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结构、促转型”绝不是空口号

“调结构、促转型”绝不是空口号

——从“产值工业化”转向“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董登新（教授）

　　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既是一个导火索，也是一个转折点。以钢铁行业为代表的产能过剩首次在中国出现，这标志着我国“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行业的产能扩张已走到尽头，同时，它也标志着以快速工业化支撑的GDP高增长已告一段落。

　　2010年“调结构、促转型”，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开始从传统的GDP挂帅走向结构均衡下的质量型发展，“产值工业化”将逐渐被“城乡一体化”所取代。其主要特征是：坚决遏制“两高一资”行业扩张，逐步削减传统制造业的重要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鼓励科技创新与全民创业，大力扶持中小企业与民营经济发展，鼓励资本下乡与企业家下乡，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着力提升农村城镇化的水平。

　　目前，中国经济存在结构上的失衡，它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做大做强。

　　（1）症状：工业化超速，城市化滞后；后果：城乡分割、二元结构加重。

　　自建国以来，中国一直十分重视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近三十年来，我国工业化进程更是突飞猛进、超速发展。然而，我国的工业化大多是在大城市内封闭进行的，工业化结果是城市越来越大，城市楼房越盖越高，这就是所谓的“城市工业化”。相反，农村依旧是农村，农村仍然以传统农业为主，经济依然落后。在中国，深圳是农村城市化的典范，但这样的例子少得可怜。因此，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它充其量是小城市变大城市，大城市变特大城市。

　　以上海为例，纯粹从人口规模来讲，上海绝对属于国际大都市，因为它拥有一千多万人口，但与国际大都市相比，它却差距巨大，因为上海市基本上是一座“工业城”，工业在上海GDP中所占比例仍高达46.6%，近半壁江山，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略超50%。相反，在一些国际大都市中，工业的比重已降至20%左右，而服务业的比重则大多在70%以上。

　　由此可见，中国的城市化不仅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而且还存在普遍的“两极分化”现象，即大城市太大，小城市太小，而中等规模的卫星城市太少，尤其是新兴城市太少。因此，工业化没有同步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而城市化的两极分化，根本无法对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足够的辐射力，城乡分化成为必然。

　　（2）症状：GDP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对称；后果：保增长无法保就业。

　　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来看，GDP结构与就业结构基本上是完美对称的。比方，在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占比不足5%，第一产业GDP占比也不足5%；工业劳动力占比不足30%，第二产业GDP占比也不足30%；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在65%以上，同样，第三产业GDP占比也在65%以上。这是一种GDP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对称美”。

中国GDP结构与从业结构的非对称性（2007年）

　　然而，在中国，GDP结构与就业结构严重“不对称”，以农业为主体的第一产业吸纳了中国劳动力的42.6%，但它却只创造了中国GDP的11.7%；相反，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创造了GDP份额的50%，但它仅能吸纳中国劳动力的25.2%。这一结论，一方面佐证了中国工业化并未同步推进城市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仍十分艰难，中国产业结构仍然十分落后；另一方面，它也证明了中国“保增长”就是“保工业”，但“保工业”无法实现“保就业”的宏观目标。

　　（3）症状：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同时并存；后果：社会资源严重浪费。

　　重复建设是GDP挂帅的必然产物，而且“两高一资”行业是重复建设的重灾区。道理很简单：两高一资行业大多都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在没有严格环保门槛的前提下，只要银行放贷，任何地方都敢于“大干快上”这类项目，一旦投产成功，不但可以瞬间做大GDP，而且还能快速增加地方政府税收。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钢铁、水泥、煤炭、电力等“两高一资”行业。

　　在2002——2007年间，中国的房地产与汽车业飞速发展，“两高一资”行业鸡犬升天，因为挖矿、卖矿，山西、内蒙的GDP飞速飙升，地方政府自信满满；因为冶铁卖钢大赚特赚，中国粗钢产量近年来直线上升，钢产量分别是美国和日本的5倍，是世界十大产钢国的总和，世界的铁矿石更是价格飞涨，直到整个行业产能全面过剩，才终止了这些“两高一资”行业的疯狂扩张。

　　2008年，一方面“两高一资”行业大量产能过剩，相当企业限产、停产，而另一方面，大量过剩产能却借口“保增长”，异地重复建设，继续扩张上马新项目。以水泥为例，2008年全国水泥产能18.7亿吨，产量14亿吨。截止2009年9月底，全国新建成投产和在建生产线400余条，总产能约6亿吨，水泥产能严重过剩。这是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很显然，GDP挂帅的余威仍在产生重大影响。

　　（4）症状：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与官方投资左右中国经济；后果：放大经济波动的偶然性。

　　在国际商品市场上，中国出口商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附加值一般不高，而且经常会遭遇反倾销“阻击”，比方，纺织、服务、鞋帽、玩具、塑料制品、家具、电话、普通钢材等；相反，中国进口商品则大多为资源性、初级性产品，它们大多是近年来不断涨价的品种，如原油、成品油、铁矿石、汽车、高端钢材、大豆等。

　　1991年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商品进出口总额/GDP）只有33.2%，目前，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已高达66.8%，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中国经济国际化联动的效应，从而放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和不确定性。从另一方面看，出口导向已成为中国GDP高增长的重要支撑。

　　此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官方投资一直主导中国经济冷热，投资渠道单一与投资门槛设限，严重制约民营经济与中小企业发展，我国民间资本至今尚未得到充分有效利用。如果说，官方投资表明政府意志，那么，民间投资表明市场信心，两者之间在投资取向上存在较大差别，官方投资侧重投向大企业、大项目，民间投资则侧重投向中小企业、中小项目。

　　投资、消费与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与出口固然能直接驱动经济增长，做大GDP，但经济增长的目标是提高国民福利，提高国民消费水平。因此，本末不能倒置，在投资与出口驱动GDP高增长的同时，如何让国民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却反而成为了一道难解之题。

　　（5）症状：中西部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后果：不利于国内经济区域的一体化发展。

　　30年改革开放，从80年代“珠三角”向90年代“长三角”，再到现在的“环渤海湾”，中国经济重心始终沿着东部海岸由南向北推进，尤其是珠三角的广东与福建，长三角的上海、江苏、浙江，以及环渤海湾的北京、天津、山东、辽宁，作为东部三个经济带的核心9省，它们的GDP占据了全国GDP的一半以上，而且这9省2007年人均GDP分别超过2.5万元人民币，均远高于其他省份。

　　从人均GDP水平来看，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别过大。以2007年为例，人均GDP最高的上海（6.64万元）是人均GDP最低的贵州（0.69万元）将近10倍。东部地区经济的发达与西部地区经济的落后形成鲜明对照，这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经济一体化发展设置了障碍。如何缩小东部地区与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这将是目前经济结构调整中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

　　2009年8月25日，国家发改委张平主任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工作时提出：要把自主创新作为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把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把缩小城乡、地区差距作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着力点。

　　最后提示：调结构、促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标志着GDP的高增长不再是行政绩效考核的首要目标。如果说，节能减排是“调结构、促转型”的突破口，那么，驱动GDP高增长的“两高一资”行业的扩张将率先受阻，为此，持续30年、高达10%的年均GDP增长速度，必将重心下移，比方，6——8%的GDP增长，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常态增速。自主创新与全民创业将成为“调结构、促转型”的主战场；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提高国民福利，成为政府首要任务，“保八”目标将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