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遗产和经济资源
一
暑期里，单位组织到大寨村参观。
今天的大寨已经不是人们记忆中的那个政治典型。作为曾经的中国农业的旗帜，大寨现在的主导产业不再是农业，而是旅游业和加工业；借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个政治典型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富裕的明星村庄；现在的大寨是陕西省有名的富裕村，有着很高水平的公共福利，其人均收入在昔阳县也名列前茅。
对于游客来说，大寨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其价值不在于其秀丽山川或独特民居，也不在于其悠久历史或名胜古迹（大寨在这些方面毫无特色也毫无优势），而在于其曾经作为中国农业一面旗帜的辉煌历史，在于“大寨精神”曾经给全国人民的鼓舞和激励。尽管那个时代已经远逝，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精神和文化还有着深切的缅怀。大寨的独特性就在于，作为一个曾经的政治典型，可以成为那种时代精神和文化的物质载体。对游客有吸引力的，是象征“大寨精神”的虎头山、狼窝掌，是大寨人改天换地精神体现的梯田和水渠。尽管虎头山上的梯田已经不再种粮而是变成了森林公园，但人们还是希望在身临其境中回味那段历史，体味大寨精神曾经带来的激动和振奋。
大寨作为政治典型随着时代的变化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大寨人有效利用了人们对大寨及“大寨精神”所代表的时代精神的缅怀，通过发展旅游业调整产业结构，改变了经济面貌，进而使大寨由政治典型转化为经济明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大寨是政治遗产成功转化为经济资源的典型。
二
大寨的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原本不适于生产和生活。解放后，陈永贵领导下的党支部率领全村群众战天斗地，改造山河；他们筑梯田，修水渠，改变了生态环境，提高了粮食产量，不仅实现了粮食自给，还能向国家交售余粮。大寨领导群体代表着党和政府急需倡导的某种精神和力量——以共产党的奉献精神，以集体的力量征服自然，通过艰苦奋斗实现自力更生。通过将这种精神力量塑造成标准化的意识形态，可以成为动员和组织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武器，从而成为推动工业化的重要力量。1964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周恩来进一步将“大寨精神”总结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大寨精神”是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人民急需提倡和发扬的精神。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尽早摆脱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威胁、封锁和控制，新中国领导人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要求农业向工业，农村向城市源源不断提供剩余。对于大寨这样的穷困山村，不向国家伸手，就已经是对工业化的贡献了。大寨人通过艰苦奋斗，不仅实现了自力更生，还能够向国家交售余粮，这是中国农民征服自然的巨大力量的体现，也是中国崛起的力量源泉。于是，大寨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先进典型。同时，大寨所代表的集体主义对于国家征集农业剩余具有节约交易成本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大寨成为政治典型所的重要原因。可以理解，大寨作为中国农业的一面旗帜，是国家塑造新型意识形态的产物。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迫切需要这样一面旗帜来鼓舞士气，振奋民心。大寨作为政治明星的崛起，不过是适应了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
“大寨精神”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政治资产，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功用。从国家层面来说，大寨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体现了中国人民改天换地，征服自然的雄心壮志，这种精神是中国崛起的力量源泉；而大寨人所发扬集体主义，则是凝结民心，壮大民族力量的重要保障。对于大寨人来说，“大寨精神”的树立，使大寨成为政治典型，这给所有的大寨人带来了共产主义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当然，由于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支持，大寨人在大寨成为政治典型后也相应获得了某些经济上的利益。
三
人们的行为方式总是环境的产物。
在封闭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是生存的基本前提；而对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寨来说，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活命。如果社会经济环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则交换的可能性使人们的生存不一定建立在自给自足基础上，于是，比较优势观念可能进入人们的决策中。
大寨作为一个穷困的农业村落，自然资源极为匮乏，缺乏发展商品经济的自然优势。不过，曾经作为中国农业一面旗帜的辉煌历史为大寨提供另外一种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资源，那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政治遗产，这一遗产就是曾经作为中国农民精神象征的“大寨精神”；在商品经济背景下，这一政治遗产可以浓缩为“大寨”品牌。“大寨”品牌这一象征性的政治遗产，虽然内涵的“大寨精神”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但可以成为人们寄托对那个时代的精神和文化的缅怀情感的载体。通过对“大寨”品牌的经营，政治遗产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源，转化为独特的比较优势。事实上，大寨的产业结构调整，正是建立在对“大寨”这一政治遗产的有效开发利用之上的。他们利用“大寨”品牌建立了毛纺厂、制衣厂、酿酒厂，还利用“大寨”品牌参股开办合资企业。当然，最成功也是最有影响的，是利用“大寨”品牌发展旅游业，并使之成为大寨的支柱产业。
大寨所继承并成功转化为经济资源的政治遗产，除了“大寨”品牌之外，更重要的，对大寨今天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其实是大寨人在改天换地斗争中培养起来的集体主义精神。从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上个世纪80年代到今天，大寨的经济规模增长了600多倍，但大寨实质性的大发展并不是从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在逐渐开放的经济背景下，大寨人也走上商品经济的道路，但是，农民以个体身份进入市场毕竟面临各种不利条件。很长一段时间，大寨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农民收入增长速度都很缓慢。大寨真正的经济转型和经济振兴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郭凤莲再次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之后，看到农民各家各户闯市场面临的困境，决定继续发挥集体主义精神，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力量进入市场。1992年，组织成立了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引进项目、资金、人才，开办了集体性质的水泥厂、制衣厂、毛纺厂、酒厂等等；进一步，在朱镕基倡议下，大力发展旅游业。这样，在集体组织之下，大寨利用“大寨”品牌，成功实现了产业转型并通过转型实现了经济的大发展。
四
大寨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由政治明星到经济明星的迅速发展被比喻为“转身”，而“转身”又被理解为对计划经济传统——包括生产经营模式及观念——的彻底摒弃。其实，历史是无法割裂的。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至一个村庄的发展道路的选择，总是内涵着历史积淀的影响。就大寨的发展而言，没有“大寨”这样一个政治遗产及其成功开发利用，其今天的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人们往往会对集体主义存在的合理性产生怀疑。毕竟，在人们长期以来的观念中，集体主义与计划体制相伴随，而与市场体制存在内在冲突。大寨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证明了这种观念的谬误。实事求是地说，在大寨所继承的政治遗产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大寨”品牌，而是集体主义精神。如果没有上个世纪90年代后重新倡导和发扬的集体主义精神，就不可能有后来对“大寨”品牌的开发应用，从而不会有今天的大寨的成功。在潘维的《农民与市场》一书中，将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村分为成功的村庄和失败的村庄；成功者大多利用了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集体力量，而失败者无一例外是集体力量被彻底瓦解的村庄。大寨可以归入成功者的行列，而其成功同样是利用了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主义遗产。
附：本文刊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9年1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