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萨缪尔森所述：“使用生产函数，我们可以理解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规律，即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其他的投入不变时，随着某一投入量的增加，我们获得的产出增量越来越少。换句话说，其他的投入不变时，随着某一投入量的增加，每一单位该种投入的边际产量会下降。”“当更多的投入，例如劳动，被追加于固定的数量的土地、机械和其他投入要素上时，单位劳动所能作用的要素越来越少。土地越来越拥挤，机械被过度使用，劳动的边际产量下降。”（第82-83页）用微积分语言即是，产出对投入的二阶偏导数小于零。
然而，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类似，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没有考虑到生产的二重性。不错，在生产中存在大量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但同时也存在大量（而不是例外）边际收益递增的情况。其实，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描述的分工生产扣针，正是边际收益递增的典型情境之一。
“一个工人，……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二十枚，当然是决不可能了。”但分工以后，“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制成四万八千枚针，即一人一日可制成四千八百枚针。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末，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成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1]
为什么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会产生边际效益递增现象呢？因为劳动力越多，分工越细密，工作效率越高。其实，在一定土地上追加劳动力，在一定限度内，也可以产生边际效益递增现象。例如有的研究种子，有的研究肥料，有的研究杀虫，有的制造农业机械，有的修缮水库沟渠，就可以使边际效益递增。也就是说，生产也有二重性。就生产的自然性而言，边际收益的确是递减的。就生产的社会性而言，边际收益既可能是递增的（分工合作，三个和轮流挑水吃），也可以是负的（相互博弈对抗，三个和尚没水吃），当然也可以是递减的。
生产的社会性还表现在经验的积累，即所谓学习曲线上。一个人连续几小时学习，其收益固然是递减的，这是由人的生理特点决定的。但一个人连续若干年学习，其收益就可能是递增的。从文盲到小学毕业，只能认个路牌；高中毕业，可以当个营业员、电工、驾驶员什么的；大学毕业，才有资格进入管理层，在机关或研究机构工作，但却只能做硕士生的下级和助手，如此等等。因为持续学习意味着知识的积累，逻辑推理能力的训练，认识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的增强，从而意味着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于处较高的等级。我们知道，现代社会学习时间越来越长，这其实正是学习边际收益递增的结果。我们看到画家一挥而就，羡慕其十分钟赚了一万元钱，这不是长期磨练，边际收益递增的表现吗？个人如此，一个企业或组织也一样。如制造飞机，第一架时需要购置厂房、设备、人员，需要经历一次次地失败，成本最高，收益最小；第二架有了初步经验，成本降低，收益上升；第三架飞机可能开始改进工装设备，建立工艺规范，边际收益进一步增加。
生产的社会性还表现在竞争的赢家通吃上。仍以飞机制造为例，当波音生产了数百架飞机，生产成本不断降低，设计制造技术不断提高后，别的厂商就无法通过正常利润积累的方式来打入飞机市场。自工业革命时代以来的二百多年间，赢家通吃的竞争法则不断发挥作用，使得各地的自由竞争渐渐被地区性或全国性垄断取代，直到今天形成全球数百家跨国公司垄断全球主要行业的局面。在信息时代，由于信息产品复制可实现无成本复制和无成本传播，又依仗专利法保护可以随意定价，赢家通吃的速度大大加快。比尔.盖茨从名不见经传到成为全球首富不到十年时间，把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传统工业巨头抛在身后，靠的就是赢家通吃。赢家通吃是极端的边际效益递增，它意味着只有不断地高强度地投入才最终成为赢家，一旦屈居第二，则全部投入都将化为乌有。也就是说，只有超出对手的最后那部分投入才产生全部的效益。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生产的自然性使投入要素的边际效益递减，而生产的社会性却使要素的边际效益递增（当然也可能为负或递减，取决于社会性矛盾的解决方式）。由于现实的生产活动都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结合，而且社会性主导着自然性（市场主导着生产，利润主导着生产），因此边际效益递增才是主导性规律。具体到某一项投入的边际效益究竟是递增还是递减，取决于该项活动的自然性成份和社会性成份的关系，以及社会性成份的具体内容，并不能一概而论。
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规模收益的增减。所谓规模收益是指同比例增加各投入要素时总产量的变化，而规模收益递增即意味着总产量的增长超过要素投入的增长。“例如，一位正在设计一个小规模化工厂的工程师发现，把劳动、资本和原料投入增加10%，会引起总产出超过10%的增长。”（第84页）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规模经济，就是规模收益递增的典型情境。实际上，在相同技术路线下增加厂房、设备和人员并不能带来收益的递增，只有随着投入的增加，采用了新的技术、设备和生产组织形式，亦即实现了要素的复杂重组，才能使收益递增。对扩大了的要素进行复杂重组，这正是生产的社会性的体现。
还有一种情况是规模收益递减。我们知道规模收益递减一般与生产的自然性相联系，但萨缪尔森谈论的规模收益递减并非源于生产的自然性，而恰恰源于生产的社会性。他说：“尽管在许多部门中规模经济潜力很大，但是，在某一点上，也可能出现规模收益递减。当企业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时，管理和协调的问题也就日益难以处理。在无休止的追逐高利润的过程中，企业可能发现它的市场地理区域或生产线已经扩张到能够有效管理的范围之外。”（第85页）其实，当管理问题出现时，企业效益可能不仅会递减，有时还会骤减，甚至是坠入破产深渊。刚刚发生的韩国大宇公司破产案就是典型。这正是生产的社会性成份中的对抗性因素占上风时出现的现象。由于各企业在哪一点上出现管理失控，以及是否会出现管理失控并非直接与规模相关，故此类规模效益递减并非必然。尽管多数企业遇到了规模扩张后的管理失控，但有一些企业却闯过了这一关，成为全球性的企业，享受着最大限度的规模经济递增收益。
由此可以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企业的边际或规模收益究竟是递增还是递减，是骤增还是骤减，根本上取决于企业内部管理的完善和对外竞争的胜利，亦即取决于生产的社会性。洛克菲勒的石油企业从小到大，无论是边际收益还是规模收益都不断递增，而且顺利地渡过了管理极限，正是出色的经营管理的结果。反之，那些按照规模收益递增论进行的企业扩张决策，却常常遭到市场的无情淘汰。
搞清楚边际或规模收益递增或递减的不同原因才能解释相关经济现象。萨缪尔森认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解释为什么亚洲许多国家如此贫困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拥挤的中国和印度，生活水平之所以低，是因为在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