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自下而上、创业型、市场导向型的发展模式，以替代目前经济对大规模政府投资、国家行业政策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
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我发现不论是政界还是学者都或多或少“眼光向外”，我们对自己值得总结的内生模式并不是十分推崇，反而是基层政府更乐意于向那些经济有活力的友邻学习，在我看来，他们最是明辩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模式。
近年来，因为“中国实验室”项目，我们接触到了很多中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中小企业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其中有80%要归结于政府环境。这也是包括我在内的学者和新闻界一直呼吁要改善中小企业待遇的原因，中国的中小企业要继续发展，需要更好的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和金融环境。
中小企业环境的恶化是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农村信用贷款到处都是，那个时候，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不少，其中收入增加最快的部分，不是粮食买卖，而是摆摊做小生意的部分。但在1993年，农村金融全关了，1998年出了一条行政命令，搞地下金融、小型贷款，不光是民事责任，还连带刑事责任，当时枪毙了好几个。中国农村金融从那个时候起开始严重萎缩。从那时起，农村资金开始缺乏，农民无论办工厂还是投资小生意，都很艰难。只有浙江保留下来了。我们应该关注浙江经验。
上世纪70年代，珠三角和温州都很穷，但在今天，这几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浙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前仅列全国的中游，今天已排名全国前五位，而在上世纪70年代，浙江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温州在当时还是一个农业小镇。
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2004年，浙江城镇居民的利息收入是上海的4.5倍，股息收入是上海的5.3倍。尽管上海的人均GDP更高，摩天大楼更多，但在浙江和上海之间却存在这样的差距，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在浙江，更多的人拥有并经营着成功的小企业。同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浙江家庭的平均创业人数是上海的3.4倍。
这种现象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那里的民营经济比较活跃，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很好。2006年，美国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访问中国，将第一站选在了浙江省会城市杭州。 如果说中国发展存在可借鉴的模式的话，那就应该是浙江模式、温州模式。
中国农民极具创业精神。浙江省如今那些规模最大的企业，许多都是上世纪80年代由农民创办的。在这背后，起到关键推动作用的是那里的有利环境——不仅农业的贸易条件有所改善，还放松了管制，减少了政府的干预，改善了中国农村地区的融资途径。
在上世纪90年代，主流观点认为，农村问题就是劳动力补偿问题——需要引入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建立工业区，创造工作机会。现在看来，这种观点过于狭隘了。在上世纪80年代，全国60%以上的小城镇企业家都来自农村。到了90年代，因为金融改革，农村金融政策在别的地方大幅度倒退，但在浙江仍在继续实行。
任何区域经济发展仅有企业家单打独斗并不能创造价值，必须有资源和产权保护等政策。在企业家精神与资源结合方面，浙江省的工作做得比较好。中国政府要从根本上扭转对农民的看法。一种是自下而上、创业型、市场导向型模式，另一种则是依赖于大规模政府投资、国家行业政策以及得到政府大量补贴的外国直接投资。这就是浙江模式和上海模式之间的差异。
中国需要进行改革，使农民能够获益于自己的创业才华与经商能力。值得高兴的是，自2003年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