有人认为可能不逊于30年代那场大萧条，但形成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严重衰退的可能性并不大。

在危机中重建信心，不是要说要粉饰太平， 也不是对问题讳莫如深，更不是对有关的举措不能讨论争论；重新信心最关键的是要有重建信心的机制。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 美国人信心的恢复是在罗斯福当选，而新政的那些政策还没有出台的时候。从中可以看到大选对于信心恢复的作用。中国的情况与此不同。中国具有独特的信心资 源。在中国，信心的拐点取决于政策信号。此种情况下对政策信号的要求不是多，不是狂轰滥炸，而是有效性。自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加强与世界 各国的合作，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应对危机。特别是2008年11月9日， 中国推出了扩大内需的10项措施，确定了4万亿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一些经济刺激措施，其实既是经济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关于 “4万亿”发挥效应的时间，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7％的经济学家认为“4万亿”发挥效应时间是2009年一季度，33％认为是2009年二季度，53％认 为是2009年下半年，3％认为是2010年，只有4％认为“作用不大”[33]。这表明，至少在专家那里，中国经济的前景已经开始变得明朗。尽管这些经济刺激计划对于解决一些深层的问题还很慢起到有效的作用，有的可能还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但对于危机中信心的恢复来说，是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在 中国，股市的回暖将会是社会恢复信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从技术的层面来看，中国的股市不但跌得早，而且是在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实质性影响发生前就已经一步跌 到位，现在已经有了触底反弹甚至反转的条件。其次，股市对经济的反应一般要提前半年左右的时间，而对中国经济的预测是2009年下半年甚至更早会出现回 暖，因此股市的反弹甚至反转，具备经济条件的支撑。更重要的是，股市牵连到经济的许多方面，比如企业的融资功能，比如个人的消费行为。在这当中尤其是要看 到，近一年多来中国股市的巨幅下跌，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就显得尤为突出。股市的回暖不仅可以使大量的现金解 套，而且会改变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因此，可以考虑将股市反弹，作为撬动信心恢复的一个杠杆。

危机条件下信心的恢复还取决于社会和市场中的确 定性。近些年来，市场秩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毒奶事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家上造成中国的食品危机。市场的非规范化几乎毁掉了一个产业。在金融 危机下，市场秩序恶化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剧了。最近网上的一个帖子讲道：我朋友是开电脑公司的，最近他接到一笔很大的订单，一家大公司要50台电脑，用在办 公上。这家大公司的工厂有几千人，该公司开出的条件也很优厚，如果能接下来，可以说，利润相当丰厚，但是要电脑公司先供货，2周后结算。朋友觉得现在生意 难做，难得有这么大的订单，虽然有风险，但是觉得这么大一家公司，应该没有问题吧？就先发货给对方了，没想到，前天去该工厂查看时，发现那家公司的老板已 经跑了，几千名工人12月的工资没有了着落，办公室门口还聚集了几十家供应商，都在催要货款。他提醒人们，如果大家所在的公司突然接到很大的订单，一定要 擦亮眼睛看清楚，以免上当受骗！在他的帖子之后，很快就有一个跟贴，表示遇到类似的状况，并留下电子邮箱[34]。市场秩序恶化的结果，将会是交易成本的上升。这对市场信心的恢复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8、危机中最重要的机遇是转变发展方式

在 有关这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讨论中，人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即这场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如何理解这个机遇？目前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 大幅度下降，趁机建立资源储备是一个机会；世界上其他地方出现空白，我们填补进去是一个机会。但我认为，最大的机遇，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下决心进 行社会变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理解机遇的前提是理解挑战。这次金融危机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场挑战，而且是一场严峻 的挑战，对此也许没有人会有不同意见。但问题是，这种挑战是一种什么样的挑战。仅仅是国际上的经济衰退造成了我们出口的下滑？仅仅是我们的实体经济增长速 度下降？也许这场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最大挑战，是冲垮了我们过去的发展方式，是我们过去的发展方式在新的背景下无法持续下去了。而这里说的无法持续，不是指 在金融危机这样一种特定的背景下无法持续下去了，而是说，它标志着一种发展方式的终结。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面对这场危机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将其 作为一个突如其来的挑战加以应对，而忽视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和结构的调整，不但会错过转变发展方式的大好机会，很可能会导致过去那种传统发展方式的回归。 就此而言，可以说是短痛易止，长痛难消。

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转到以内需为基础的发展上来。解决内需问题在今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面临的是内需的问题，我们今天面临的也是 内需的问题。而内需问题，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是一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以加大投资力度为主调的经济刺激措施可以在一时 之内将GDP的增长速度拉动起来，可以将大量的产品生产出来，甚至通过其他的努力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改善产品的性能，但假如东西卖不出去，一切都无从谈 起。但如果不能通过社会变革解决一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需要具备的基本社会条件，导致今天危机发生的一些深层的、根本性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从这个意义 上说，我们今天不能只是一般地谈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这种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应当围绕内需问题来展开。内需是连接经济与社会的重要环节。

在 目前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中，或隐或显地存在这样一种假设，即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是由美国和西方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衰退引起的，而金融危机无 论如何也是一个插曲，西方国家经济的回暖只是时间的问题；一旦西方的经济回暖了，我们过去那种发展模式不是又可以持续下去了吗？这个假设是存在问题的。首 先，西方经济的回暖可能比人们预想的要慢；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给了西方社会一个很深的教训，在危机中和危机后，改变过去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将会渐成趋 势；更重要的是，其实是如果没有这场金融危机，我们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的模式也已经快走到了尽头。因此，趁着金融危机的压力，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 今天的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但问题是，内需和市场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折磨我们的社会已经有超过至少10年的时间了。在这 10多年的时间里，可以说内需是启而不动、扩而不大。这表明，也许我们过去启动内部的思路有问题，真正阻碍内需形成的关键性因素没有解决。内需问题不是一 个简单地让老百姓花钱的问题。30年代大萧条及罗斯福新政给我们的一个直接启示就是，要通过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通过社会结构的转型，通过相关社会制度的 建设，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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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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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力夫，1994。《身残志坚罗斯福》，世界知识出版社。

莱维•巴特拉，1988。《1990年大萧条》，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李庆余，2006。《看美国如何构建社会和谐》，http://tieba.baidu.com/f?kz=147614468

李昀，2007。《富兰克林•罗斯福》，《人物》杂志第2期。

罗伯特·默顿，2006。《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译林出版社。

孙立平，2000。《内需不足的社会学分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0月号。

孙立平，2003。《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收在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威廉•曼彻斯特，1988。《光荣与梦想》，商务印书馆。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

[34]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3&id=2625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