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前时代朝历史方向推，中国的思想渊源殊途而同归，都可以在儒墨道法等思想那里得到体现。
由于认为人心不古，所以先秦的思想者都梦想着回到历史，其中道家希望回归的最为久远，有浪漫的古典主义的哲学之美；儒家希望回归得最近，有卑微的现实主义之悲。墨家讲兼爱非攻，拥有包容全人类的博大胸怀与对抗强权的草根文化倾向。只有法家面向未来，但讲法治残暴，并沦落成为统治阶级的杀人之刀。
天下一家与和为贵的墨家，与忍辱负重甚至伪君子的儒家制度相结合，贯串中国的始终。
道家则一直在回避，躲避在深山密林之中，或者是清虚道观之内，执着于自己的古典之美以及似是而非的理论中难以自拔，也不想自拔。
无爱无恨，不理不睬，听任其自生自灭，这才是道家原始的思想。
在道家内部也是有重大分歧的，老子是以出世之精神，进行入世之追求，无为仅仅是无不为的手段，内心真实的希望还是有所作为，甚至大有作为。这就给儒家与法家的诞生提供了基础。
而庄子是以隐居者的态度，洒脱地做自己的。庄子是真无为。是一种浑然忘我的境界，是一种与自然之道交融的大气。是看破红尘之后的放弃，这一点与西方的犬儒主义有一些相通之处。因为在庄子看来，谁都会死的，见得多了，自然就不觉得奇怪了。
无为而治，后发制人，弱能胜强，从这种角度，道家就与法家相通。但到了庄子那一代，就逐渐到了浪漫而有丰富的情感，这跟儒家就有了相通之处。
法家来源于道家与儒家的融合，着眼于春秋战国时的国君昏聩与礼坏乐崩，面向未来，专门为君主提供服务。但不管是兵家对外还是法家对内，都太过强悍，手段太过强硬，所以才会有纵横家的谋略。
成功者往往是把所有东西都用到极致的，比如用纵横家的谋略做外交，用法家的“言必信行必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作为修法与执法的原则，用兵家打造攻城掠地的强悍的虎狼之师，用墨家去给异族之邦作为精神麻醉，在占领了之后，再让他们用儒家的原则去为自己效忠。而道家无非是躲避世事并美其名曰“修身”的鸵鸟。
中国自古是崇尚内行领导外行的，得民心者不是看有多么伟大的贡献，而是看你是否眼光够雪亮，是否能断得几件漂亮的案子，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从皇帝到刑部，从小民到父母官，都会热衷于断案清明，所以不管你生活如何奢靡，假如断几件好案子，诸如包公、狄仁杰、海瑞等等，自然会被后世敬仰的“青天”甚至成为传奇人物。
这表面上是法家精神，其实不过是在重压下的一种自慰罢了。表面上，法家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绝迹过。但那些都仅仅是假相。
儒家推动的都是人治，而没有什么法治的东西。真正的法治是需要站在权利之上的。是需要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的。
不管是在官场还是在家庭，中国从来就不缺乏专制，也没有基本的民主条件。这一点从对于“卖官鬻爵”这种现象的深切鞭挞就足以见一斑。
理性看来，中国的官场制度下，不滋生腐败比滋生腐败的难度更大，这是没有古今之分的，不会随着政权的更迭与执政者的转变而消失。
每个人都有一己私利，都会贪心，都会依恋权利与更多地逢迎君上、服务权利的机会，所以都会把官场与人际交往作为为人处事的原则来追求，故此贪官与腐败更受欢迎，势力也往往更大。
其实皇帝也知道贪官不好，是国家经济的蛀虫。
但当国库空虚，不管是灾荒之年的赈灾还是治理水患，当有外族滋扰与内部叛乱所，甚至穷兵黩武地去开疆拓土，保家卫国，需要国库支出大笔的白花花的银子的时候，清廉官吏是帮不上忙的，因为对百姓他们不够狠，自己又没有积蓄，在这样的时候只有指望那些被人唾骂的贪官污吏来为国为君上分忧的。
比如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珅，虽然200多年以来一直在遭人唾弃，但毕竟给嘉庆皇帝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相对而言嘉庆的儿子道光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虽然节衣缩食而成为“有史以来最抠门的皇帝”，但依然难以抵抗英法联军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屈辱。
说到贪官就不能不说中国古代的捐官制度。
从理性的角度，古代的捐官制度虽然相比于科举制度少了几分好名声，却同样是与中国特殊的人治历史相配套的制度，或者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政体另一种资本与权利结合的方式。其实这未尝不是缓解腐败的一种解决方案，朝廷不仅不用再浪费那么多俸禄，貌似是好事。但长期以往，富官政策深入官心，却会导致百姓的信任危机。
这就是君主内心矛盾之根源所在。
本人也不是试图为贪官污吏们平反，毕竟他们吸的也是黎民百姓的血，盘剥的也是国库中的财富。但至少从空虚的清高与切实的贡献之间做对比，与其徒有圣明之名，倒不如能够衣食无忧，随时随地不愁各种开支。
这也符合“慈不掌兵，义不为官”的古训。
以外行身居高位当傀儡，选择并委任内行去做事，让内行去做执行，因而虽然如此正是遵循“劣币驱逐良币”的原则，但未必就不会让执政效率更高一些。
领导还是在小事上糊涂一些，才能在大事上明白，如此似乎也不是一件坏事。领导也许不知道如何去办，更不会事必躬亲地去办，却知道何时要把何事办好，办到什么程度，以及交给谁去办最合适，办好了如何赏，办砸了怎么罚，领导不必埋头于琐碎的事情，而需要去考虑自己的团队的未来，考虑更深远一些，更高瞻远瞩一些的事情。考虑如何能够花最小的成本，用最高的效率去得到更广阔的发挥空间。
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朝金钱看齐，任何专业上的事情都可以通过钱的方式让专业人士去做。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国内外局势越来越复杂，资讯以及资讯所带来的危机变化更为迅捷，身居领导高位的就越来越不能是内行了。
马云在互联网电子商务领域的成功从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遵循的这一原则。
并不一定是有学问的人做官，没有学问的人做百姓。有学问的人只能在知识上有优势，但在实际执行能力以及专业性上，就未必是更好的选择。
让领导事必躬亲，清官会累死，贪官会以权谋私。是不能从根本上造福百姓的。
从这种角度，以权谋私、权力寻租、捐官以及议罪银等等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今都是人治胜于法治，这些都是中国儒家思想所影响的。
儒家的忠诚仁义，使得即使上面坐的是昏君棒槌，都要被奉为圣明。中国的官员臣子往往走两个极端，或者是愚忠愚孝，或者是乱臣贼子。正如此，就会形成保守与改良，保皇与民意等对立的派别，从忠义到私利等派别的持续对立。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领导者的素质，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倒是符合“木桶理论”的。
权力至上主义导致权利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源，下属中，胆子大的会去争夺，胆子小的会去拉派系，一方面为自己谋福利，同时让自己的根基打得更牢靠一些；夺取政权的不管是政变还是农民起义，或者是宫廷内部的祸起萧墙，都会给帝国造成伤害。而拉帮结派的就形成党争，甚至把真正的权力中心架空。
而下属面对来自上司的压榨，也无可奈何，毕竟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遗憾的是：中国的法治社会从来就没开始过，即使有，都难以持续30年以上的。
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显赫一时的法家代表人物，但韩非由于口吃，连表达都难以准确，不仅不能在朝堂之上舌战群僚，更不要说对国君有影响作用了。
即使成功者比如商鞅、虽然也曾经在20年变法之中，奠定了大秦崛起的坚实基础，但依然难逃酷吏的恶名并受车裂大刑。相反，汉武帝时的酷吏张汤、义纵，应该也是法家代表人物，但却被作为汉武帝的鹰犬而被后世铭记；武则天时期的酷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和万国俊等，更是成为独裁统治的工具，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法家精神。
“家天下”的帝国时代是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精神的，党天下的政治制度就可以容忍真正的法治精神吗？！
当政者不准、同僚会怨恨，百姓会不习惯。权力往往倾斜于人情，人治往往凌驾于法治。与儒家的谄媚相比，法家的无情是很难在帝国时代有容身之地的。
个人认为，综合来看，在2000多年的历史惯性中，要真正做到宣扬法家精神，难度确实是相当大的。这才是中国一直没有本质飞跃的核心所在。
本人不管是从家庭还是从思维方式，儒家的影响也颇为明显。中国素来是以历史悠久的儒家社会著称的，而且每次谈及此就颇为自豪，虽然如此，但本人认为，这刚好是导致中国难以迅猛发展的根源。
学者都是儒生，自然认为法家残忍。儒生靠的是思想，法家靠的是制度。比如孔子最推崇的是周公的贤德，但春秋战国礼坏乐崩，君主的内心一个比一个险恶，当然无法执行，也只有商鞅、李斯以法家使得秦国强大起来。
法家是比儒家进步的，儒家靠的是对上的谄媚，法家靠的是从上到下的约束，儒家需要的是君主的清明贤德，核心标准是人治。
儒家出谋划策，建立文化标准；法家建立制度，建立游戏规则，缺一不可。
墨家卖国，道家误国，儒家寄希望于主上的圣明，只有法家精神才是可以让后世继承享用的政治遗产。让国家得到真正的长治久安。
归根结底，还是本人提出的那句话：
中国要发展，以道家修身，以儒家齐家，以法家治国，以兵家平天下。以纵横家进行外交做到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墨家原理解决民生问题，但核心应该是以法家治国。只有把这些道理都搞明白了，并有意识地去应用各家之所长，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新时代的中国呼唤真正意义上的法家精神。
真正的法家精神是需要凌驾于权力之上的。
法家需要建立的是可持续性的制度，不需要君王有多贤明。立法权、司法权应该是凌驾于执政党或者家天下的地位之上的。因为只有法治社会才是真正可以做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
毕竟不管是古代的独裁君主还是现代政治制度中的一手遮天的执政党，必须要有法律作为权利约束以及管理手段，否则会把君主与元首们累坏了的。
弃儒尚法，才是中国治国的根本。
贾春宝
电话：13269258122，89581930
MSN: bekings@yahoo.cn
QQ：469063961
价值中国网个人空间：http://bekings.chinavalue.net
原创外汇评论主页：http://blog.hexun.com/chunbao/defaul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