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对话：我们固定资产投资对国企和民企有什么偏向？
陈志武：每年固定资产投资，按照金额来看是越来越大，都是多少万个亿。去年，28万亿人民币。如果我们把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按照城镇居民的年收入来做一个转化，看看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多少个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这是一个相对指标。这个指标也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中国对经济投资的依赖度变化。1980年，固定资产投资才相当于2亿城镇居民的年收入，但是到2006年的时候，上升到10亿城镇居民的年收入。我主要想说明的就是，这种模式，这种势头，就是这种大趋势是没有办法再持续下去了，必须要刹车。
从1990年一直到2006年，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是对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3.5倍。而国有企业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从1998年以后一直都是负的，就是每年要损失一些就业机会。
深度对话：您一直在提倡行政权力要退出金融市场。央企重组算不算行政权力退出金融市场？
陈志武：央企自己的重组，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行政权力的退出。比如说央企从原来的多少万家，或者多少千家，降到后来的一百多家，我觉得这些数字本身的意义并不是太大。一个中石化可以有那么多的分公司，中石油有那么多的分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个公司抵原来的几千个、几万个公司。所以简单以还剩下多少个国企、央企的数量来评价行政权力退出是没有意义的。很多人以此作为国企是不是改革了，改革多了还是少了的判断标准，完全是蒙人的把戏。国企重组都是一些换汤不换药的运作。
深度对话：您倡导的国民权益基金，“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为标准？
陈志武：这是省一级的国民权益基金。
深度对话：是不是平均分下去？
陈志武：本省是平均分下去。但是中央层面的国有资产，公民权益基金应该是13亿公民平均分下去。
深度对话：那本地分了的话，对每个人的效用是不一样的。
陈志武：那当然。对于亿万富翁来说，分这些钱没有任何意义，对他们的效用基本上可以忽略的。但是，你要根据每个人的收入多和少来决定谁可以多几股公民权益基金股份，谁可以少几股，这个很难确定的。那样的话就不公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