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贸易、劳动分工和主导权的争夺
亚当·斯密的真正贡献其实在于论证了分工合作会带来财富的增长。萨氏的教科书对此也有很好的描述：“我们中很少有人生产一件最终产品，我们仅仅制作了我们消费品中极小的一个部分。我们或许讲授了大学课程中的一小部分；或许只是专门取出停车计时表中的硬币；或许只是分离出果蝇的遗传基因，等等。作为这些专业化劳动的报酬，我们将获得足以购买世界各地物品的收入。”（第25页）
然而，现代社会财富的爆炸性增长并不简单是分工的产物。如果仅仅是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描述的大头针生产的分工，或者福特的汽车生产流水线上的分工，财富增长速度还是有限的。在秦始皇时代，制作兵马俑的工匠们就有细密的分工；唐宋以来，景德镇官窑烧制瓷器也有细致的分工；但是，这些分工都没能使兵马俑或瓷器有戏剧性增长。
真正使标志着现代社会开始的事件是蒸汽机的出现，而这意味着人类开始大规模利用自然力。如果用手工方法磨制金属平面，无论分工多么细密，都不能与一台磨床的效率相提并论。磨床的动力来自电力，电力则来自煤或石油或水能，手工磨制的动力则来自人的生物能，两者无论在力量还是速度上都不能相提并论。现代社会只所以有如此丰富的物品，其物理来源其实是大自然的能量和物质，而科学只不过是利用大自然的能量和物质。当一幢幢高楼似乎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时，我们应该知道，是一台台挖土机、卡车、搅拌机、震动机、吊车在工作，是水泥厂、钢筋厂、预制构件厂在工作，是从根本上说，是电力、汽油、柴油、煤在工作，人只是操纵这些机械而己。
诚然，分工有利于科技的发展，但两者并不能划等号。分工和贸易间的关系远远比分工与科技间的关系密切。有分工必然有贸易，但不必然有现代科技。因此，萨氏所谓：“贸易生财的思想是经济学的核心见解之一”，这其实经不起推敲的。早在几千年以前，人类社会已经开始有贸易。中国从秦汉直至明清的贸易甚至非常发达，以至国家必须“重农抑商”。历史研究表明，在历代王朝的前期，农户的土地充足，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国家的粮库也充足；但到王朝的后期，一方面是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大地主庄园里分工细密，另一方面是贸易高度发达，出现大宗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跨地区交换，中心城市百业兴旺，人口买卖也随之繁荣。但是，这一切不过是实现了财富的转移，而没有出现实质意义上的财富的增长。相反，随着小农的财富向地主集中，乡村的财富向城市集中，农业的财富向商业集中，各行各业的财富向官吏系统集中，大量农民流离失所，社会财富总量还可能下降。随贸易繁荣而来的常常是社会动荡和王朝更迭。因此，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学者们总是建议要“重农抑商”，以延缓社会矛盾的过早爆发。
中国如此，西欧其实也一样。在工业革命以前，尽管英、法等国已经有了市场经济，已经有了重商主义，但由于没有能开发出利用自然力的途径，财富的增长仍然很缓慢，而贸易却使社会矛盾加速尖锐化（十六世纪由于美洲金银的流入，欧洲的物价持续上涨，使农民加速贫困化），并演化为地区与地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演化为一次次革命浪潮。
因此可以说，现代社会丰裕的真正来源不是贸易，而是大自然，是利用大自然的科学技术。然而，这也正是丰裕社会的令人不安之处。一旦大自然的资源被耗竭，一旦庞大的物质生产体系所释放的污染物不能为自然所容纳，则无论多么神奇的科学技术都将失去用武之地。那时，目前接纳着一半左右人口的城市将成为无法生存的废墟，人类社会将面临更严峻的匮乏，面临更严重的冲突和战争。当然，这是环保运动的主题，这里且存而不论。
虽然大自然和科学技术是丰裕的来源，但是分工和贸易的确也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说在没有工业革命的前提下，分工和贸易的发展反而导致社会贫困和动荡的话，那么有了工业革命，分工和贸易就起着加速科技和工业革命的作用，从而使社会的总产出量呈现爆炸性的增长，但与此同时，财富也更加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为什么分工和贸易会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为什么财富的增长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个道理其实和分工带来财富增长一样简单，这就是分工和贸易的主导权日益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不妨先以自给自足的小农与在大庄园里的雇农为例，大庄园里的雇农可以有分工，有的专门种疏菜，有的专门种水果，有的专门种小麦，有的专门种水稻，而小农则什么都得种一点。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大庄园里的种植技术更容易积累提高，其单位面积的产量有可能更高。但是为什么小农不愿意成为雇农呢？这是因为小农是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主人，而雇农则是大庄园的奴隶。小农可以掌握自己的收入，而雇农则只能听凭庄园主的主宰。也就是说，仅仅讲分工和贸易会带来财富的增长是不够的，还要考虑谁主导分工和贸易，增长的财富落到谁手中。亚当·斯密假定分工合作的动机是个人利益，很显然每个人都将争夺增长的财富，每个人都想主导分工合作。事实上，谁拥有资源、技术或组织才能，谁有可以主导分工，谁就能获得分工带来的最大利益，而被主导者则完全有可能连起码的基本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还不如退出分工，回到自给自足状态。例如，由于棉纺织业的机械化，工厂代替了手工作坊，细密的分工使操作简单化，童工、女工都可以成为工人，生产过程的主导权完全落入到工厂主手中，而熟练手工工人则失去了对生产过程的部分主导权，被迫与童工、女工竞争，生活处境反而恶化了，因此他们怀念没有机械、没有细致分工的手工业时代，他们要捣毁机器，捣毁工厂。并不是工人不知道分工会带来财富的增长，问题是增长的财富落入了谁的腰包。事情就是这样，由于机器生产的极大优越性，手工纺织已经无法在经济上生存，工人们再也无法退回到自给自足状态。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反而使工人面临着两难选择，或者放弃主导权，接受低技术、低收益的工作，或者退出工厂，无以为生。在某些学者看来，捣毁机器是一种反现代化的愚昧行为。但是，这实际上是工人争夺生产过程主导权及收益权的斗争。正是因为有捣毁机器的运动，掌握着分工和技术主导权的工厂主才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适当增加工人所获份额。工人的收益虽然暂时有了改善，但由于他们生产过程的部分主导权已经永久性地失去，因此工人只能不断靠集体性或个体性的斗争（如怠工等）来争取工厂主的让步或者开恩。可见，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动力的分工、贸易甚至工业革命并不能“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第25页）
同样，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也不能使所有国家都富裕起来。按照自由贸易理论（绝对优势论），英国生产棉布，法国生产葡萄，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就可使棉布和葡萄的总量最大化，使双方都受益。然而，如果一匹棉布可以换1000斤葡萄，而生产一匹棉布只需要一个工人，生产1000斤葡萄需要10个农民的话，这就意味着1个英国工人的劳动量可以换10个法国农民的劳动量。更进一步，由于棉布生产效率提高得快，而葡萄生产效率提高得慢，若干年以后，生产一匹棉布只需要1/10个工人，而生产1000斤葡萄则需要5个农民，那么1个英国工人的劳动量就可以换50个法国农民的劳动量。再进一步，由于棉布只有英国可以生产，棉布的价格可以由英国来决定，而葡萄却是全世界各国都可以生产，英国就能进口世界上最低价格的葡萄。如此下去，贸易和生产的主导权就越来越掌握在英国手中，而世界各国却只能葡伏在英国脚下。正是由于自由贸易理论内在的根本缺陷，所以十九世纪初期落后于英国的法、美、日、德等国家才纷纷采用贸易保护理论，发展本国的工业和技术，逐渐成长为世界工业强国。而听信了自由贸易理论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十七世纪的欧洲强国却沦落为欧洲的农业国。西、葡两国本是航海强国，拥有从美洲抢来的大量金银财宝，最有资本发展本国工业，但是这两个国家没有这样做，而是发挥自身优势，专业从事掠夺美洲黄金，然后用黄金购买英国的工业品。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说，自由贸易中都存在着主导权的争夺问题。夺得了主导权的国家可以富裕起来，而丧失了主导权的国家却只能日益贫穷下去。今天世界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半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根本谈不上体验现代丰裕社会，其原因正是发展中国家丧失了贸易的主导权，资源性产品对工业制成品的比价越来越低，陷入了越开发资源越贫困，越贫困越开发资源的自由贸易陷阱。
自由贸易理论表面上是动人的，各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全世界的财富总量就可以最大化，所有参与国都可以从中受益。然而，这一理论成立的前提却是贸易各方不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贸易各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才可以实现全世界财富的最大化。但这不是成了共产主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