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人民币汇率交锋十年的得与失

丁志杰 原创 | 2010-11-03 21:29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一些西方国家的炒作,人民币汇率被冠以“自2002年以来全球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共同最为关注的问题”。而中美之间的交锋贯穿始终,也最为扑朔迷离。对历史的梳理和客观分析,尤其是美国施压人民币的目的、策略以及方法,有助于正确应对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国际压力和可能的货币战争。

  一、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此举为中国赢得广泛的国际声誉。然而,随着亚洲和世界经济局势趋于稳定,人民币汇率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在当时中方参与的尚属高级别的双边财经对话中,如中美财长会晤和中英财经对话等,对方都提出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的要求。

  美国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始于商界院外游说。一些美国学者把中美贸易失衡以及美国失业加剧归咎于人民币币值低估。2002年,美国钢铁工业联合会为保护国内钢铁行业引发全美上下对人民币施压的呼声。2003年6月,代表制造业利益的健全美元联盟,以及2004年9月,由劳联—产联组织发起的中国货币联盟,都企图游说政府动用“301条款”,逼迫人民币升值。

  接着,美国政府迅速介入,直接参与中美汇率交锋。作为对健全美元联盟游说的回应,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公开表示人民币应该自由浮动,美国财长斯诺就中美汇率在参议院举行听证会。2003年9月,斯诺访华拉开了中美汇率博弈的大幕。2003年10月,泰国曼谷APEC高峰会上,美国总统布什要求人民币汇率需由市场决定。2004年,美国威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更是被炒得沸沸扬扬。

  这一时期,美国施压人民币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目的一是为国内经济问题寻找替罪羊,转移视线;二是施行弱势美元政策,实现美元的有序、被动贬值。2002年,美国政府面临着经济下滑,财政、贸易出现双赤字的困境,弱势美元政策成为美国的救命稻草。美国并不在意人民币是否升值,正如格林斯潘2005年所言:“如果人民币按照布什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升值了,那么美国的消费者将为购买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而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仍然降不下来。最终我们将发现,我们将会从其他地方进口,而且进口的商品是一样的,而唯一的区别是这将导致美国国内商品价格的上涨”。施压人民币只是其推行弱势美元政策的一步棋。

  中国“成功”地应对了新世纪首轮人民币升值压力。成功表现在没有因为压力就动汇率,人民币在2005年汇改前对美元汇率稳定地保持在8.275到8.28之间,美国也未因汇率问题对中国进行制裁。然而,我们也错失了改革的良机。进入2002年以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外贸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快速积累,经济基本面为人民币汇率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事实上,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汇率改革的目标: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然而,由于担心国际压力助推投机资本流入和汇率升值预期,改革没能及时实施,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隐形成本,如升值压力积累,经济结构失衡加剧,国际经贸环境恶化等。

  炒作人民币汇率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工具,是手段。美国也不希望由此引起中美经贸领域摩擦扩大,然而美国政府与中国直接交锋人民币,使其投鼠忌器,面临两难境地,因此经常出现左右摇摆。

  二、人民币汇率问题工具化

  尽管首轮交锋美国没占到便宜,但中国在汇率问题上的谨慎让美国意识到汇率牌的价值。2005年,美国调整了施压的策略。美国国会走到台前唱白脸,威胁汇率报复,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悬在中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美国政府则退到后台,一会儿红脸,一会儿白脸,跟中国展开博弈和谈判。

  2005年2月,美国参议院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提出对中国商品增收27.5%关税的议案。作为策应,5月美国财政部在《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评估报告》中称:“除非中国修改其汇率政策,否则中国将很有可能在今年的晚些时候被美国列入‘操纵汇率的贸易伙伴’名单当中”。同时警告中国人民币对美元至少升值10%,否则美国国会将对中国进行贸易保护主义立法。 6月21日,22名众议员提出提案,要求财政部在60天内,就中国人民币汇率政策进行审查,如果有证据证明中国对汇率进行操纵,将对所有自中国进口的商品施加关税。美国国会和财政部一唱一和,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与之同时,美国政府开始向中国要价。首先从贸易突破。中美纺织贸易谈判于6月17日打响了无硝烟的战争。一边是汇率操纵下将对所有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的威胁,一边是对纺织品进行配额限制的轻微让步。在通过七轮艰难的谈判之后,中美最终达成妥协?:美国对中国纺织品的配额限制从2006年1月日开始持续到2008年末,限制的数量涉及30种中国纺织品和服装。显然,美国政府对美国各个工会联盟以及组织交上了满意的答卷。其次,中国金融领域的开放也上了美国要价单。2005年10月19日,在中国访问的斯诺敦促中国加速金融领域开放。

  高压不是美国唯一的施压手段。经济学家们“温和、客观”的评价与建议也充分体现着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所在。2005年5月24日,在中国经济高峰会上蒙代尔说:“中国应该坚持现在的货币政策,但可以研究考虑慢慢放松外汇管制,这样会取得更好的平衡”。6月1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雷斯科特在中国接受采访说:“中国政府应该首先改革银行系统,然后进一步放松资本账户控制,最后采取稳健的物价水平政策。在取得这些改革成效后,人民币可以像欧元、美元那样,逐步采取浮动汇率制,但这一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中国要保持开放,保护产权。” 2005年布什通过访华与对话,从贸易领域、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和知识产权三方面向中国提出要求。美国利用人民币汇率将其触角伸向中国主要经济领域。

  2005年7月21日,在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下,中国启动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然而,尝到甜头的美国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愈炒愈烈。2006年3月,美国参议员格拉斯利和鲍克斯提出严厉打击汇率操纵行为的提案。2007年7月底8月初,美国参议院两个委员会在一周之内通过两个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提案。尽管这些提案都不了了之,然而这些威胁都成为中美经贸领域交往中美国的重要筹码。显而易见,汇率牌成为美国从中国攫取经济利益的工具。

  “中国通”保尔森成为美国财长,彻底将中美汇率交锋的核心放在经济利益的博弈上。在其入主美国财政部期间,美国汇率牌又有所翻新,政府几乎一边倒地唱红脸。在上任前的2006年6月27日国会听证会上,保尔森避而不谈汇率,反而强调除了近期目标放在人民币更具灵活性外,还要把很大的努力放在中期目标上,也就是要求中国继续向外国资本开放金融市场,并表示他努力“鼓励中国去做那些不只是最符合美国利益,也最符合中国利益的事情”。保尔森的“友善”只是为了更巧妙、更多地打汇率牌继续从中国要价。2006年12月,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保尔森“汇率不是重头戏,应从长计议”的态度,成功使得中美在证券、金融、能源、航空等领域达成一系列实质性协定,为美国全面进入中国市场打通道路,更为美国通过金融等各种手段,实现输出美元金融资产,换取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物资产和资源的根本利益目标做好铺垫。2007年3月,保尔森第三次访华,同样在放松了中国人紧张的汇率神经后,要求中国开放医疗和运输业市场。

  三、后危机时代汇率工具化升级

  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美国自身起火,中美汇率交锋暂时平静下来。然而,2009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出现复苏迹象,美国便迫不及待地攻击中国作为应对危机之策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政策。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责中国的贸易顺差是操纵人民币汇率的结果,开始了后危机时代中美汇率博弈。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前夕,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不断升级,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再起。进入2010年,人民币汇率面临新一轮轰炸。3月15日,美国130名议员联名要求人民币升值;4月3日,再提汇率操纵国威胁;9月29日,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这些手法与危机前如出一辙。只是由于形势的不同,美国用意也不尽相同,指望藉此从中国乃至世界索取更大的利益。

  尽管今年上半年美国不断施压人民币,但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动汇率。一旦中国发出汇率改革的信号,美国就不可思议地跟进施压,这不能简单地将其用意理解为政治化。例如,今年3月初,两会召开期间,中国政府明确表示要继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3月11日,奥巴马却一反常态,在美国进出口银行年会上再提人民币升值问题;3月14日,中国政府回应“人民币汇率不存在低估”,从而使人民币汇率改革陷入僵局。5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在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危机后首次明确提出“完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却也引来美国的各方施压。美国非常清楚“中国不会因为国际压力就动汇率”,美国如此施压就是想扰乱、拖延、阻碍中国汇率改革,一来可以继续与中国打汇率牌,二来丑化孤立中国,使中国处于被动地位。

  美国更深层次的目的是为发动“货币战争”做准备,试图以此转嫁危机的成本和危机后的调整责任。进入今年三季度,在弱势美元政策下,美元开始大幅贬值;8月,在美国经济存在“二次探底”风险的情况下,美联储再次开启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美国试图利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弱势美元,制造大量的流动性,并使之流入其他国家,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后者要么被动扩张货币,承受通货膨胀、资产价格上涨压力,要么货币被动升值,从而不得不承受危机后世界经济调整的负担。这个时候美国再真正施压人民币升值,带动其他货币升值,触发资本流动,从而达到其“资本圈利”之目的。也正是这个原因,在中国6月19日重启汇率改革以后,美国反而加大了施压力度。在这场美国引起的全球货币汇率动荡中,各国纷纷采取措施,或者干预外汇市场,或者实施资本管制,防止货币过度升值,阻止投机性资本流入。

  四、后危机时代应对“货币战争”之策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调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国际合作协调难度加大,货币汇率领域的混乱还会持续,并有扩大恶化的趋势,人民币汇率问题会更加复杂化。过去10年中美汇率交锋,经验教训参半,需要加以总结,以更好地应对未来出现的各种情况。

  第一,正确认识中美汇率博弈。首先,尽管美国打汇率牌有诸多动机,例如美国国内国际政治因素,但中美汇率交锋的本质和核心是经济利益。美国一直试图利用汇率作为工具,从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其次,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看似无序,各方态度有时甚至相左,但是无序背后是有序,一切皆服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中国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并提高警惕。再次,中国要抵制把人民币汇率问题扩大化的做法,不把汇率问题和其他经贸问题捆绑在一起,以免被要挟。

  第二,主动应对国际压力。首先,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以我为主,不因为有国际压力就动汇率,也不因有国际压力就不动汇率,只要中国经济需要和许可,该动则动,以免落入对方预设的陷阱。其次,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要统筹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通过深化改革主动化解国际压力,而不是被动地忙于应付。再次,在国内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对人民币汇率也有不同的诉求,汇率改革要服从经济全局和国家利益,切忌把国内矛盾国际化,借外力来解决国内问题。

  第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首先,美国一直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20、世界贸易组织,将人民币汇率问题多边化。中国在国际机构话语权的提升,有助于维护自身的利益。其次,当前货币汇率领域的混乱,受害者不仅仅是中国,越来越多地国家卷入其中。中国应该和其他国家一道,要求美国停止施行不负责的政策,遏制其以邻为壑的行为。再次,中国应呼吁建立大国货币汇率稳定机制,支持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必要管理,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

  

 

个人简介
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中国金融40人(CF40)成员;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中国投资学会理事;北京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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