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评点”手记
蔡朝阳
我家的菜虫虫小朋友，刚刚进入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第4个年头，我已经在离家最近的幼儿园给他报了名，他就要过上集体生活了。以前，我曾害怕孩子会受到不友善的教育，长此以往变得不再拥有对天地万物的天真好奇和爱。但我现在渐渐减轻了这种担忧，包括“华德福”在内的一些教育思想，不断确证我以前的一个认识：孩子自身的体验是最重要的。对于菜虫虫而言，重要的是他必将学会独自面对这个世界，而不是被父母的溺爱包裹起来。而我的责任，可能仅仅是在他面对困难时，与他站在一起。
即便菜虫虫将来读小学，小学教材还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三套一样，我也减去了不少担忧。原因有三个：首先是我们学会了历史地看问题。和20多年前的小学教材相比，现行小学教材从观念到文本各方面都有显著进步。如果还要批评，那不是找茬，而是要求更高了。其次，即便目前还有种种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我们现在有了丰富的课外读物，比如那些五彩缤纷的绘本。每次带菜虫虫到书店，置身于高质量的绘本间，我会生出一种陶醉感：世界多么美好啊！第三，就像过去20多年来小语界前辈们持续推动的进步，我坚信未来这种进步仍会继续甚至加速。我相信，编写小学教材的专家们，会和我自己一样，将更懂得孩童，更懂得教育，将会更具备一种普遍的对人本身的温情，并将之注入到教材之中。
因此，我们在评点这三套教材中有关母亲、母爱的文章时，尽管有时看似苛求，但其实心里充满了甜蜜的爱情。“母亲”，那诚然是世界上最为动人的一个名词，我们不愿意有任何一种扭曲的东西亵渎她；而“孩子”这个词语，则会唤起我们全部的柔情蜜意，我们预备着要给予他们最为真挚的祝福。正因为我们心里充满着对母亲的爱，充满着对每一个孩子的爱，因此在评点时难免求全责备。试问哪一位父母，会拿着假冒伪劣的奶粉，喂入孩子嗷嗷待哺的嘴唇？我们的全部奢望，仅在于，希望孩子们能慢慢成长，去度过他完整的童年，享受他能享受到的全部美好人生。
三条原则
我们考察的三套教材，分别是北师大版、苏教版和人教版。三个版本的教材中的每篇文章，其优劣差别是存在的，我们通过星级评定的方式来呈现。“优劣差别”这个词首先说明它们各有优点，但我们不准备歌功颂德，因为如果用现代教育的尺度来衡量，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很多。
我们的判断主要依据以下三条原则：
首先是价值观念上的，即这些选文是否符合公民社会价值多元的要求。比如，是否将母爱当作母爱本身，而非一种残缺的、滥情的、扭曲的、专制的情感。在对待孩子的时候，是否将孩子看作与父母平等的独立个体，是否承认孩子的个性发展等。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封建时代很长，专制的遗留不少，威权的家长制也不鲜见。鲁迅分析过传统中国专制权力的金字塔结构，认为妇女和孩童一直处在这个权力结构的最底层。至今，五四时代便呼吁的给孩子们以孩子的待遇，仍没有全部兑现。很多专制观念，残存于人们的心中，人们却习焉不察。
其次，基于对事实本身的基本判断构成第二条原则。再伟大的道理也需要用真实的事例来表现。很多课文，由于不合适地采用了一些虚假的材料，其意义大打折扣不说，有的甚而走向其反面。又则，课文想要讲述的事实可能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教材文本的拙劣，最终使得这个真实的故事更像一个假故事。
第三：教育的适切性原则。胡适云：光做好事是不够的，必得用好的方式去做。具体到教材，就是要尊重孩子的生理、心理发育规律和认知能力，不要总是趋向于说教和灌输。说教和灌输，很大原因在于成年人的自以为是，从而将观念强加于人，不尊重孩子自身的世界。
四大缺失
综观这三套教材的问题，我们概括出四大缺失。
一、经典的缺失。
所谓经典，卡尔维诺这么表述：“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卡尔维诺《为什么要读经典》P3，译林出版社2006年8月版。）因为孩童所处生长阶段的特殊性，因为经典本身的重要地位，我们期盼在教材中能有更多的经典作品。但这三套教材中有关母亲和母爱的文章，来自经典的文本并不多，并且时有篡改。苏教版一共17课，只有4篇可称经典。并且原来琅琅上口的《游子吟》，被费尽心思地包裹起来，仿佛家里新买了空调，在室内机上还要颇费气力地加做一个木套，并沾沾自喜以为是伟大的发明，其实臃肿而赘余。《少年王冕》节选自《儒林外史》，但只要翻开原著对一下，几乎每一句话都作了改动。
北师大版倒是有《游子吟》原文，但包括这首诗歌在内，23篇课文中，真正属于公认的经典的，也只有4篇，另外3篇是泰戈尔的《新月集》选、托尔斯泰的《穷人》和罗大里的《不肯长大的小姑娘》。其中罗大里的还是“山寨”版。人教版中更少一点，22篇文章，属于经典的，只有两篇，分别是选自《爱的教育》的《卡罗纳》和托尔斯泰的《穷人》。
其实，涉及“母亲”的经典文本可谓众矣，舍经典文本而不用，原因不外乎二：不是出于对中外经典的无知，就是为了某种观念的灌输。
二、 儿童视角的缺失。
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一文中说，“儿童应该读文学的作品，不可单读那些商人杜撰的读本。读了读本，虽然说是识字了，却不能读书，因为没有读书的趣味”（《儿童文学小论》P37，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仅就这三套教材的课文来看，有赞美母亲的，有提倡发明的，有呼吁保护环境的，有歌颂伟人的……大部分都重在说教，极少有真正符合童心，富有童趣的。如苏教版一年级上册里的《汉语拼音儿歌》，处处是教育与禁止：“大喇叭里正广播，爱护大佛不要摸”，“弟弟河边捉蝌蚪，哥哥走来劝阻他”。如北师大版《流动的画》：“哦，妈妈，我知道啦！窗外是祖国的画，千万不能弄脏它！”人教版中这种说教更是随处可见，像《看电视》《可贵的沉默》之类，不一而足。缺乏儿童灵性的奇思妙想，勉强编出来的拟人童话，既非童谣，也非诗歌的打油之作，成人读来都觉得干瘪乏味，岂能奢望孩子们喜欢？
好的儿童文学从不说教，人生的道理自然蕴含其中。因为，孩童的世界，自有其逻辑规则。这些逻辑规则，区别于成人的世界而圆满自足。还记得《小王子》里那条吞吃大象的可怕蟒蛇吗？孩童和成人的区别就在这里。这些教材的编者，若是读过方素珍《妈妈心妈妈树》，酒井驹子《我讨厌妈妈》，后藤龙二《妈妈你好吗？》等图画书，再看看自己编的这些东西，恐怕会汗如雨下吧。
三、快乐的缺失。
三个版本的所有篇目中，孩子的快乐并不多见。
比如苏教版中，小黑兔不服气地问：“我今天得了冠军，为什么把大蘑菇给小白兔？”；孟郊“母亲的头上又多了几根白发”；沉香“心里又难过又气愤，恨不得马上就去解救妈妈”……
北师大版中，一言难尽的是《花脸》中的男孩。在这个非常态的家庭中，父亲的喜怒反复无常，天知道这个孩子会落下怎样的心理阴影！
最不快乐的孩子，我觉得是人教版玩具柜台前的那个孩子。“只要看到谁买小汽车，他就马上跟过去，目不转睛地盯着柜台上跑动的小汽车”，可是他得不到他心爱的玩具，还必须懂事，必须分担父母的生活之重。有什么能够安慰这位貌似坚强的孩子孤独的心灵呢？
孩子不快乐是有原因的，可能是贫困，比如苏教版的《水》、人教版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和北师大版《母亲的纯净水》;也可能是疾病或者不健康，比如爱迪生救妈妈的故事，比如《第一次抱母亲》，比如《花瓣飘香》中那位爸爸在南沙当解放军、妈妈生病了的小姑娘。但我想，这些原因都不是根本的，母爱不会因为贫困而打折。要说根本原因，评论《小狮子》一课的《药》这篇文章，有尖锐的分析。《小狮子》，这篇北师大版和人教版都有的课文，可以看作是集不快乐之大成的“典范”之作。《药》一文的点评，直击要害：对吃苦精神的推崇正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悬梁锥股”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激励人苦学的典故，并非偶然。然而，“锥”和“悬”这两种最典型的自虐自我动作，恰是这种“苦学”精神背后“毁人”本质的形象表露。
还是来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吧，试比较一下泰戈尔《小大人》片段：
我人很小，因为我是一个小孩子，到了我像爸爸一样年纪时，便要变大了。
我的先生要是走来说道：“时候晚了，把你的石板，你的书拿来。”
我便要告诉他道：“你不知道我已经同爸爸一样大了么？我决不再学什么功课了。”
我的老师便将惊异地说道：“他读书不读书可以随便，因为他是大人了。”
每一个孩子，若是读到这样的句子，一定会开怀大笑吧，因为这才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四、事实的缺失。
可以讲不好故事，也可以不那么快乐，但是，事实的缺失，是最严重的，也是最不可原谅的。
北师大版和苏教版都有爱迪生用智慧救母亲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人们已经忘记去质疑其真伪了。但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中国学生何易，竟然就去研究了。他得出的结论是：“最早的急性阑尾炎手术是在19世纪末，最早对阑尾炎手术的论述是1886年。爱迪生生于1847年，电灯发明于1879年，1886年他已经是一个39岁的已婚男人了。也就是说，爱迪生小时候根本没有阑尾炎手术，不可能有一个医生在他做的有影灯下为他得了急性阑尾炎的妈妈做这个紧急手术——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这一类虚构的故事在三套教材中并不少见，再举一例，如《陈毅探母》。《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的作者搜寻了很多史料，从历史事实角度，证明了这个故事从时间到地点都是虚构的。但是我不明白，编著者出于怎样的目的，才睁着眼睛大说瞎话。难道实事求是地讲述陈毅同志孝顺母亲的故事，就不能感动人了？
还有一类，我不敢确定其讲述的是否事实，但因为文学描写的拙劣，故事破绽百出，难以置信。比如人教版的《日记两则》。两个梦之间直接跳跃，缺少平滑过渡，怎么看都像“白日梦”。而文章对女孩子梦境的描绘，亦只有简单的粗线条勾勒，不符合一个女孩子的心理事实。《必须假定有一个完美的精灵》一文对此有独到的分析。
即便是科普文章吧，或者需要具备一点科学精神的文章，其陈述的事实，也被打了折扣，与科学求真精神背道而驰。如苏教版《云雀的心愿》一文中的云雀妈妈似乎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之所以选择云雀，大概是因为鸟儿会飞，可以在短时间内考察沙漠、河流和森林吧。可是替换成“喜鹊妈妈”、“大雁妈妈”、“天鹅妈妈”……随便什么鸟都行啊，与云雀何干？貌似科学严谨，却连基本的知识都是错误的——“云雀妈妈擦去头上的汗水”——鸟类没有汗腺，哪有什么汗水？
在考察全部三套教材的时候，我的底线仅在于：我是一个4岁孩子的父亲。
初为人父，我一直在学习如何做一个父亲，但我可以说，这几年来，若我已经开始懂得一个父亲的责任，我想说这是孩子教给我的。他是上天的恩宠，悠游嬉戏于他的自我世界。他充满好奇而宠辱不惊，他万物有灵而优游自如；他也会发脾气，也会不愉快。但每次，当我注视着这个天使的时候，心里就有温暖的感动泛起。
是的，所有的不解和争吵，都将会化作流云消散。我们所有成年人，都有一个光荣的梦想，就是，祈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如此悠然地度过他无忧无虑的童年。
一天，读到朋友的一段话，就读给菜虫虫的妈妈听：
孩子们多么希望自己有这样一个母亲，如张晓风《母亲的羽衣》所描述：“讲完了牛郎织女的故事，细看儿子已经垂睫睡去，女儿却犹自瞪着坏坏的眼睛。忽然，她一把抱紧我的脖子把我赘得发疼：‘妈妈，你说，你是不是仙女变的？’”
——读《陈毅探母》
郭初阳
陈毅探母
陈毅元帅的母亲生病了，陈毅知道后，赶回故乡看望。
一进家门，陈毅就来到母亲床前，拉着她的手，细心地询问病情。他看见母亲换下的衣服还没洗，就打来一盆水，一边洗衣服，一边与母亲谈家常。
母亲说：“你也五十多岁了，还替娘洗衣服。”陈毅说：“娘，快别这么说。从小到大，你不知道替我洗了多少次衣服。今天，我给你洗洗衣服，是应该的呀！”
小学教材的选文，注明作者与出处的，不是很多。孩子们学了课文，知其大意，也就罢了；教师或其他读者，出于更深的兴趣，或是探索的怀疑，想要进一步了解与课文相关的内容，而作为线索的作者与出处却被剪断了，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
苏教版一年级下《语文》第12课《陈毅探母》亦是如此。
一、故乡
《陈毅探母》的情节并不复杂：陈毅赶回故乡，探望生病的母亲，体现了他对母亲的孝，以及母子间浓厚的亲情，从而让孩子们懂得尊重长辈的道理。陈毅是当代中国的知名人物，若是能提供关于他探母事件的更多细节，就能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人物与主题。
因为课文的出处不明，所以费了不少力气，找了好几个版本的《陈毅传》，但均无所得。关于陈毅母亲的事迹，仅仅局限于陈毅的青少年时代，自1923年陈毅再次离开故乡（四川省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今劳动镇正沟湾〉），便不再有关于他母亲的记录了。
陈毅生于1901年8月26日，课文中他母亲说，“你也五十多岁了”，以此推算，探母一事当发生在1950-1959年间。觅得《陈毅年谱》，在1950-1959年段，细加寻找、梳理一遍之后，发现在这十年间，陈毅有三次回到成都，分别是在1955年、1958年、1959年。前两次都在成都，没有回故乡乐至县。1959年11月2日他回到了故乡（这也是他自1923年离开之后，惟一的一次回到故乡，陈毅之子陈昊苏在一次访谈中也确认了这一点，不过误记了月份①）。如此难得的一次衣锦还乡，让亲属们在很多年以后还津津乐道，对于陈毅的父母而言，更是最大的荣耀。但奇怪的是，《年谱》中连陈毅去看望幺叔幺娘等亲属及子侄辈都记录了，却并未提及去探望父亲母亲②，于情于理不符。这是一个有趣的证据。从这个证据出发，可以推断出一种可能性——陈毅的父母在1959年11月之前，就已经离开乐至，移居成都了。
其实，早在1909年，陈家就将50亩祖传的土地抵押了2000两银子，举家搬迁到成都东门外上河心居住。1916年，他父亲去重庆盐务局当抄写员。在陈毅留法期间（1919-1921），大概因为经济困难，他母亲又从成都搬回乐至老家，寄居在三元坝陈氏宗祠内③。累计起来，陈毅母亲早年在成都大约居住了十年。有了这十年的居住经历，日后如果要她再住到成都，她多半不会因为陌生和不习惯而拒绝。这是证据二。
不局限在五十年代，继续查看《年谱》，1963年5月9日记载，陈毅“在昆明惊悉母亲去世，即给家中寄去母亲的后事料理费。并闻知成都军区负责同志在他母亲病重期间，曾前去看望时还送去一笔水果费，心中甚为不安，遂于是日给胞兄陈孟熙、胞弟陈季让、三姐陈秋月、弟媳黄漱秋写了一信……”④
陈毅母亲病重，通常情况，应该会在省城看病治疗；设若她一直抱病留在故乡，成都军区负责同志专程赶去探望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因为乐至县距离成都足足130公里，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交通也颇为不便——所以根据《年谱》中1963年5月9日的记录，可以推断出陈毅母亲自病重直到去世，都是在成都。这是证据三。
根据以上三条证据，可以确定，陈毅母亲在五十年代便已居住在成都，直到1963年去世为止。她生病了，陈毅去看望，也一定是在成都，而不是乐至乡下，说陈毅“赶回故乡看望”，就与事实不符了。
除非引陈毅《夜坐喜雨》诗句（1958年4月作于成都），“我身本是四川人，夜雨巴山久不闻。今日还乡常夜坐，每听清滴到明晨”的意思，认为陈毅视成都乃至整个四川为故乡，方能勉强说得通。
无论如何，要是教材编写者，能为本课“故乡”加一条注释，“此指成都，陈毅老家在乐至县，位于成都东南130公里处”，那就能以足够的严谨，免除读者的误会了。
二、年龄
故乡的定点已经明确，而这个孝母的动人故事，在《陈毅年谱》中却找不到一丝痕迹。六十年代，陈毅也有三次回成都，分别在1964年2月和4月，1965年9月，这三次都是在他母亲去世之后了。陈毅探母的具体情况，仅凭有限的文字材料，似乎是难以知之真切了。
很幸运地，用搜索引擎，一网下去，出来一条新鲜的材料，是纪念陈毅诞辰100周年时，记者对陈毅的侄儿陈德立、侄女陈德琦的采访，名为《陈毅元帅二三事——陈毅侄儿陈德立、侄女陈德琦采访录》，发表在2001年8月20日《四川青年报》上。《采访录》最后附有背景资料，提供了1949年之后，陈毅历次回成都的行程与时间（1959年“10月2日”应当为“11月2日”），明明白白地写着“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元帅曾先后七次回到成都”，比《年谱》的记载多了一次，这多出来的一次，也有具体的时间与说明：“1963年2月初，专程回成都看望生病的母亲。”⑤查阅《年谱》，陈毅1月24日在广州，2月12日在上海，之间半个月的行踪，一概失记。此处的留白，正好由《采访录》补足。两相对应，构成最为坚强的第四条证据。
陈毅专程回成都看望，说明母亲已病得不轻，2月母子见了最后一面，5月母亲溘然长逝，从时间上来看，也符合逻辑。
到此为止，根据以上四条证据，可以确定《陈毅探母》一文所记载的事件，地点是在成都，时间是在1963年2月初。是年，陈毅62岁，虚岁63岁；他的母亲黄培善83岁（生于1881年1月28日）⑥。
再回到课文中陈毅母亲说的那句话：“你也五十多岁了，还替娘洗衣服。”常言道“娘挂儿，千里长”，母亲最记得儿子的生日，更何况这是令她骄傲的儿子陈毅呢。那么，为什么母亲会弄错儿子的年龄？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她记错了儿子的年龄，而且有足足一个年龄段的误差，母亲很是年迈糊涂了；第二种可能，母亲并没有说过这样的糊涂话，这句话是编写者“编写”的，估计一个大概，模拟母亲的口吻，随手写了下来。
作为普通读者，在以上两种可能之间，我选择后一种。
清朝的阎若璩读《古文尚书》《胤征》篇，发现有句曰“每岁孟春”，而古书中是不用“每”字的，因此断定其为魏、晋人的伪作。诚如吕思勉先生所言，“考证上的事情，往往多一条证据，少一条证据，事相即为之大变”⑦。
这篇仅有134字的短文，地点显得含糊，对话至少有部分杜撰，那么文中记载的诸如拉手、洗衣、谈家常等等，又具有多少可信度呢？
我们知道，小说是以合乎情理的虚构，达到更高层面的真实；不过恐怕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会把《陈毅探母》当作一篇小说，而认定这是真实的历史，满心感动地读并且相信。史实就该秉笔直书，一字不移，想象与发挥就等于说谎。徐贲先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写道：“如果教师是神圣职业,那么学校首先必须是一个神圣的场所，不该办成学店，不该拜权力的偶像，不该允许在课程和教材中塞进虚伪和谎言。”⑧
以教人求真为职业的教师，面对这样的缺乏信度的文本，该怎么向小学一年级的天真儿童授课呢？这可真是个难题。
三．洗涤
人皆有母，母亲病重，挤出时间去探望，是理所应当的事。陈毅千里迢迢，赶回四川，在母亲床前，“拉着她的手”询问病情，属于人之常情。课文第63页的插图，就在描绘一个“拉”字，拉手正能体现母子情深，以及儿子对母亲的关爱。
不过，读到“他看见母亲换下的衣服还没洗，就打来一盆水，一边洗衣服，一边与母亲谈家常”一句，觉得有点奇怪——隔了许久不见，如此难得共处的片刻，按理说互相倾述交流都来不及，怎么还要把宝贵的时间用于洗涤衣服？边洗边谈，一心二用，肯定会妨碍两人沟通的效率与专注程度。再看第64页的插图，陈毅洗涤的用具，还挺复杂，共计有五件：脚盆、搓板、肥皂、水桶、脸盆。瞧这阵势，显然是洗衣服为主，谈家常为辅了。如果儿子本身就是个洗衣工人，在短时间内，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帮助家人清洗，那倒还情有可原；不过洗衣服显然不是陈毅的特长，以他所担任工作的忙碌程度来估计，甚至平时在自己家里，他也不会有时间清洗自己的衣服。那么，他究竟为什么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以很不熟练的手法，以放弃与母亲的全面交流为代价，而去给母亲洗衣服呢？这是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疑问则来自文字与插图的误差（插图是教材必要的组成部分，承担着相当部分的意义功能，不容忽视）——在课文里是“他看见母亲换下的衣服还没洗”，在插图中陈毅用力搓洗、堆满整个脚盆的，是一堆黄色的织物，看上去显然是毯子之类，绝不是老太太的衣服。既然陈毅探母的重点在于给母亲洗衣服，“洗涤”是文中的核心动作，“衣服”是文中的关键意象，如此重要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在视觉呈现的时候，反而使用了替代品？
这些问题在课文内部显然无法得到答案，索引的缺乏也增加了追本溯源的难度。好不容易，在一本名为《中国孝道精华》的书里，竟然发现了“陈毅探母”的另一个版本！全文如下：
陈毅同志不但对革命事业忠忠耿耿，而且对自己的母亲也十分孝敬。在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期间，1962年，他出国访问回来，路过家乡，抽空去看望身患重病的老母亲。陈毅的母亲瘫痪在床，大小便不能自理。陈毅进家的时候，母亲非常高兴，刚要向儿子打招呼，忽然想起才换下来的尿湿的裤子还在床边，就示意身边的人藏到床下。陈毅见到久别的母亲，心里非常激动，上前拉住母亲的手，亲切地问这问那。过了一会儿，他对母亲说：“妈，我进来的时候，你们把什么东西藏在床下了？”母亲看瞒不过儿子，只好说出真情。陈毅听了，说：“妈，您久病卧床，我不能在您身边侍候，心里非常难过，这裤子应当由我去洗呀，何必藏着呢？”母亲听了很为难，旁边的人连忙把裤子拿出来，想抢着去洗。陈毅又说：“妈，我小时候，您不知为我洗过多少次尿裤子，今天，我就是洗上十条裤子，也报答不了您的养育之恩呀！”说完，陈毅就把尿湿的裤子和其他脏衣服拿起来放在洗衣盆里，边洗边和母亲叙谈，直到把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母子俩都欣慰地笑了。
——河北省委宣传部等：《中华传统美德故事集萃》
《中国孝道精华》P370-371，谢宝耿 编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1月
《中国孝道精华》的材料（以下简称“孝道版”）也是转录，引自《中华传统美德故事集萃》一书，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7月印刷，编者为安效珍。
与课文版相比，孝道版的内容要具体一些。两个版本的内容比较，原来母亲重病到瘫痪，大小便不能自理，以至于尿湿了裤子，而在插图中复原视觉图景，把一条湿淋淋的裤子画出来，直接呈现在读者眼前，似乎有些不雅，于是就绘其大意，用毯状物代替了。这样总算稍稍解开了上文的第二个疑问。
更有意味的，孝道版中突出了“衣服”这一关键意象，一开始就将笼统的“衣服”具化为“尿湿的裤子”，又通过“藏到床下”，再“拿出来”，“抢着去洗”等一系列的动作，以及人物角色的添加（“身边的人”完全是为了这条裤子服务的），来强化这关键意象，层层渲染，最终是为了抬升故事中人物的情绪，逼出儿子的两段表白。
儿子的两段话，隐含着中国孝文化特有的一些信息。
“妈，您久病卧床，我不能在您身边侍候，心里非常难过，这裤子应当由我去洗呀，何必藏着呢？”儿子的第一段话里面，有两层意思表达得很明确：
其一，因为母亲生病，儿子心中难过；
其二，母亲生病了，却没能在她身边照顾，有很深的内疚感和亏欠感。
这其实正一一对应着《论语》中孔子论孝的两段话：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至于儿子的第二段话：“妈，我小时候，您不知为我洗过多少次尿裤子，今天，我就是洗上十条裤子，也报答不了您的养育之恩呀！”则直接暴露了中国文化对晚辈的设计与要求——晚辈对待长辈，是以反哺之“报”为核心的，这种出于利益关系的交换行为，最终是落实于长辈之“身体”的。
关于这一点，孙隆基说得再透彻不过了：“在中国文化里，个人是经由一种负欠感推动去作出牺牲的。这个原理是说一个人在未诞生前已经有了赤字；首先欠下怀胎的父母，然后是他们的养育之恩。的确，回报双亲成为社会上所有相互关系的原型……许烺光认为‘报’是中国的主要文化机构，它比美国的个人爱欲能维持更大的团体凝聚力。”⑨
于是也便化解了上文的第一个疑问，母子之间全面的心灵的交流，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回报，能让老人无论处在何种情况下，皆有所“养”的，就是孝子；而这样的世界，是谓大同世界。替母亲洗裤子，就是“养”的具体内容，是身为孝子的积极行动。
四、源流
行文至此，聪明的读者会发现，之前对于课文中“故乡”与“年龄”的考证，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个故事，与大量宣扬的“孝”的故事一样，只需安排好两代之间的角色，给下一代布置一个具体的行动（负米，怀桔，哭竹，卧冰，恣蚊……），把“孝”的大意阐释出来，就足够了。
一般来讲，这些故事中的晚辈都有名有姓，而长辈则以父亲或母亲的身份出现，无需姓名（舜与父亲，老莱子与父母，剡子与父母，曾参与母亲，黄香与父亲……）。省却了姓名的父母，便如戴上了相同的面具，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讲述故事的父母，可以轻易地袭用角色，摇身变成故事中的父母；而孝子之所以有姓名，是便于子辈去模仿——看看，人家做得多好！你要像他一样，来孝顺自己的父母。至于这些耸人听闻的怪诞故事的真实性，若是起死者于地下，这些孝子贤孙的双眼，怕也会像脱了轨道的星球一样向前突出吧。你以为新时代，分明乃斜阳古柳赵家庄；说什么新课标，其实是负鼓盲翁正作场。
在元代郭居敬编的《二十四孝》中，可以找到与《陈毅探母》完全同质的一则：
涤亲溺器
宋黄庭坚，元符中为太史，性至孝。身虽贵显，奉母尽诚。每夕，亲自为母涤溺器，未尝一刻不供子职。
贵显闻天下，平生孝事亲。
亲自涤溺器，不用婢妾人。
一古一今，相隔甚远的两个故事，深层的结构却丝毫不变，至少具有以下五个相同点：
1.儿子身居高位；
2.非常孝敬母亲；
3. 尽孝的方式为洗涤；
4.洗涤的对象为粘有母亲秽物的物品⑩；
5.有身边的人可以代劳，但是亲力亲为，
苏教版《语文》书的编写者们，把《陈毅探母》放在一年级下的课本里，其苦心孤诣，与元朝郭居敬如出一辙。事实上，用白话书写的《陈毅探母》，就是用文言书写的《涤亲溺器》的复活。
【注释】
① 《陈毅之子陈昊苏做客强国论坛访谈录》 陈昊苏：我想他并不是不支持自己的家乡的建设，他曾经在1959年10月，回到家乡，这是他参加革命以后唯一的一次回家，他当时对于家乡的建设还是给了很多的支持的。
(人民网2001-8-26)http://news.tom.com/Archive/2002/2/24-18923.html
② 1959年11月2日，《年谱》中全部内容如下：偕妻子张茜回到阔别37年的故乡四川省乐至县劳动公社小住。看望了幺叔幺娘等亲属，接见了在至乐工作的子侄们。其间，正值公社里一座横跨小溪的石桥建成。人们为了永不忘怀陈毅对家乡的关怀，纷纷建议把这座石桥取名为“将军桥”或“元帅桥”。陈毅得知后，马上反对说：“我们共产党不兴这一套，党纪更不允许，我陈毅算不了老几嘛，从前不也是个捡狗粪、放牛的娃子！真正值得歌颂的是劳动人民。是劳动的双手创造了世界，改造了世界。我们还要用艰苦的劳动去建设共产主义哩！我也来取个名吧，叫‘劳动桥’好不好？”乡亲们听罢，噙着热泪，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陈毅年谱》P797，刘树发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
③《陈毅年谱》P59
④《陈毅年谱》P966
⑤ 《陈毅元帅二三事——陈毅侄儿陈德立、侄女陈德琦采访录•背景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元帅曾先后七次回到成都。第一次：1955年5月7日，陈毅随周总理从仰光回国路经成都；第二次：1958年4月24日-4月28日，陈毅身体不佳在夫人张茜陪同下回成都休假；第三次：1959年10月2日-11月8日回成都会见亲友，参加几个报告会，重游杜甫草堂；第四次：1963年2月初，专程回成都看望生病的母亲；第五次：1964年2月8日－2月13日，陈毅携全家回成都过春节，看望父亲及亲友；第六次：1964年4月20日，游峨嵋山，途经成都；第七次：1965年9月21日，最后一次回成都。
《四川青年报》2001年8月20日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6165/6167/20010820/539547.html
⑥ 《陈毅年谱》P2
⑦ 《史学四种》P31，吕思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
⑧徐贲：《替罪羊拯救不了我们的道德灵魂：谈范美忠事件》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acf1f301009pz9.html
⑨ 《历史学家的经线》P312，[美]孙隆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
⑩也有的版本中，写的是陈毅为母洗内裤。
见远大教育网http://es.k12china.com/yondor/resources/upload/page/2/20060104053846113636752627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