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民党和英国工党超越“第三条道路”
张文红译
【内容摘要】一年前，德国社民党副主席安德丽亚·纳勒斯和英国工党政治家乔恩·克鲁达斯开始合作起草一份共同战略纲领。他们两人都是各自政党的左翼领袖。2009年4月初，这份名为《建设一个美好社会》的文件在英国和德国同时发表。这一文件旨在替代施罗德和布莱尔1999年共同推出的"第三条道路"。纳勒斯和克鲁达斯认为新自由主义正在走向终结，希望通过《建设一个美好社会》文件启动左翼的讨论。两人都要求建立另一种更加民主的社会，另一种经济制度，另一种政治模式，要求更多的对话和更少的权威。此外，两人还致力于欧洲层面的民主，支持超国家的财政控制。英国工党甚至同意为此加入欧元区。2009年4月8日，德国社民党副主席纳勒斯在德国《星期五》周报上第一次以接受访谈形式介绍了德国社民党和英国工党左翼共同起草的这份战略文件。以下分别是访谈内容和《建设一个美好社会》文件。
【关 键 词】德国；社民党；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
一、“新项目时代”：美好社会
记者：安德丽亚·纳勒斯女士，“美好社会”会成为德国社民党的新2010规划吗?
纳勒斯：不，“美好社会”对我们来说主要是一场辩论。在施罗德—布莱尔文件及其第三条道路思想公布10周年之后，现在是制定新项目的最佳时机了。
记者：为此，您需要来自英国的帮助?
纳勒斯：这两个政党——德国社民党和英国工党——在过去几年里有着相似的经历。比如，两党都丧失了同样多的核心选民。社民党必须和左翼党辩论，工党必须和自由党辩论。有很多关于党的现状及原因的相似分析。这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现在要向前看。
记者：但“美好社会”文件读起来像是左翼针对2010规划提出的一个对立模型。
纳勒斯：由于围绕2010规划的长期辩论——顺便提一下，不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我们在社民党内扼杀了所有理智的行动。几乎不可能公开进行关于新政治思想的辩论，因为人们总拿一把尺子去衡量某个建议在多大程度上偏离或证实了2010规划。当我们现在谈论经济危机的政治结果时，就不能再束缚自己。我们希望通过这份文件做到这一点。
记者：为什么恰好是现在呢?
纳勒斯：因为我们现在——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处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我们确实希望通过我们的论纲和施罗德—布莱尔文件完全联系起来。毫无疑问，施罗德和布莱尔作出了他们的贡献。例如，教育政策赢得了应有的地位，使得我们不致耽误自己的未来。但是社民党或工党的罗盘不能指向过去。
记者：施罗德—布莱尔文件也属于过去吗?
纳勒斯：施罗德和布莱尔已经对新自由主义霸权作出了理智的回应，但却并未因此将之击退。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我们现在面临着新的形势。如果我们现在“勇于实行更多民主”，新的活动家和新的联盟就有可能推动一次克服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社会转变。由于只是部分实现了与全球化和个性化相联系的愿望：富裕和日益增加的个人自由还远没有彻底回答公正和参与的问题。
记者：非常好。但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
纳勒斯：我们相信，现在是一个新开始的时刻了。在政治上，有必要复兴民主，包括采用某种新形式。不是需要诠释，而是需要道理。这不是命令式的决定，而是关于一种新型社会和一种新经济制度的辩论。无论是在政治中，还是在社会或企业中，都不允许存在不遵循民主原则的地方。如果认真地对待这一权利要求，那么就拥有了一个基本的开端。我们要自下而上地组织这件事。为此，需要广泛的共识，而这只能通过广泛的辩论才能达成。这是我们面临的一项伟大任务。
记者：那我们祝愿在社民党内部的辩论中乐趣多多。
纳勒斯：这不是社民党的内部辩论，而是也涉及其他的社会政治活动者，例如工会，或者还包括价值观保守者，他们现在也想重新确定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或者还包括绿党，他们在危机之后正在寻求符合生态原则的经济增长路径；或者还包括强调公民权利的那部分自民党人，他们没有把自由权利、公民民主与无情的市场竞争相混淆。美好社会的核心理念是把公民作为民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活动者。我们是公民阵营——因为我们是指所有公民，而不是少数几个人。
记者：您希望多一点民主，一个美好社会?您能因此就把过去几年里新自由主义释放的力量控制住了?人们几乎能够认为，您成为顺从的左翼了。
纳勒斯：不是顺从。一种新制度只有在赢得新的广泛共识之后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没有社会的这种一致意见，我们就不能打破现有结构，而这些结构现在是固定在市场中的。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我们正经历着脱离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转折点。我们需要新的指导思想。市场自身不具有价值，它只是一种工具。为了控制市场，我们需要新的、民主法定的机构，例如一个欧洲议会，它能够自己启动立法，并对欧洲的经济政策施加影响。
记者：经济危机还是一个很新的现象。在人们的头脑中，经济危机几个月前才到来。而您已经想知道它将朝哪里走?
纳勒斯：但这个问题已经摆在眼前了：在这场危机中，生产性的、健康的企业屈服了，因为它们不再能够得到必要的流动资金。因此，我们确实想搭建一座桥梁，去帮助企业。我们将花一些时间建成这些桥梁，但这不是要社会化。如果经济危机被克服了，这些桥梁会被再次拆掉，然后企业就重新依靠自己了。但是我希望多一些共同决定和员工入股。这是一点小进步。
记者：您在这份文件中批评政治向市场力量屈服了。如何重新赢得政治的优先权?
纳勒斯：通过使民主机构的决定向公民负责，而不是跟着企业的利益跑；通过社会提供或者至少是社会控制公共品。在企业也要实行民主——不仅是在德国。从前，只要一涉及共同决定，我们在欧洲就会被视为畸形。而现在则是到处都在讲：看看德国。我们的英国朋友突然一下子认为有雇员代表参加的监事会是很吸引人的。这跟从前完全是不同的。就在不久之前，人们还普遍认为：德国人做的都是错的，而其他人做的则都是对的。
记者：为欧洲建立新的政治模式是这份文件的目标吗?
纳勒斯：这是一份呼吁书，目的是为希望建设一个美好社会的社民党人提供一个全欧洲的网络。也许一些人认为这在经济危机中是虚幻的。我认为正相反：现在正是时候。
记者：这是相当高的要求。
纳勒斯：我的要求是：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要树立新的文化和政治统治地位。关于“美好社会”的讨论应该为此作出贡献。
二、建设一个美好社会——民主左翼的方案
1.欧洲正处于转折点
欧洲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我们的银行停止运转、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市场失效留给各个大洲的是一片经济废墟。
但这不只是一场资本主义的危机，而且也是民主和社会对市场权力进行调控和管理的失败。值此危机时刻，我们拒绝试图继续迄今的经济秩序的做法，这种经济秩序以不可持续的增长、不平等和焦虑为特征；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同样也不存在一个我们可以直接返回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黄金时代”。
未来是不确定的，充满风险。我们面临着气候变化、石油资源枯竭、社会日益紊乱的危险。然而这也是一个充满机遇和希望的时刻，在此期间，我们可以更新我们的共同目标，实现为了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的欧洲梦想。为了应对风险，实现希望，需要一种新的政治主张。
在布莱尔—施罗德宣布欧洲第三条道路10周年之际，民主左翼提出一份替代方案：美好社会。
美好社会的政治涉及民主、集体、多元化。它是民主的，因为只有每一个个人的自由参与才能保证真正的自由和进步；它是集体的，因为它以我们对彼此相依和共同利益的认知为基础；它是多元的，因为通过政治制度和经济活动的多样性以及个人的文化认同，社会可以获得创造一个美好世界所需的能量和创造力。
为了达到以这些价值为基础的美好社会，我们决心致力于：
恢复政治的首要地位，拒绝政治从属于经济利益；
修复个人和国家之间民主的伙伴关系；
创建一个民主的国家——它是负责任的、更加透明的，并且在各个层面，包括在经济上加强我们的民主制度；
拓展并保护个人的公民自由权利；
再度主张教育、健康、福利等公共品的利益相对于市场利益的优先权；
根据阶级、性别和种族重新分配风险、财富和权力，以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
使人人都有好工作成为可能；
重新认识并且尊重不同种族、宗教和文化；
把人类和我们这个星球的需要置于利润之上。
这一美好社会的基础是以大众繁荣为目标的、生态上可持续的、公正的经济发展。对此，既无捷径也无现成的蓝图。我们将以上述价值和目标为基础，在这条道路上一步步共同前进，把我们的世界建成一个宜居的更好场所。正如维利·勃兰特所说的，“我们需要的是现实思想与理想主义奋斗的结合”。
尽管我们在民族国家层面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我们还要认识到资本是在全球范围运行的，而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超越民族国家的范围。这一认识使德国和英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走到一起，并在这一过程中使彼此强大。下一步就是要在这份文件的基础上建立泛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网络，这些人和我们一样，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希望建设一个美好社会。
2.从经验中学习
1999年6月，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德国总理格哈特·施罗德发表了一份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共同声明。这一声明汇集了英国人的“第三条道路”和德国人的“新中间”思想。他们明确指出，社会民主的这种新模式已被广为接受：“社会民主党人在欧盟几乎所有国家都进入了政府。”今天的情形则恰恰相反，社会民主党人处在欧盟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之外。
“第三条道路”和“新中间”相结合的社会民主主义历史阶段是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保守主义政治长期占优势的一种回应。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出现了——摧毁了战后关于社会福利的共识，建立了基于新自由主义价值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新共识。
“第三条道路”和“新中间”的选举胜利是妥协和限制相结合的产物。无论是英国新工党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都未能针对变化建立起持久的联盟。在2005年的大选中，这两个政党的得票都比1997年和1998年减少了数百万张，两党也都在地区性选举中频频失利。大量传统工人阶级中的支持者对新工党和德国社民党——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历史上的捍卫者——丧失了信任。很多人不参加选举，而少数人则认同了其他宣称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比如德国“左翼党”以及更加令人不安的英国法西斯主义政党——英国国家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BNP)。在20世纪使工党和社民党赖以生存的工人阶级的机构和文化或消失或丧失了其社会生命力。
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和“新中间”模式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新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这样，它们就低估了缺乏调控的市场的破坏潜力。它们误读了发生在欧洲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认为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已经让位于更加个性化的、精英的文化。然而，新资本主义并未建立起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在市场引导之下的全球化框架内，经济发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和富裕，但是“第三条道路”政策却未能阻止社会的分化。经过为期10年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府之后，阶级不平等依然是社会的决定性结构特征。通常所说的生活机会，即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成功依然取决于个人的家庭背景。
新自由主义时代终究要归于自我毁灭。现在，经济崩溃把我们带到一个转折点。我们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或者重返过去——不可持续的发展、以自由市场为主导的个体化和消费至上的世界、高度不平等和焦虑以及无法应对气候变化的危险带来的挑战；或者提出一种建立在公正、可持续、安全基础之上的新的发展观——在生产和消费之间达到健康的平衡，在我们作为个体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工作和生活之间达到平衡。存在着某种替代方案，一定要在欧洲层面上建立起这种替代方案。
3.美好社会
我们的价值——自由、平等、互助、可持续发展——保证了一个远离贫困、剥削和恐惧的美好社会。我们拥有对美好社会和一种更加公正的经济的愿景，它能够创造一种安全、绿色和公正的未来。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资本主义现在必须对民主承担义务，民主也要进行更新和深化，以适应这一任务。一个美好社会不能自上而下建立起来，而只能源于由人民发起的、为了人民的运动。建立一个美好社会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挑战，并将塑造未来几代人的生活。
我们的价值
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新模式以我们的价值为起点。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建立美好社会。
在这个新的全球化时代，我们一定要作为自由、平等的个体共同生活在多元化的社会里，并且是作为欧洲公民共同生活在一起。我们必须建立起这样的政治制度，它能够使人产生身处于一个公正的社会的感觉；我们必须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进行接触，以建立全球治理的民主形式。
一个更加美好、公正和更加开放的世界的理念得到了千百万人——他们正在寻求共同生活的新道路——的共鸣。它是一个希望——通过全球和地区层面的社会运动、无数单个事件的运动、集体行动、压力集团和众多非正式的个人对政治、慈善和社会问题的参与而表达出来。民主左翼的任务是通过民众中的争论、集体的政治行动和运动把这种理念发展成人人都能享有的公共品。
美好社会是团结互助、社会公正的。互助产生信任，而信任反过来又构成个人自由的基础。自由源于安全感、归属感以及受尊重和敬佩的经历。这一切都是美好社会的重要前提。我们致力于一种寻找自我、自我实现的生活。这种自我实现的渴望包含着每一个人的权利，即寻找并达到自己作为人的独一无二的生活道路。但它并不是倾向于自我中心的市场资本主义，因为若把自我实现与其他权利割裂开来，无异于违背了这种权利。团结互助表达了我们之间的彼此依赖。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团结互助是无边界的。
对于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掌控自己生活的这样一种未来而言，自治是核心思想。自治不是特许专利，而是伴随着义务以及集体生活对个人生活的约束。自治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每个公民都拥有资源——金钱、时间、交往关系和政治认知——这一切使他们为自己创造一种美好生活成为可能，也就是拥有体面的工作、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权利。市场不能公正地分配自由，因此就要创建一个广泛的政治共同体来决定资源的公正分配。个人自治就是这一政治共同体的产物。民主及其革新形式是美好社会的政治核心。
美好社会的主导原则是公正，公正的道德核心是平等。每一个人都是无可替代和具有同等价值的。在美好社会里，不论其背景如何，每一个人都得到同样的尊重和保障；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拥有同等的机会。我们要从法律上反对阶级歧视、种族主义、同性恋恐怖症以及对女性的偏见，并在文化、教育和工作领域对此进行坚决斗争。
上述价值框架构成生态上的可持续发展。美好社会是我们这个星球的一部分，并且与地球上的生态结构相适应。美好社会寻求使好工作和好生活成为可能的途径。
一种公正而可持续的经济
美好社会的中心是作为生产力的人。只有通过经济制度的重组，我们才能创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新自由主义共识并没有带来它所承诺的个人自由，而是创造了一种资本主义的赢家通吃的文化。这种文化损害了社会，并由此损害了个人。新自由主义共识也未能创造出自由的、自我调控的市场。
我们要发展一种植根于美好社会价值和制度的新型经济。这种经济将以多种不同的经济结构和所有制形式为特征，并将确保雇员能够共同参与其所在企业的经济决策。从这一经济多元论出发，我们可以保证不再重返那种导致危机的全球失衡的经济增长。
我们要推动一种生态可持续的发展，它符合人类的公正需求并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气候变化、石油短缺、对能源和食品安全的需求都要求大规模的经济转型。思考并实行一种新的繁荣模式的时刻已经到来，这种模式可以在全球实现，却不会引发生态灾难。质的增长、有意义的工作以及技术进步可以带来更加富足和更高质量的生活，而市场自身却不能实现这些目标。国家在将来要更加积极主动，参与构建长期经济计划和发展，以实现一种可持续的经济。
经济改革可以始于由政府把一般利益(经管)的服务——城市管理服务行业、交通、邮政、银行以及公共服务——重归公有制或者将其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这是能够保证这些服务最负责任、最公正、最经济的可持续之路。为了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必须为市场建立起新规则，形成更有力的激励机制。
市场国家及其机构必须转变成为民主的、更多地代表公民个人和小企业的公民国家。为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们一定要保持国家的有效职权在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平衡，要加强公民社会组织和工会的代言人作用。
必须恢复政治优先于金融市场的地位。在银行领域，要建立一种具有多样性区别的、更加倾向于消费者的商业模式，包括商业银行、合作银行、地区银行和贷款机构——它们都在多个范围内运转。我们必须确保银行业的重组，建立企业管理的透明而又负责任的形式。调控和监管的新框架将限定银行的作用及其在实践中的运行模式，以及主管人员的薪酬体制。政府只有借助其民主权力，连同其全球伙伴和税收机构才能达到重组所必需的水平。
摆脱经济危机要求新的全球联合，各国要开始进行合作而不是继续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向底线的竞争)。要在国际层面和欧洲层面对金融市场进行调控。必须通过引入雇员代表具有明确知情权、参与权和共决权的某种全球经济民主，把跨国公司置于民主的监管之下。需要改革对经济业绩具有巨大影响的私人评价机构，并使之受到公共权力机构的监督。资本的自由化和全球化导致财富从贫困经济体向富裕经济体的再分配，在世界范围内加剧了经济崩溃的制度风险。为了有助于经济发展并对脆弱的经济提供保护，需要进行资本调控、铲除避税天堂、对全球性融资交易予以征税。
要制定一种新的工业政策，以适应欧洲及其国民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和要求。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日益减少，工业领域的就业率下降，工资停滞。国内市场的需求萎缩，一些国家的需求缺口被廉价的抵押支持信贷所填充。这种经济增长的捷径目前也被封堵。因此，必须维持工业的核心结构并使之现代化，以保证就业并为服务业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不能继续维持全球经济在一些经济体的巨额贸易盈余和另外一些经济体的亏损赤字之间的不平衡状况。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才能在欧洲地区范围内以及全球范围内拥有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
经济政策必须确保某种多样性的商业模式和多种经济所有制形式。我们不想用国家垄断来代替垄断资本主义，而是要求对市场进行调控，以达到公众的富足和最大限度的经济多元化。为了其自身的基础设施项目，应该鼓励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获得资本市场的资金，接收抵押并募集来自债券的资金。
为了确保碳中和(carbon neutral)经济，为了确保能源安全，现在需要发展绿色生态市场和可持续的能源—技术市场。在中短期内，应对气候变化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以某种上限和排放交易机制为基础的全球性碳市场。现在，应该把能源效率作为应对经济危机的核心，因为它对于创造就业和控制排放都是最快捷的途径。需要发展一种欧洲各国政府协调一致推行的绿色(生态)战略。先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节省开支的可更新能源―技术具有替代碳排放密集型发电厂和核电厂的潜力。为了确保可承受的基本供暖价格，必须对能源市场和能源价格进行调节，能源供应企业则要使其价格透明。
知识经济依然重要，我们要把投资集中在发展创新和高附加值产品上。但是，与知识和文化相关的经济活动一定要超越其目前占优势领域的界限，并且不应该仅仅以盈利为目的。
市场本身不能保证高质量的研究和发展。生产、产品转化与升级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启动支持和高风险的资本市场之间的平衡。成功以能够承担风险的具有活动能力的、自信的机构文化为基础。目前的高等教育还不具备这个条件。相反，大学被商业需求和绩效指标所支配，忽略了具有集体特色的教育—学习文化这一方面，而这恰恰是创新可能最先出现、思想和交流最为活跃的地方。必须把高等教育从市场和商业需求中分离出来，必须使它继续作为公共品。
要发挥服务部门的巨大潜力，特别是在教育、培训、健康、护理和社会服务领域。
在地区和全球层面，我们都需要一种新的农业体制。要投资于一种可持续的、有机的粮食生产体制，这样，粮食在地区层面生产、加工、消费，财富也因此保留在地区层面。
好工作和社会保障
我们要为一个社会的欧洲而努力工作，在其中，人优先于利润，社会利益置于市场利益之上。经济民主是社会欧洲方案的核心，其目标是充分就业的国民经济、公平的薪资，以及保证良好的劳动条件、保护工人不受歧视和剥削的劳动力市场法规。社会的欧洲为其公民提供一种稳定的社会保障，以抵御疾病、失业、贫困、伤残，并在其退休后提供适当的养老金。一个社会的欧洲必须超越劳动领域，还要涉及舒适的住房、优质的能源和交通网络、优质的医疗服务、公平的教育制度以及能为个人带来好工作、好生活的职技能培训机会。这一方案在全球经济中具有竞争优势，而不是经济成功的障碍。
我们要通过社会福利和社会基础设施的某种结合使人们摆脱贫困并有助于刺激需求。税收体制要有利于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低收入者不必交税，那些收入最高的人将来则应缴纳其适当的部分。必须从法律上严格限制税收漏洞和避税计划。
预防性的福利政策是重要的，而且需要进一步加强，但这一概念不能被用作削减社会福利的托辞。我们要强化个人责任，并且预防性地帮助每一个人提高职业能力。不过，经验表明，某种过于强烈地集中在个人身上的责任容易使社会弱势群体产生恐惧和社会不安全感，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时期。为了过上脱离贫困和社会排斥有尊严的生活，人们需要帮助。社会福利的要求是一项公民权利，它有助于公民应对在人生各个阶段出现的变动和生活困境。
退休政策涉及整个经济体制，并在社会投资战略和财富分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断提高的预期寿命以及金融市场无力保证个人养老保险的恰当回报使得社会保障问题成为经济的首要问题。过去10年里，养老金从收费型向资本融资型转变(以确定的收益计划代替确定的缴费计划)的结果是把风险从国家和企业一边转嫁到个人身上。为了所有雇员的利益，必须扭转这一趋势，以有利于公共保障体系的现收现付模式(payasyougo system)①。
劳动力市场的政策措施必须更加灵活。短期劳动合同、借调劳工、转包和个体经营者的增加实际上逐渐削弱了雇员的权利。无论是在劳动条件简陋、低技能、低工资的工作领域，还是在要求熟练技能、收入高，但有时也面临困难的合同条件和劳动条件的工作领域，就业人数都有所增加。由于愈来愈多地使用临时工和借调劳工，这种情况现在也扩展到其他经济领域。我们可以通过调控来终止低工资、低技能和不稳定的工作。强大的工会是对剥削的最佳抵御。可以通过实行有生存保障的最低工资来改善工作和生活质量，但我们必须确保工作条件和护理义务、监护义务的协调一致。要扩展技能培训规划，并使之民主化、激进化；还要扩展这一领域的共同决定，从而为人们提供拥有好工作、过上好日子的方法。
一项民主的新政策
工会、教会和政党等这些在过去曾使人们接触到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的机构都面临着成员大量流失的挑战。许多人对代议制民主感到不满意。他们对政治家和政党失去了信任。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多人对未来充满悲观看法的社会里。其原因在于我们的民主近30年来只表达了社会的一种景象，即由市场和利润统治的社会。经济危机是一次民主的危机，但它也提供了一个重振政治的机会。
尽管存在着对政党的失望，在我们的社会里仍旧有大量不同层面的政治、文化和集体参与。政治变得更加个人化和更加道德化，并且植根于众多不同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之中。一些人拒绝旧的集体形式和单一政治文化。这种发展状况激发人们探寻民主政治结构和民主政治文化的新形式，它们能够使政治权力机构、社会运动与选民之间重新联系起来。乡镇被赋权(empowerment)，以社会公正和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竞选活动变得更加激烈和更具活力。
权力必须始于底层，并自下而上地通过代表授权。我们不能创造出社会转变的集体代言人，对此，只能由人们自己来授权。但是我们能够加强民主，创造使那些代言人凸显出来的前提条件，并使我们能够与之建立联盟。借助真正的权力以及对政治决策的切实影响，这些人能够发展民主的精神。
我们需要一种信息自由的、媒体更开放的新文化。对于竞选活动、动员公众意见以及让政治权力代表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等情况来说，支持整合的网络和数据库愈来愈重要。政党仍然是我们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保证了制度的连续性，而网络则经常具有暂时性的特征。把握二者之间的协同作用(Synergie)大有裨益。为此，政党必须允许自身文化和机构的开放性与民主化。
我们要像维利·勃兰特所说的那样，“勇于(实行)更多的民主”。我们要加强我们的民主文化——通过在必要的地方进行选举改革，通过提供包括在我们党内的更多积极参与和审议决策过程的机会。这是欧洲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人党的基本前提。自上而下交流的时代结束了。技术专家政府也是如此，他们向民众谈论必要性，而不是用真实的论据去说服人。人们不再相信那些媒体政治顾问(spindoctor)。
未来几年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并巩固公共生活中的政治信任。信任是所有政治行动和社会行动的基础。建立信任的最好方法是团结人们去讨论共同的目标和决定，并达成共识，而不是排斥他们。当我们发起并参与公开辩论，而不是试图逃避这种辩论时，信任才会产生。
民族国家能够而且必须——独自地、共同地——更有力地致力于民主革新的进程。但是，如果我们要把经济危机作为另一种未来的出发点，而不是返回过去失败的政治中去的话，就必须利用欧洲政治共同体。欧洲大陆的理想——保证公民在可持续发展和公正的社会里尽可能自由而满意地生活——接近实现了。但这一理想的实现还需要更加丰富的想像力和更加雄心勃勃的行动。
4.建设一个更美好欧洲的政策
社会欧洲的政策
欧洲需要一个建立在“社会生产力”理念之上的“后里斯本战略”。社会生产力涉及社会增长：提升劳动的社会价值和质量；考虑产品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以及发展可持续的消费模式。要超越单纯的数字和金钱价值来改善公民的福利和总体生活质量。必须以更加平等的方式进行财产分配。必须实行高效的调控标准，以保证高效、可承受和全面的公共服务，公正的工资，良好的工作条件，全民免费教育，人道地对待移民以及全球团结。
金融市场
我们的社会欧洲战略必须从克服经济危机开始。欧盟成员国经常以牺牲其伙伴为代价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战略和目标。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将为更广泛合作、更加公平和更多社会公正的欧洲奠定基础。现在迫切需要一个全欧洲的、协调一致的财政刺激。这种刺激政策的作用远远大于某一国家的单独行动。通过协调一致的反应，赤字攀升和有效经济刺激之间的折衷对整个欧盟的益处远远大于对某一单个国家的益处。
我们要在欧洲范围内实行金融治理和经济治理。在欧洲，对金融市场的调节是不充分的。一个欧洲层面的监督机构可以实现适度自有资本的要求，增加金融市场参与者投资行为的透明度，支持各国监督机构之间的高效信息交换。在以生产为导向的欧洲经济中，欧洲金融市场要成为稳定和发展的源泉。强调实现股东价值(shareholder value)将阻碍对固定资产的投资，进而阻碍经济增长和就业。
因此，要改革欧洲中央银行和欧洲货币联盟。这将提升英国申请加入欧元区的希望。必须以法律形式扩大欧洲央行的授权(Mandat)，这一法律也能够改变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除了稳定价格之外，这种授权也可能是其他必要的社会目标，包括避免和降低失业率、稳定金融体制、支持欧盟的其他经济政策措施以及与欧盟之外的强国进行金融合作。
要大幅提高欧盟的中央财政预算，使之比现在能够对更多的资源进行再分配。与这一改革相伴的是，在得到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支持的时候，欧盟委员会要有权力实行赤字财政。
在中期内，《稳定与增长公约》应被欧盟成员国预算政策的协调条约所取代。在这方面，协作与集中在某种程度上肯定是一种替代方案。协作的范围愈广、愈可靠，中央财政预算就能做得愈小——但这两项措施必须有可能对欧盟的总体税收和支出政策施加某种影响。
就业和社会保障
欧盟的强大之源在于各个成员国的差异性。社会欧洲的目标不是要强迫所有国家实行同一种制度，而是人们认同共同的公共福利目标。与各国平均收入相适应的欧洲最低工资有助于限制欧洲日益增长的工资差别，从而防止“社会倾销”(Sozialdumping)。要在实践中实行欧洲最低工资，为此必须与工会紧密合作，并成立一个类似于英国低工资委员会的机构。
欧洲法院的一系列裁定——如拉法尔、维京、吕弗特案例——通过对1996年的“劳动派出指导原则”条款进行实质性修改而放松了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现在需要改革这种状况，以恢复劳资谈判和雇员的罢工权利，并在欧洲全面实现派出雇工和移民工人的平等权利。
欧洲需要公平的税收政策。欧洲目前的税收竞争致使纳税负担从企业转嫁到个人收入和个人消费之上。这种发展是倒退的和不公正的。为了确保各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基础，有必要协调公司所得税政策。在中期内，欧盟应该在欧洲公司所得税和欧洲金融交易税的基础上拥有自己的财政资源。要从法律上取缔离岸避税天堂，企业利润应该在获取收入的国家交税。
能源供给安全和可持续性
欧洲一定要成为全世界生态上最可持续的经济地区。当美国开始竞争“世界上最绿色的经济”头衔时，欧洲必须参与，因为胜利者最终将是整个人类。我们要在全欧洲推行发电厂的生态标准，它规定一系列愈益苛刻的排放标准，从而推动二氧化碳捕集与存储的进程。制定类似于欧盟汽车排放指标的发电厂排放标准将使政府很难同意批准新建一座没有二氧化碳捕集技术的火力发电厂。
欧洲层面上未来可实现的混合能源将削减对煤炭的需求，并通过降低对国外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程度来提高能源供给的安全性。这将大大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长远看也将降低取暖费用。要把目前的双边谈判项目扩大到整个欧洲范围。
全球的社会公正
社会的欧洲一定要致力于公正的世界贸易。欧盟依然遵循着自由贸易的进攻性纲领。目前，欧盟正和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进行被称为经济伙伴关系协议(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EPAs)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将严重威胁所涉及国家的发展。欧盟最近的“全球欧洲”贸易战略就是试图强迫许多国家签订极端自由的、使大企业获利的贸易协定。我们必须全面审视欧盟的贸易战略，并制定一种把穷人和边缘人的权利置于核心地位的新战略。要使贸易政策更加民主、更负责任，包括更广泛的信息共享和公民社会的真正参与。
欧洲的民主
为了在经济领域加强欧洲的民主，我们应利用成立欧洲上市公司监事会的可能性，使雇员代表参与董事会的共同决定成为可能。
欧盟要建立一个全欧洲的公民社会。它参与选举过程，支持欧盟的民主机构并使之受到批判性的审核。欧盟在作出重大决定之前，必须先进行公开讨论。为响应公众意见，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欧洲议会必须拥有立法权和选举委员会主席的权力。
5.讨论呼吁
本文阐述了美好社会的基本思想。但美好社会这一项目只能由社会本身通过讨论和积极行动去继续发展。因此，我们呼吁公民社会、社会运动、工会和我们的党员以及欧洲所有其他国家参与讨论并继续发展本文提出的思想和理念。我们的讨论呼吁面向那些希望建立一个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和民主的欧洲的每一个人。
这仅仅是开始。
注释
① 现收现付模式以德国最为典型，因此又被称为“德国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社会保障成本的代际转移是以收定支，即由在职职工承担已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成本；支付给退休者的社会保障资金是直接来自该时点的在职劳动者负担的社会保障费用。这一模式要求有较小的人口压力、年轻的人口结构、较强的国家实力、完备的税收体系等。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6期 ； ； ； ； ； 来源日期： ； ； ； ； ； ； 本站发布时间：200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