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如何在分析“拉美陷阱”不会在中国出现？

　　大家都知道，“拉美陷阱”是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拉美等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因发展处于畸形状态，表现为不恰当的收入分配结构以及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导致社会出现“有增长、无发展”。一边是现代化，一边是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成果的严峻现实，从而影响经济社会持续增长。中国目前也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同样，大量农民也将向城市转移，是否也会出现“拉美陷阱”？不仅经济学家担心，所有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人都在担心。

　　新华网1月28日援引《经济参考报》的一篇文章称，中国会避免城镇化进程中出现“贫民窟”现象 。专家指出，应发挥城乡接合部在推进城镇化发展、低成本吸引流动人口进城就业和定居的重要功能，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 其途径为三条：一是探索集体土地用地制度改革，为流动人口进城定居创造条件；二是通过科学的规划，走出城乡接合部城镇化发展的独特道路，避免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严重的“贫民窟”现象在我国被复制；三是允许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向流动人口集中居住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延伸，改善中心城市城乡接合部的小城镇流动人口集聚区的居住、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

　　面对大家的担心，专家给出了五个不必担心的理由：一是推进城镇化并不会导致“贫民窟”的出现，可以通过户籍管理制度的逐步改革，有序有条件地分期分批解决流动人口进城定居落户；二是推进城镇化进程并不会浪费耕地资源；三是流动人口进城并不会成为社保的负担；四是流动人口进城定居和就业，可以缓解城镇公共资源闲置和过剩的问题，不会影响公共资源的供给能力；五是流动人口进城就业和城镇居民的就业互为补充，甚至还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不会对就业产生过大冲击。

　　面对专家这么过于乐观的解释，我相信一些接触实际工作的人士肯定不会苟同。就目前农民进城人员而言，我们分类来看，一类是已经在城镇安家落户的人员，这类人业已转化为城镇人员，有工作，有住房，甚至有户口，他们是先期依靠经商富起来的极少数的一部分人，这部分人自然不再是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另一类则是过去一段时间和现在正在涌现城市的人，他们虽然在城镇务工，因多种原因如工作不稳定、居所不稳定等等使得他们仍处于漂泊状态。他们是我们考虑的重点，也是专家讨论的出发点。根据目前城镇发展的状况，城镇的房价、物价、生活压力等多方面的因素，这类人要想大批次的在城镇直至大城市（包括其边缘）永远立足，或者说比较妥善的立足，还远不是专家们想象的那样，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们得从两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一个是农民的角度，一个是城市的角度。

　　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向城市转移是一种必然趋势。至于会不会造成土地紧张的问题，的确是不需要担心的。因为城镇目前发展的现状是土地资源非常紧张，这种状况跟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在围在城镇边缘要土地的是一些什么对象？我想是不言而喻的。农民要在虎口拔牙，还不具备实力与能力。但农民要进城，这是不可逆转的社会现实，如何让农民安居？如何让农民融入城市？如何帮农民解决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这才是根本问题，是应该予以特别关注和研究的。至于仅仅是解决农民的城镇户口以及农民进城可以缓解公共资源闲置与过剩问题、可以和城镇居民就业互为补充等等分析与理解，似乎有避重就轻、无关痛痒之嫌。

　　从城市的角度来讲，农民进城虽然也给城市带来压力，但总体上是有利的。所以，城市要做好专门为农民而改变的准备。现在来看，已经不是准备而是要行动的问题了。农民一般都是蜗居在城市的边缘，即城乡结合部，因为那里租房价格便宜。这种状况，我认为与“拉美现象”的蜗居在形式和内容上并无二致。生存状况问题、治安问题，可能一时半会没能完全暴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没有应对之策来加以改变或者说优化，很难保证不出现新的情况。城市面对农民工，要做的事情很多很细，城市脉搏的跳动无不关系到农民工的痛痒，城市的规划与发展方向、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城市对农民工的政策、对农民工子女的政策等等等等，都是需要全盘考虑的，哪一个环节失控，都会引起混乱，尤其是在农民工大批进城以后。

　　所以，能否避免“拉美”陷阱，不能仅就我们目前已有的优势进行乐观而论，而应多从我们的不足上着眼，并能付诸实施地加以改变。只有这样，才是对农民工的负责，对社会的负责，对整个城乡一体化进程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