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约还是市场?

周洛华 原创 | 2010-12-13 14:08 | 收藏 | 投票

  “我们究竟需要哪些条约来构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我连续发了两篇论述国际货币新秩序的文章之后,有读者来信问具体的路线图。这是一个好问题,直接点到了核心。但是,我考虑再三却又无法给出自圆其说的答复。

  起初,我认为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应该签订一揽子条约来协同共建新体系。这一揽子条约,我猜想应该包括但不限于气候公约和具有约束力的减排议定书,还应包括对劳动者最低安全和生存保障标准的条约,包括各国财政自律的承诺,包括对农产品和大宗原材料贸易解除限制的条约等等。这些条约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在酝酿之中,不得而知。我只知道这些条约有时候是一厢情愿而且得不偿失的,因为当条约对自身有利的时候,大家都捍卫条约规定的义务;当条约对自身不利或者对别人有利的时候,又都纷纷背弃。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世人听到了越来越多有关各国在气候大会上的博弈细节。我的天,说“进展”简直是粉饰,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在倒退。据报道,不仅美国从未加入过“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的减排行动,而且议定书缔约国日本也在坎昆会前宣布停止执行2012年以后的减排,留下在财政泥潭中挣扎的欧盟独立支撑半边天。

  所以,我想应有个条约与市场相互促进的机制,条约约束力创造一种公共商品,使得所有缔约国在同时遵守条约的情况下,提升共同利益;而市场必须为这项公共商品提供稳定而准确的定价,这个定价就是激励大家执行条约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京都议定书》从一开始就命运多舛,因为气候作为公共商品,没有得到合理的定价,那世人也就无法对气候衍生品—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定价。由日本和欧盟单方面执行的减排和补贴措施,并没有提升全体缔约国的共同福利,最终被背弃也在情理之中了。

  而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之后,我觉得我们不仅仅需要新条约、新框架,还需要新的市场定价机制,这样才能把各国从金融危机、气候危机、农产品危机和其他危机中拯救出来。上一篇专栏中我提出了高油价的假设,认为油价高涨将使得气候大会轻松过关,也会让农产品贸易变得更顺利。但许多人指出这个观点有瑕疵。因为在金融危机之后,欧盟、日本和美国都陷在通货紧缩的泥潭里,这三个地区需求低迷,何来油价飙升的前景?

  大家的批评意见很中肯,确实,我没有需求面的证据来说明油价大幅上涨的理由。但是,我认为油价飙升是建立新货币机制的市场保障,是我们投资新能源、轨道交通和其他清洁生产方式的最根本的定价基础,符合金融学的基本逻辑。如果仅是黄金上涨,只能从一个侧面约束各国的财政纪律,防止各国滥发货币,却不能形成新的市场激励机制。

  与此同时,我发现在中国存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激励机制,我们不需要有高油价,只需要有概念和题材,就可以促进新能源产业的飞速发展了。我国推出的中小板和创业板,甚至部分主板市场上,许多公司要么是新能源生产商,要么是提供技术保障的相关公司,这些企业在“盘子小,高送转,容易炒”的市场背景下,得到了令人惊异的高估值。这样一来,即便没有油价暴涨的前景,中国的资本市场照样能为企业提供一个激励机制,鼓励大家从事这方面的投资。这种激励机制就是上市套现。

  其实,这样的激励机制似曾相识。在10年前的纳斯达克市场上,也有许多这样的高科技公司,他们业绩很差,但估值很高,最终他们消灭了普通投资人的大量财富而成就了部分创业者的梦想。与纳斯达克市场不同的是,我们的许多新能源概念企业其实是有销售收入有真实利润的,而纳斯达克当年的那些企业基本没什么盈利。不过我们这些新能源企业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府补贴和采购。最近有报道说国家计划在“十二五”期间投资10万亿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这又会刺激许多高科技企业去争取政府采购订单,做强业绩,然后上市兑现。问题在于,凭什么确信新能源之类的新兴产业值得投入10万亿资金呢?如果油价持续低迷,这些采购岂不是得不偿失吗?我不知道相关方面是否想过这个问题,在今天中国资本市场的结构和机理,政府投下的这些资金最终能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

  金融危机以后,许多国家的政府为加强监管而采取的行动似乎有“去市场化”的嫌疑,希望这只是暂时的。我一直认为,如果油价持续低迷,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将继续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那么,我国的通货膨胀就是无本之木,迟早会随着信贷到期,资产品价格集中兑付的那一天的到来而突然变为通货紧缩。那样的话,随着人民币兑美元可能在明年出现比较大幅度的升值,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有哪句话曾经在金融危机期间打动了我的话,那就是“流动性会突然消失”。假如真出现那样的情况,今天我们市场上那些需要高度流动性才能推动的股价,那些依靠通货膨胀预期才能维持的房价,岂不是难以为继?而股市上许多被长期压制的公司股价反而会显得极具投资价值。

  也许,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的变化,才会推动我们找到新的货币发行机制。最好的条约是市场,最好的市场是条约。

个人简介
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后研究员。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并购部副总经理,上海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私募基金合伙人。主要著作有《中级金融工程学》《金融工程学》《资产定价学》《经济学家是我的敌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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