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易治国思想出发看执政兴国的现代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周易》 治国 执政兴国

我国历史文化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在研究和加强党执政兴国的理论时，必须批判地继承自己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周易》是中华民族原创的思想文化，分析其中蕴涵的治国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而更好地以发展创新来丰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执政兴国思想。

[1]              从政治决疑到科学执政

易本是龟卜和筮占之书。殷商时代，举凡施政、战争、祭典等等较为重大的政治事项，都要占卜祸福。《周礼·春官·宗伯·筮人》曰：“凡国家大事,先筮后卜。”这是对卜筮也发挥着政治决疑的功能的记载。这种政治决疑在《周易》被称之为“鬼谋”， 是在“人谋” 不敷应用时才被使用。《系辞传下》说:“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东汉王充在《论衡·卜旅》中也说：“卜筮不可纯用，略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己不得专。”无论是“人谋”还是“鬼谋”，都充当着国家管理中的决策工具，从信念和意志决断的层面为决策者提供依据和帮助。

一个民族要想顶天立地，扭转乾坤，对人类社会发展有所贡献，就一刻也不能没有源于自然世界的理论创造。中华先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创立了《易经》，确立了中华文明考察和分析自然和社会问题的宏观视角。从现有的历史文献看，西周末年的太史伯阳父最早使用超越卜筮，从哲学意义上的变易法则解释地震成因，并借鉴国家兴亡成败的历史经验，预言西周即将衰亡，标志着上古卜易理性化的开始，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解放和认识进步的重大事件。周文王作易，孔子重新诠释易的卜筮意蕴，所谓“《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1]《易传》的问世，以其高度的哲学理性，全面实现了对于卜筮的创造性转化，《周易》遂成为一部立道设教的书，根本目的是用来治天下。千百年来，《周易》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国邦的圣典，其思想和精神造就了许多政治家、军家家和改革家、理财家，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基因，应当给予继承和创新。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和文化的转型与变革， “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2]党领导人民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按照科学的思想、理论、制度和方法来执政，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办事，在不断自我突破、自我创新中实现大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阴阳和合观到和谐社会的治国理想

“一阴一阳之谓道”[3]的哲学思想， 简单说来就是指阴阳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普遍法则。变易是宇宙万物运动的基本法则，而变易是由阴阳或者乾坤这对立的两极相交相摩而生成。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古代，“象天法地”是人们的固有思维方式，人们在生产和劳动的实践中，通过仰观俯视，首先感受到那些相互对立的事物，“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3]天地是宇宙中的阳阴两极，男女是人物中的阳阴两极，二者有对立，有斗争，但终究要互相结合，只有二者互相沟通，宇宙和万物才能产生、发展和变化，总之阴阳的对立广泛存在于从自然到社会的一切事物中。

《周易》在总结广泛的的矛盾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乾坤、泰否、剥复、损益等一系列的矛盾范畴，这样就可以将社会秩序演化分为道德、仁信、礼义、刑兵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各有阴阳两种属性，即道为阳，德为阴；信为阳，仁为阴；礼为阳，义为阴；兵为阳，刑为阴，阴阳矛盾两个方面的缓和与激化关系到社会的治乱和安危。针对矛盾和冲突，《周易》提出“和合观”，它认为中爻代表了事物的本质，二五两中爻阴阳相应，称为“中和”，指矛盾双方力量达到均衡与互补，从而处于一种相对和谐的稳定状态，它体现了阴阳互根与一无性，“阴阳相和，各得其宜，故利矣”[4]，朱子不仅把“中和”作为对立面“无过无不及”的交互作用和统一，而且提高到“和则交感、而育万物”[5]的高度，成为宇宙的根本法则。阴阳和合观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辩证思维方式，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特质、思维习惯、认知图式、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以其巨大的渗透力和生命力，深深根植于我国传统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医学乃至日常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在先秦诸子中，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强调“和为贵，礼之用” （学而）[6]与“和而不同”（子路）[6]的为人为政之道，揭示了“和”的本质内涵。《中庸》中说：“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道家也重“和合”，老子以“道”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以道生万物的创生思想概括宇宙、自然和万事万物的演化。墨子则从“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出发，将“和合”视为处理家庭、社会、国家间各种关系的基本原则，如果不能和合，则家不成家、国不成国，将陷于一种交相恶的状态之中，故有“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和合。天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7]“和”可以说是万物的恒常性之所在，人类要像万物恒“和”，始终处在和谐相处的统一体中。余敦康教授说:“这是《易传》的核心思想…。”[8] “万国咸宁，保合太和” [3]是《周易》治国思想的最高理想。“太和”就是指最高的和谐, 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易道致力于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 “保合太和”即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加以保合之功,不断进行调控,使之长久保持,来造就一种符合人们所期望的万物繁庶,天下太平的良好局面。

“和合观”的基本精神，是整个中华文明的精髓之所在，也是治国的最高原则。于是可见，中华文明基本精神不是优胜劣汰的不断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的不断斗争，中国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丛林主义”占主流意识的朝代。相反，大德敦化的“以德治国”，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植根于中华文明固有的“和合”观，但又并非固守传统，是党对最高社会理想与现阶段我国所处历史方位的深刻把握。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和谐社会建设，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中华文明积淀的“和合”传统，在这里已经被超越。

     从“霸王道杂之”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周易》体系本身在周朝时期及以前，是从自然万物出发赋予八卦各种含义，它们之间并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六十四卦之间也并不存在任何先天的不平等。儒家思想占主导的《易传》把本来先天平等的六十四卦 ，变成存在严格 等级序列的结构，借此提出了“天尊地卑”、“长尊幼卑”、“男尊女卑”、“君尊臣卑”等系统的等级思想。这就是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的根本理论基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成为几千年统治阶级的治国方略的基础。

另一方面，《易传》把宇宙统一于“易道”之下，君子“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系辞上）[3]。“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名耳，是六家同归于正，但所从之道殊途，所学所行，或能使人名察而行，或不能而” （太史公自序）[9]，说明了虽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的学说所主张的途径不同，议论精审各异，但在天下的治理都归到易道上是一致的。“乾坤，其易之门也？乾，阳物也；坤，阴物也” （系辞下）[3]，阳为尊、阴为卑，阳主阴从， 得出的结论是：天尊地卑,是乾坤确定不移的地位。尊者贵者在上,卑者贱者在下。自然界的规律既然如此，那么，社会的秩序也应当如此，从而确立皇帝的绝对统治地位。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总结性指出：“董仲舒的哲学基本上是《易经》阴阳学说的引申……”（第二册）[10]，汉朝董仲舒把《周易》的宇宙模式精细化，设计出一个全新的天人宇宙对应图，从理论上严密论证了“君权神授”思想，把君主主义的合理性变成一种谁也不能怀疑的宇宙本然结构，同时又把君权的权力进行了适当的约束。汉武帝独尊儒术，《周易》跃居五经之首，成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重要理论工具。然而，如果以为中国古代统治者只讲儒家思想，而彻底抛弃了法家思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中国专制统治的最大秘密是儒法结合，也就是《易传》的“刚柔并济”，  荀子所谓“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11]，也就是霸、王道的结合。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说卦）[3]，仁与义是王道的标志，是治国的核心。乾卦文言曰“君子体仁”，爱人民是“仁”，体现在治国政策上就是以德行、仁义为治国之本。“颐贞吉……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 颐·彖）[3]， 王道认为执政者必须具备“养贤以及万民”的德行。《师卦》卦辞说:“贞，丈人吉，无咎。”《彖辞》解释说：丈人指国君。师，众也。贞，正也，强调执政者必须具有中正之德，才能“行险而顺”（ 师·彖）[3]。《周易》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都有王道政治，每一卦的大象都指王道的参政策略和参政场所，屯大象“君子以经纶”，参政于初九；蒙大象“君子以果行育德”，参政于九二，如此等等。然而，政治的较量是心术的比赛，谁高瞻远瞩察深知心，谁的政策得民心，谁就能成功执政。对此，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提出，君主们没有必要具备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的优秀品质，如果具备这些本质并且常常本着这些本质行事是有害的，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些本质，因为“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盖这种兽性，并且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的单纯，并且那样地受着当前的需要的支配”，“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12]对此中国封建国家的统治者显然有着深刻地认知，无论王道还是霸道，作为统治之术它们的运作前提是相同的，那便是维护君主专制。换句话说，霸道是君主专制的霸道，王道是君主专制的王道，作为统治之术，都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只是达到君主专制的路径不同而已。汉宣帝时期是整个西汉政治结构最为顺畅，政治效率最高、社会也最安定的一段时期，素有中兴的美称，史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本纪第九元帝纪）[1]，国家法制很严，但又不纯任酷吏，治国积极推行“霸王道杂之”的所谓汉家制度。

历代治国者抛弃周易“以美利利天下”（乾·文言）[3]的正确思想说到底也是 “霸王道杂之”的本质使然。《周易》中有丰富的以“义”为使命的治国思想。《易传》提出“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系辞下）[3] ，发展生产是“理财”， 保持政令和教化措施的清明是“正辞”，维护社会安居乐业的稳定秩序是“禁民为非”。简言之，发展生产，获得财富要坚持一定的道义准则，遵守一定的法律，以为百姓做贡献为“义”。在具体措施中，强调轻徭薄役、节用有度为治国安邦的方略。《周易》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益·彖）[3]指出适当作些经济让步看来似乎是损失，而这种损失却是为了能够继续得到增益，有利于整个统治阶段的长远利益，只有深刻理解这一道理，才会认识节用爱民的重大意义。于是又提出了节制的问题，“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节·象）[3]节，下兑上坎。兑为泽，坎为水，卦象是用泽去节制水。以泽节水，塞而不流则溢出，流而不塞则干涸，最得当的办法是将水节制在适中的水平线上，使泽既蓄水又流水，既不干涸又不溢出，这就叫：节制得适度。对百姓的经济管理也有一个节制得适度的问题，要想节制得适度，就必须“制数度”。数，即计量单位，用以衡量适中与不适中。但数与度的计量是靠人去掌握，还必须“议德行”，领导者个人应懂得“施禄及下”（ 夬·象）[3]，具有高尚的道德，又要推而行之，“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节·象）[3]执政者如能量财之所入，计民之所用，将税收法度定在适中的水平线上，这样既不损伤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不妨害百姓继续生存，整个社会才会安宁。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君主主义，它的主体是君，国家的最高权力---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全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但在实行统治的时侯要以民为主体-----民本主义，为了加强皇权，皇帝要乐于纳谏，用人唯贤，与民休养生息，推行“仁政”，但专制统治者的最大利益不是国家的富强，更不是人民的幸福。人的本性是无限追求财富的，如果任其发展，必须会走向市场经济，也必须导致民主主义，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体，从而否定君主的主体地位，这是封建专制统治者最不愿意看到的。政治上实行“霸王道杂之”治国之道，经济上奉行愚民政策，这是中国两千年治国的成功之本，也是中国古代专制的秘密所在。

  中国古代的王道与霸道，虽然在如何治理天下的问题上持不同的态度，但都是代表了由君主、地主贵族组成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其所怀目的和所用手段，都是为了使人民臣顺、效力于少数统治者，建立和维护以君主为中心的一统天下。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采取什么方式治理国家才能做到长治久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在中国古代治国史上，用德治多而刑治少的，是五帝之政；刑治、德治参半的，是三王之政；治多而德治少的，是五霸之政;纯用刑治，立峻法，行苛政，虽暂时强盛而不久灭亡的，是秦之政。历史证明，王道或霸道，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偏执一端，偏离正道，终招败亡。“政者，正也” （颜渊）[6]。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必然需要是在取王霸之道而升华的基础上，注入新的血液，探索执政兴国之道，开创和实行正确的治国方式。我国处于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兴国是立于工业文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根本不同于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自然关系的经济基础，治国理论必须兼备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历史前进的导向性与社会影响的积极性。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党执政兴国理论中，在宗旨和目的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致力于广大人民的幸福，把人民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作为治国施政准则；在治国的路径上，致力于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展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特别是发展唯一能够带来人类文明的自主创新 劳动，藉此推动国家的振兴和社会的进步；在发展战略和部署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致力于实践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为治国理论的逻辑起点；在意识形态建设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既批判旧的思想文化和道德，又建设新的思想文化和道德，从文化创新和人文精神两个方面，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素质的提高，加快发展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动力。从德治与法治的辩证运用上，积极引导、规范展社会及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是第三代领导集体吸收古今中外治国实践，针对当代中国实际提出的。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对于在新世纪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继承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革卦是“革命”一词的滥觞和改革思想的源头， 蕴涵的民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治国论中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周易》看来，国家治乱兴衰的本质是“蛊”，即腐败与革新。随卦倒象成为蛊卦，随和容易产生合污和腐败，蛊是器皿中的食物腐败生虫，象征一个政权的腐败。“蛊，元，亨。利涉大川” （蛊·卦辞）[3]，腐败就要革新，包含着元始与亨通，预示着一个新的政权的到来。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革·彖）[3]，唐孔颖达《正义》称：“革者，改变之名也。此卦明改制革命者也”。政治革命，可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来实现，“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彖）[3] “剥床以足，以灭天下也”（ 剥·初六·象）[3]统治者的“位”好比是一张床，庶民百姓好比是床之足，统治者骄奢淫佚腐败过甚，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在下的臣民可以行“革”道，以暴力革命加以扫灭。《周易》将其概括为“顺乎天而应乎人” （革·彖）[3]，“天”即天命，从历史的运动发展来说，指的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从政治活动的要求来说，也就是政治家发动群众、号召群众的旗帜， 是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的源泉。“应乎人”就是以民为本，民是国家的根本。

在《周易》的思想中，能与“天地、四时、鬼神”“合一”的大人----执政者，对于有关人民的事情，要非常认真、谨慎，一点也不能懈怠，执政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舟与水的关系，“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剥·象）3]，以为“泽灭木，大过” （大过·象）[3]。《周易》设计的是君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君主主义以民本主义为基础，国家的主体是君，但在实行统治的时侯，要以民为主体-----民本主义，在这样的君臣关系之下，做统治者的应宽厚待民，谨慎从事。后来荀子对此做了概括，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11] 。特别是唐代柳宗元提出“吏为民役” [13]，明确人民是主人，所有当官的都是人民用自己的税收雇佣的仆役，对于不称职的官员，人民有“则必甚怒而黜罚之。”[13]

《周易》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基本核心，对后代中国社会有重大影响，创造出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经济繁荣发展的良好的社会局面。但是，特定历史时空和阶级的局限，决定了民本主义不可能发展为民主主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决定了党执政兴国的政治文明的新的科学内涵。人民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享受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继承和强化“民本”意识，坚持执政为民，就必须做到“民治”、“民享”、“民有”，“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跳出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率

《周易》六十四卦以乾、坤为首，以既济、未济为尾，代表六十四种类历史形态，每一个历史形态处于往复无穷的循环交流中，在此之中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人民又自成一个小循环，“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复·彖） [3]，周而复始；认为“原始反终” （系辞上）[3]，是一种规律，给中国历史定下治乱循环的基本格调。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焉” （公孙丑）[14]，董仲舒的王朝“三统”循环论以及宋代邵雍元、会、世、应的先验历史发展模式，都是如此。这种思想总体上给历史发展笼罩上神秘气息，极容易制造历史迷信，却也反映出中国过去的历史在现象上是世界上轰轰烈烈的，但在本质上没有实现自我突破。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曾和毛泽东谈到，一个政权大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中国历朝历代跳不出的“兴亡周期律”。毛泽东曾就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多次强调，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我们，我们才不能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科学执政，是党的执政方式的核心，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实践，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按照科学的思想、理论、制度和方法来执政，才能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办事，摆脱周期率的支配，在不断发展创新中实现大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