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矛盾的斯密?

赵峰 原创 | 2010-10-07 10:31 | 收藏 | 投票

又一个矛盾的斯密?

 

1878年,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斯卡尔茨基在其《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及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中提出,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人性观是利他的,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中的人性观则是利己的。自此,斯密被理解为一个矛盾的思想家,一个生活在两个相互割裂的世界的人。——道德世界的利他主义者和经济世界的利己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卢森贝在《政治经济学史》中也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同情心,而他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则是利己主义。将《道德情操论》中的同情心和《国富论》中的利己心理解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是所谓的“斯密问题”。

“斯密问题”其实是一个伪。理论界长期以来的纷纷嚷嚷,或者源于对斯密的误读,或者是服务于某种政策需要的牵强附会。事实上,无论在经济世界还是在道德世界,无论在《国富论》还是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都是一个利己主义者,都认为自利是个人行为乃至社会进步的原始动力。斯密也认识到,利己主义有自我膨胀自我强化的趋势,其极端的发展可能成为社会和谐与进步的破坏力量,因此需要某种力量加以约束。在经济世界里或者《国富论》中,斯密将约束利己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一直看不见的手”上,他相信理性的个体在追求自我利益过程中由于受“一直看不见的手”的约束,可以导致社会利益的实现。这样,在利己主义和“一直看不见的手”基础上,斯密构建出一个和谐的经济世界。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将约束利己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同情心”之上,在他看来,人们在出于自身利益——经济或者非经济利益——进行决策时,总会受到内心的“公正的第三者”的指导(这位“公正的第三者”可以理解为长期的意识形态或者道德观念教化在人内心的积淀),从而使其追求个人利益却不导致对社会或者他人利益的损害。这样,在利己主义和“同情心”的基础上,斯密构建出一个和谐的道德世界。通过对《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重新解读,可以发现并不存在利己心和同情心的矛盾,也不存在所谓的“斯密问题”。

 

在当代英国经济学家迈克尔.佩罗曼(Michael Perelman)那里,在关于干预主义还是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上,亚当.斯密又成为一个矛盾的思想家。在《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经济学的一种诠释》中,佩罗曼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家著作的重新解读,试图为资本主义的诞生提供一种新的理解思路。其核心观点是,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资本主义被看成是一种自然天成的制度,市场从来就存在并将永远存在,而且从来就是自由放任的。佩罗曼试图证明,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有着两套论调,除了关于市场运行的自由放任的论调之外,他们还有着另外一套关于市场形成的国家干预的论调。在后一种论调中,古典经济学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市场制度不是从以往的制度环境中自然生成的,没有国家干预就没有市场的形成,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当然,前一个论调是公开而显著的,后一个论调是潜在而隐含的。后一套论调并不因为其隐蔽性就丧失其对政策的影响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阶段,在市场建立过程中,主张国家干预的观念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古典经济学创始人的亚当.斯密,就有着这样两种看似矛盾的论调。

斯密一直被看成是一位纯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而且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人。在一定意义上,斯密是通过对重商学派的国家干预思想的深入批判来完成他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构建的,斯密是重商主义的清算者和终结者。在传统观念里,亚当.斯密和重商主义水火不相容,他们分别站在理论和政策主张对立的两极,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会被看成是疯狂的想法。迈克尔.佩罗曼认为,人们所认识的其实只是亚当.斯密的一个面向——那个正式的公开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说,阅读亚当.斯密有两个途径,一是阅读他公开出版的著作即《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通过这种阅读所认识的,也就是历史所公认的作为重商主义的清算者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奠基人的亚当.斯密,这是斯密的正面形象。第二个途径是阅读斯密生前未公开出版的私人文字,如日记、书信、演讲稿,在其中可以发现斯密本质上是一个干预主义者甚至是一个重商主义者,他主张国家制定和实施圈地法案,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以推动市场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通过这种解读所认识的是一个干预主义者的亚当.斯密,这是斯密的暗影。佩罗曼似乎在帮助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一个公开场合的自由主义者和私人场合的干预主义者。这样,亚当.斯密除了道德世界的利他主义和经济世界的利己主义的人格分离之外,又加上经济政策主张的自相矛盾。

姑且不讨论佩罗曼立论的基础是否客观而公正,论证的过程是否严谨而扎实,从历史的角度理解问题,即使斯密确如佩罗曼所说有着干预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两套主张,也完全可以理解的,作为干预主义者的斯密和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斯密并不矛盾。作为自由市场制度支持者的斯密之所以成为干预主义者,因为他认识到自由市场建立的基础不是自由而是强制——比如圈地运动。由于对自由的珍视,由于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恐惧,留在农村的生活即使很艰苦,农民也不愿意进入资本主义的血汗工场,而公地正是贫苦而倔强的农民最后的脐带。只要有公地存在,即使被地主剥夺得一干二净,农民也可以从公地上收获微薄的生活资料来满足自己微薄的需要。公地于是成为阻碍自由劳动力形成的障碍,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自由市场建立的绊脚石。借助于国家的强制力量,借助于圈地法案,才能完成圈地运动,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化。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斯密经常被看成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一直看不见的手”因为过于理想化而被看成是上帝之手。如果确如佩罗曼所说,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斯密主张通过国家的干预来建立市场,那么,斯密就表现出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的真实的一面。不过,斯密之主张国家干预,仅仅在于市场形成之前。在斯密的观念里,国家干预的意义在于帮助市场的建立,一旦市场形成,国家就应该退出市场,仅仅从事那些基本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样来理解,同一个斯密作为干预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并不矛盾,他们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不同阶段的不同主张而已。

 

作为雇佣劳动制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产生的条件一是货币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二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离造成大量自由的劳动力出卖者,这两个条件是通过资本原始积累实现的,其中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圈地运动。客观而公正地看待历史,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论述是真实而科学的,而那种宣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自然的永恒制度的说教,不过是自欺欺人。在那样一种更接近宗教的自由主义观念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从来”就有,而且将永恒存在下去,即使市场制度本身存在问题,市场也会自我矫正,自我完善。这样的说法既经不住理论的推敲,也经不住历史的检验。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式微之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近乎梦呓的论调不仅在学术的神庙而且政策的殿堂里一直大行其道,不仅在扭曲理论的发展,也在误导着公共政策。

迈克尔.佩罗曼对古典经济学及亚当.斯密的重新解读,给我们提供了认识历史及审视理论的新的视角。亚当.斯密作为干预主义者的形象的显现,在一定意义上是在还原历史的真实,也是在还原理论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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