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谈武汉6连号事件:经适房比赌博还要坏.

茅于轼 原创 | 2009-07-11 21:17 | 收藏 | 投票

茅于轼谈武汉6连号事件:经适房比赌博还要坏

 

                                        长江商报 吴晶晶 郑良中

 

   人物简介

 

茅于轼

 

1929年生于南京,著名经济学家。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

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此前,他从事过很多职业: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等。

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4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   1986年赴美国任哈佛大学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回国,1993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任理事长。

他素有“草根经济学家”之称,他多年致力于民间金融体系的研究。

1993年,他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我们致富》、《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等多本经济类畅销书。

长江商报629日报道 一个80岁高龄的老人,本该颐养天年尽享儿孙绕膝之乐,但他的生活远不是这样。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他总在全国各地布道,这些观点像重磅炸弹一般,屡屡招来不解甚至谩骂——这个人就是经常被误解、被误读的茅于轼。

他说,经济适用房有毒,不能再搞了;他又说,廉租房不应该建私人厕所……但凡茅于轼开口,总能听到骂声一片,但最近,突然有个人站了出来,表示要“向茅于轼道歉”。

或许,在“炮轰”茅于轼多年后的某一刻,我们应该暂时屏蔽一些喧哗与焦躁,把心灵敞开,听他说,并静下心来品一品,这个已至耄耋之年的“倔强老头儿”,他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是他说……

627,茅于轼应邀做客“长江美联大讲坛”。开讲前,在他下榻的香格里拉大饭店,这个讲真话的人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他坚持:经济适用房比赌博还要坏

“武汉经济适用房摇出个六连号来,这个作弊的人太笨了,这是小学生都不会犯的错误。”一番轻蔑的挖苦后,茅于轼话锋一转,严肃地说:“不过,问题不在他笨,问题在经济适用房本身是最大的贪污腐败,它既不讲效率,更不讲公平,比赌博还要坏。”

茅于轼表示,买经济适用房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你希望谁为你作出牺牲?没有人牺牲而有人卖便宜房,是不可能的。社会上一切财富都是劳动的成果,都是有主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你不剥削别人而能买便宜房,是不可能的。也不光是住房,一切商品都有其合理的价格,不可能用低价买任何一种商品。

“那经济适用房侵害了谁的利益呢?就是那些被迫低价卖土地的农民的利益。”茅于轼说,“那我倒要问,侵害低收入人群的利益去补贴城市的中上收入人群,公理何在?”

“重效益或者重公平,我都同意,但是经济适用房却一头都不占。”他认为,它不但没有创造财富,反而破坏了公平,这么糟糕的东西早就应该废除。

他澄清:我从没说过“廉租房不建厕所”

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茅老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要声明:我从来没有说过廉租房不应建厕所。”

茅于轼说,他的原话是:“廉租房不应有专用的、私人的厕所。”也就是说,要建成类似大学生宿舍那样的,室内的、有水洗的厕所,但应是大家共用的,不是某一家的。

为什么要这样规定?他说,“这个理由很简单,既然是救济房,就要迁就一点,标准当然是比商品房低。”

 

他认为,这样做会带来两个明显好处:“富人瞧不上这样的房子,不会来抢占;穷人等条件好了以后也愿意搬,不会永远占着。”

对无数次被无数人“拍砖”的“经济适用房”以及“廉租房”问题,茅于轼在接受采访时说,“很多人误解了,或者说没有真正明白我的意思。其实,我‘反对经济适用房’也好,说‘廉租房不建专用厕所’也罢,从根本上说,恰恰是在为穷人说话,更是在为穷人办事。”

他说,倒是那些总是打着为穷人说话旗号的人,形迹可疑,要特别留神他们在做的那些祸害穷人的事。

他想说:明白了就不骂了

4天前,时评家胡安东在《重庆商报》上公开发文——“在经适房问题上向茅于轼道歉”。这是持续多年的非议、谩骂之后,第一个站出来向茅老先生致歉的人。

胡安东说,最近经济适用房摇出六连号等一系列丑闻的曝光,让他对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的好处开始产生怀疑。难怪,经济适用房被茅于轼先生打了个冷峻的问号。而如果这种情况照此下去却得不到改善,不知还有多少人应像笔者那样向茅老道歉?

奥斯卡·王尔德早就说过:“与不列颠四分之三公众观点相左,乃是保持理智的首要之选。”茅于轼,或许就是那力图保持理智的极少数。

为了“保持理智”,他永远只说自己认为对的话,也正因为这样,“嘴巴不甜”的老人总是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屡屡被当成射击的“靶子”。但奇怪的是,几十年过去了,他没有被“斗倒”,反倒是一些以前恨他的人,有的转变了立场,表示误解了他。

夫人在一旁评价,“他就是思想太超前了,所以别人总是反对他。”茅于轼略微沉吟了一下说,“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主要是他们还没有懂得我的意思,明白了以后,就不骂了。”

他还说:任何东西都要尽量卖高价

茅于轼还有一个很遭人“恨”的说法,他说:任何东西都要尽量卖高价,房子也一样。

“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怎样才能变富?只能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物尽其用,就是把每一个商品卖高价,能卖80万元的,你就不要卖50万元了。”

“所以,我反对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因为那没有物尽其用。一个房子能卖80万,你就不要卖50万,卖50万太糟蹋它了。”茅认为,一个社会要富起来,就要靠每一个物都要尽其用。

继续引申,他还说,其实拍卖都是这样的功能,只要有人出高价,我就把它卖到尽可能高的价位,这是一个社会能够致富的原因。

他苦笑:小额贷款,搞了10多年没人理

10多年前,茅于轼在山西省的吕梁地区开始做一个扶贫试验,叫“小额贷款扶贫项目”。茅于轼摇头苦笑:“我搞了这么多年没人理,不过好在那项试验仍在推行。”

坚持做小额贷款16年,茅于轼说,只可惜到现在为止,服务的人群恐怕也不到10万,困难重重,规模很难扩大。

“不能说那是成功的,但我觉得意义还是有,那就是推进了农村金融改革。”他如是评价。

而尤为可叹的是,不但政府有关部门“不搭理”,搞小额贷款,他在公众面前也“不讨好”。

报纸上,电视上,很多人在口诛笔伐——你茅于轼搞小额贷款,凭什么公然支持高利率,居然还声称非高利率不行。

“现在全世界做成功小额贷款的,就是高利贷,小额贷款实质就是高利贷的合法化。”尽管遭到了很多批评,茅于轼还是坚持认为——大部分高利贷数目都很小,几千元到几万元。而这种小贷款的经营成本是正常借贷成本的五倍以上。所以放高利贷不见得利润很丰厚,因此尽管利率很高,大银行都不愿意经营小额借贷。

 

所以他坚持认为,“搞小额贷款20%的利率是很应该的,但如果到30%,那就高了一点。”

他坚称:“高利贷”无罪

如果谁敢说“高利贷”无罪,那么此人注定要被钉在道德的十字架上。可是执拗如茅于轼,即使被定罪,也要说他认为真正对的说法——“高利贷”无罪,不让搞“高利贷”才是祸害了穷人。

“莎士比亚写的那个犹太人放高利贷的剧本,还不起的要被割肉。他是在丑化高利贷,不管怎么丑化它还是存在,有人借就有人贷。”茅于轼说,高利贷一向被人们咒骂,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但是为什么反了几千年也没有反掉?

他表示,大家都以为放高利贷的人赚了很多钱,其实不然。果真如此的话,许多钱都去放高利贷了,资金充足了利息就下降,高利贷就变成普通借贷了。

“多数人不明白的是,对穷人为什么还要收高利率。答案是低利率的贷款往往被有社会关系的人拿去,转手放高利贷了。如果降低利息率,钱就被有关系的人捷足先登了。”他因此认为:要让穷人能够借到钱,没有别的办法,必须提高利率。

谈到“高利贷”的前景,他说,现在允许私人资本进入农村金融,虽然具体办法还没有出来,方向是明确的。民间资本进农村一定会瞄准利率最高的市场。但大量资本的涌入会把利率压低,高利贷慢慢地就变成正常借贷了——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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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简介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当代著名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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