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国将形成形成两横两纵经济带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２３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这意味着继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东北老工业、成渝经济区之后，“中部崛起”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部地区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战略屡次失之交臂，经济综合实力、发展水平与东南沿海地区差距拉大，甚至增长速度还落后于一些西部省份，出现“中部凹陷”现象：东、中、西经济增长格局呈三大特征：一是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快于中部地区；二是第三产业与出口贸易是东部领跑的引擎；三是国债投资与旅游业拉动西部经济快跑。制造业衰退、就业萎缩、劳动力大量外流、投资和内需不旺以及与发达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ＧＤＰ规模、投资增长速度和居民收入三大经济指标显示中部经济“凹陷”，曾经设想的经济发展的东、中、西“梯度递进”的格局并没有形成。
“中部凹陷”的深层原因或根子在计划经济体制，毋庸讳言，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部地区的逐步“下陷”，也与中央和国家宏观战略政策的倾斜不够密切相关。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先后实施了沿海、沿江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沿边”开发战略还不包括在内），总的来说，沿海、沿江战略实质是东部先行战略，使经济基础和诸种资源要素占有优势的沿海地区又获得了优先发展的“天时”，先后加快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的高速增长；西部大开发及此前的沿边开发战略加大了对西部扶持的力度，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西部“摆尾”的局面，但有所忽视对中部地区以足够的支持。
中央对中部的边缘化政策加剧了“中部凹陷”现象。这种向东、向西倾斜的中央政策以及中部“非东非西”的尴尬地位，不仅使中部地区在基建投资、财税收入、金融体制和对外开放上长期处于劣势，同时不利于中部与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公平竞争。其具体表现有三：第一，中部的要素资本单向流动。本来中部经济基础劣于东部，在中央倾斜政策下，非但难以吸引到外部资源，连已有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也大量外流到东部，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第二，中部的基础产品价值流失。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能源、原材料基地，也是主要初级产品或上游产品的输出基地。长期以来，由于基础性产品价格偏低，加工性产品价格偏高，中部地区处于不平等的交换地位，以至在产品交换中利益流失。中央倾斜政策不利于缩小东中部之间的产品价格“剪刀差”。第三，中部的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对于中部地区第一产业比重较大，二、三产业比重较低，工业结构中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品比重较高，加工制造业比重较低的产业结构而言，如果缺乏中央政策适当的倾斜，很难靠自力进行结构调整升级，更难以与东部地区竞争。
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争取到2015年，中部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提升、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新进展的目标。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在内的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加快形成沿长江、陇海、京广和京九“两横两纵”经济带，积极培育充满活力的城市群；推进老工业基地振兴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县域经济，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
中部崛起要依托于区域金融中心的建立，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在内的省会城市都提出建立区域金融中心的构想。长三角、珠三角的发展经验表明经济增长极的培育要依托于金融中心的建立，发挥好金融中心筹集资金、调整结构、扩大就业、增加税收、增强城市号召力的综合功能，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金融支持中部崛起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因素，充分发挥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加大金融对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支持力度，促进投资与经济结构调整更有机地结合。
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环渤海腾飞、长三角、泛珠三角的转型、海峡西岸、北部湾、成渝开发区的开发建设，区域经济搞好了，中国经济也就腾飞了！
国务院通过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讨论并原则通过《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