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海外抄底”：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陈竹友
注：本文稿为《徽商》财经杂志特约稿件，转载务必注明作者和出处。
人生如棋局，变幻莫测；商场如战场，波谲云诡。
有着近300年成熟市场经济运作经验的西方人，也许从来就没有把只有30年开放经验的中国商人当成是同一级别的竞争者。当昨天还手捧西方经典，开口闭口西方经营模式，对西方商业领袖奉若神明、顶礼膜拜的中国商界“新人”，突然间坐到了和西方人平起平坐的谈判桌上，并且讨论的主题居然是收购西方企业时，不仅是西方人难以接受，就连中国人自已恐怕也一时难以适应身份的换位和地位的颠倒。
这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人设计的商业情境，它正在悄悄地演译着一场中国商人“走出去”的战略传奇。一段振奋人心的开场白之后，一个未知的结局，值得所有人对这场中国企业“海外抄底”的故事充满期待。
故事才刚刚开始。
形势篇：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2008年由美国“两房”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也不可能是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次经济危机，但它却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损失最严重的、波击范围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它的发生足以让刚刚进入国际贸易体系的中国经济界引为警醒，足以让所有的中国商人产生敬畏。幸运的是很多中国商人都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都知道市场经济的薄弱点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软肋所在，但是很多西方人可能至今都未必了解资本论的观点。
从1643年荷兰的“郁金香案”到去年的美国“两房”；从席卷半个世界的“东印度公司”到宽不足11米、长不过1/3英里的曼哈顿区华尔街；从亚当斯密“无形的手”到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无论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延革的历史轨迹，还是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路径来看，我们似乎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某种运行的轨迹，几乎所有奉行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经济都随着“经济低迷-新经济增长点出现-投资过度-泡沫化加剧-经济危机爆发-经济再度低迷-新的增长点再次出现”的轨迹周而复始地运行着。每一个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人都可以轻易地看到这一点，但没有人能够改变它。其中既有制度本身的原因，更多的却是人性使然殊途同归的必然结果。
我们无法改变规律，我们只期望能顺势而为。
从1929年美国走出经济危机阴影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美国所采取的措施从来都是以“美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宗旨为原则的，包括罗斯福总统采取的美元贬值等一系列措施在内均是如此。2009年4月1日在伦敦举行的G20会议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所提出的“注资”计划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国际货币应与国家主权脱离”的基调形成了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两大利益团体不同的发展诉求。一方面是美国对美元地位的誓死捍卫，另一方面是人民币争取国际地位的不懈努力。显然，为了各自的利益双方都将采取相应的措施应对竞。中国方面所采取的策略是与周边多个国家达成货币互换协议，积极的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策略，以及相对于美元贬值风险规避的措施方法等。
而美国所采取的措施却另人担忧，首先美联储从金融危机爆发时起连续多次宣布的高达4.45亿美元的美国国内 “有毒资产”收购和允许全美商业银行利用 “垃圾资产”融资贷款等一系列金融措施中可以看出,美元贬值和美元“注水”似乎已成定局。由此引发的全球范围内的大宗商品、能源、物资，包括石油、铁矿、黄金等价格都有可能重回甚至突破2007年的最高价位。由美元贬值引发的全球性通货膨胀，以及通货膨胀引发的全球性战略物资价格再度高企将是2010年的经济主题。而这一点对于资源依赖型的中国经济以及中国实体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二度重击。它给刚刚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进一步推动设置了新的壁垒；同时也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增添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和难题。
当转型和创新只能成为中国企业突围的口号，却无法让中国企业满足生存、发展以及利益的现实回报预期，而中国内需市场又无法承接产能过剩的商品转移时；当中国大部分企业还处在低水平、低附加值的产业链末稍从事制造加工地位，占据中国GDP30%的出口贸易市场又因金融危机突然萎缩时；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发展困局是前所未有的，产能过剩所引发的产业火拼、行业火拼乃至企业火拼只能意味着两败俱伤！国内“蓝海”未现，国外企业“差钱”。二者权衡之下，“海外抄底”成为中国企业界热议的话题和追逐的热点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这些“海外抄底”的动机和动因，理性地站到企业经营的角度，客观地分析内外部经济环境和企业自身发展能力时，我们却不得不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
如今中国企业的“海外抄底”热潮会否和十年前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热潮一样，因急功近利、盲目乐观，而导致功败垂成、折戟沉砂呢？
计战篇：所有已经发生的，都是形而下的
自2008年开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突然之间成为了国际经济的新闻焦点。全球最大的财经信息供应商Reuters（汤森路透集团）发布报告称，在全球跨境商业并购同比下降35%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总额却上涨了40%，并购总金额累计超过200亿美元，仅次于德国，排名世界第二。
另据中国国家商务部的官方统计资料：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是2002年海外并购金融的102倍！特别在2009年2月份以后，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更是风起云涌、势不可挡。以中铝注资力拓195亿美元失败为开局，湖南华菱钢铁成功收购了世界第四大铁矿石供应商FMG公司股权，成为该集团第二大股东；鞍钢集团入股Gindalbie矿产企业；中国五矿100%收购OZ公司；中石油收购45.51%新加坡石油股份；中石化72.4亿美元收购Addax石油公司股权……
分析上述几起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案，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这些“抄底”企业的抄底对象几乎无一例外都把能源、矿产等作为海外并购的主要目标。很显然，这些做法是中国当今经济发展现状和企业生存现况所决定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过度依赖于资源转换和简单的资源再加工，我们在企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而西方资本正是瞄准了中国企业的这一致命软肋，拚命地哄抬价格谋取暴利，石油如此、铁矿石如此、多晶硅如此、农资钾肥如此、木材木料如此、大豆花生如此……
当这些联合资本因金融危机而出现资金链条断裂或资金紧张时，缺口出现了。中国企业借机攻入国际产业链的上游，掌握主要物资的部分控制权，争夺国际定价权和话语权似乎是最好不过的时机。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却只能解决今天的问题，很难解决明天和后天的问题。中国企业所表现出来的短视和投机心理，疯狂和占便宜的心态远胜于立足企业长足战略的发展需要。如果中国企业仍局限于这一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的战略，未做周密的未雨绸缪的整体谋划，这一役的胜利也只能是形而下的、短暂的和局部的胜利。
中铝力拓事件是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力拓宁愿赔偿1.95亿美元的补偿费而最终放弃和中铝的合作，不仅表现出力拓意欲长久垄断对华铁矿石控制权的野心，同时也反映部绝大部分西方资本操纵下的财团公司的“救火”心态。他们的本意根本就不是要出售公司股权和既得的利益，当时机稍有好转，或他们的内部资金稍加缓解时，所谓的“合作”就会立即终止。两者的博弈重回原有的态势，才是西方企业最本质的真实需求。
如果中国企业不跳出这一怪圈，不从产业链低价值的制造加工环节中有效脱离的话，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长远的利益必将永远地受制于人。
庙算篇：国际产业链中暗藏玄机
《孙子兵法》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曹操对“庙算”的注解是“选将、量敌、度地、料卒”，古代军事家对战略的理解已经深刻到理论与实战相结合的高端水平。对于身处国际竞争环境背景下的中国企业来说，把量敌、度地和料卒三大要素作为海外并购的战略条件充分考虑，并运用到产业链的高度进行谋划，是中国企业家目前最需要重视的、最迫切的战略课题。
分析中国企业在国际产业链中所处的战略地位以及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就可以找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方向和战略关键点。以光伏太阳能产业为例：太阳能光伏产业的主要原材料，来源于石英砂提炼出来的高纯度多晶硅；多晶硅进行高技术切割后变成硅片；把硅片组装成太阳能发电组件或成套设备；用成套设备发电产生电力；再通过供电部门的电网销售给用户。这一连串的过程形成了光伏太阳能的“产业链”，在这个链条里，每一个环节的推进都会产生新的价值，每一增值环节被称之为“价值增长点”。
中国光伏太阳能企业在国际产业链中所处的战略位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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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晶硅 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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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片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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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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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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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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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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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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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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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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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光伏太阳能国际产业链与中国光伏企业所处的地位
通过图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被称为“推动21世纪世界经济新增长点”的光伏太阳能产业的国际产业链情况，以及中国光伏企业在其中所占的地位。
中国光伏企业面临着“两头在外、中间过剩”的尴尬局面。“两头在外”指的是中国光伏太阳能生产所依赖的主要原材料和核心组装部件生产技术95%依赖于国外进口，如核心原材料多晶硅的定价权和控制权，多晶硅切割技术、薄膜太阳能制作技术、多晶硅印刷技术等都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的手中。多晶硅价格从最早的40美元/公斤曾经在一年内上涨到160多美元/公斤，使得处在中间环节的中国光伏组装企业深受其害；导致这一结果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中国没有提炼多晶硅所需的原材料，而是因为中国没有掌握从石英砂中提取高纯度多晶硅的核心技术。
中国光伏企业产品的销售市场95%也同样依赖于西方国家。当国外市场萎缩或控制之后，中国光伏企业立刻陷入了瘫痪状态。
“中间过剩”指的是中国光伏企业主要集中在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组装环节，这一环节内集中了大量的投资，导致生产产能严重过剩。金融危机后，中国光伏太阳能企业生产设备闲置率高达50%，其产能过剩和“窝内斗”的残酷程度可想而知。
中国光伏企业的生存现状，代表了中国绝大多数以“加工制造”为定位的企业实体普遍存在的现实。在此情况下，与其在原材料上拚命“抄底”，不如在原材料加工技术上有所突破。而掌握了产业链中的核心关键技术和主要销售市场就显得尤其重要！
即使在传统行业，这种战略思维同样有效。比如纺织业，中国过剩的生产能力依赖于日本和韩国先进的生产设备，依赖台湾和日本提供的高质量的经纱、纬纱等原材料，依赖于发达国家的一流的品牌代加工订单和强大的市场占有率。如果我们抄的是制造装备核心技术的底，抄的是原材料先进生产工艺技术的底，抄的是国际市场占有率和渠道品牌的底，远比抄有形资源占有比例的底有高明得多。
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海外抄底”，代表了中国国家经济战略的总体发展方向，它从国家能源安全、战略资源获取的角度出发，更多考虑了政治因素和国家利益，这一计划需要宠大的资金支持和足够的政治背景作为支撑。对于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能源抄底既不现实，也难实现。即使中铝和力拓合作成功，中铝力拓签订的长期协议所带来的价格优惠也很难惠及到中国普通的中小企业。
中国中小企业“海外抄底”，则应该更多考虑到企业自身因素和未来发展的战略需求，包括企业战略扩张能力、核心竞争能力的不足和补充，产业链地位提升与竞争力增强，以及产业内核心关键的技术获取等。既有眼前的现实利益，又要兼顾长远的发展目标；既要避开大型企业博弈的主战场，又要图谋发掘自我生存的新蓝海。
谋攻篇：布满鲜花的并购陷阱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企业，在“吸引外资”和“借鸡生蛋”时频频“中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家对国外资本的认识不足和对国际商业操作经验的欠缺。
当“海外抄底”成为中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千载难逢”的机遇时，由于中国企业家对国外经济环境的认识不足和对跨国并购管理经验的欠缺，而再度引发国人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根据国家商务部的资料显示：2008年，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损失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
在历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扩张并购的案例中，中国企业并购失败的原因大致如下：
一、政府干预：除中铝力拓并购案受到澳方政府的幕后干预以外，2008年中国平安收购富通集团而招致157亿美元巨亏，同样是比利时政府和荷兰政府涉足干预的结果。在富通集团倒闭时，比荷两国政府强行征收富通集团在荷兰的全部很行业务，比利时政府也出面与巴黎银行达成股权互换协议。这些协议都是由两国政府一手包办并强迫富通董事会签字的。在西方国家的很多商业领域内，都有政府直接干预或财团支撑下的政府操控身影。比如金融行业、能源行业、钢铁行业、高科技行业、装备制造行业等等，这些行业往往代表着某国政府和某几些财团的利益，一旦并购涉及到他们的长远利益时，政府出面干预的机率就会大大增加。
二、专业不足：四川腾中收购悍马事件一时间喧嚣尘上，出乎意料的是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不看好这宗“大买卖”。一方面悍马用3亿美元出售的仅仅是“品牌使用权”而不是“品牌所有权”，即使腾中收购成功也仅仅获得了悍马汽车在中国年销售69辆的品牌使用资格而已；另一方面悍马汽车的军工生产技术和30多个国家的销售市场并未出售，腾中拿出3亿美元倒底能买来什么？这个案例提醒我们，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所欠缺的绝绝不仅仅是行业所需的专业知识，我们还欠缺诸如战略管理知识、国际化运营知识、市场控管经验和竞争对手分析等等，这些方面的专业和能力还都远远不够。
三、当地法律和劳工保护：在国际资本对华投资中，因中国企业不了解相关法律，或不重视法律对自我的保护而招致损失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在达能注资“乐百氏”时所设计的法律陷阱就让乐百氏的创始人何伯权最终被达能扫地出门；娃哈哈的官司起因也是因宗庆厚“未注意到”法律文本中的某项条款而导致的灾难性重创。
除此之外，中国企业在国外并购时经常忽略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即国外对当地员工的法律保护和经济赔偿等硬性规定。海尔在美国建立工厂的“绿地投资”曾经受到过美国劳工组织的抵制和反弹；联想在国际化运作过程中也深受国外劳工组织的要挟和当地用工制度的制约；
TCL在收购AT&T时，更是被法律陷阱和劳工关系拖进了双重深渊。由于李东生的盲目和激进，在和对方勿忙签约后才发现，TCL并未获得AT&T手机的核心生产技术、销售渠道和国际市场。他除了获得一个合资公司的名义之外，剩下的就只有AT&T遗留下的巨额债务和3000多名高薪但不能轻易辞退的外籍员工。为此，TCL每年都要付出了数亿美元用来填补这个巨大的窟窿，自已的股票也因为这个并购案的失败而变成了“ST”。
除此之外，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还需要考虑并购后退出机制的设置、文化传统的冲突、观念价值的融合，以及国际化运营管理等诸多问题。就象成思危老先生指出的那样，海外并购绝不能抱着“占便宜”的心态，它的前提条件是知已知彼，“必须彻底了解对方的情况，特别是了解所在国家的法律、传统等才能够成功。在并购以后，还要能够做到买得进，管得住，推得出”。
否则，这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企业海外抄底热，很有可能会演变写在MBA教科书上的失败案例。
作者：陈竹友，管理畅销书《企业成长密码》作者。中国企业发展能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企业发展能力体系管理咨询理论创始人，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特聘讲师，清华大学高级总裁研修班客座教授，中国华侨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上海影响力、北京慧泉天行健、上海德鲁克、杭州千汇、深圳确利达、福建德力、安徽商曌等四十余家著名管理咨询首席战略管理咨询师、企业管理培训师。
主讲课程：《企业密码-构建企业发展能力的基因战略》、《企业基因战略-构建企业未来的竞争优势》、《企业领导者必备的八大能力》、《战略绩效与目标管理》、《团队执行力》、《执行领导力》、《管理艺术与管理文化》以及“中国咨询师资格认证战略管理系列课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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