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工潮”到“民工荒”的反思

董登新 原创 | 2010-02-24 08:45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从“民工潮”到“民工荒”的反思

——中国廉价农民工正在走向“体面劳动”新时代

湖北省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董登新(教授)

  曾几何时,数以千万甚至上亿的农民季节性地从农村涌向城市打工,成为中国最廉价的第一代“农民工”,这种季节性农民工,他们一年四季总在“农闲”与“农忙”间隙,穿梭于城市与农村之间,于是,“民工潮”、“春运高峰期”渐渐成为一道中国特色的亮丽风景线。

  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他们要么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选择了在就近城镇打工,要么是在之后选择远离故土到其他城镇打工。作为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文化水平不高,家庭兄弟姐妹多,他们吃苦耐劳,省吃俭用,任何脏活、累活都能干,基本上不挑剔,但他们在城里工资水平低下,劳动环境与住宿环境较差,而且没有任何养老和医保待遇,但他们会定期将打工所得邮寄回家,赡养老人、抚养孩子。

  然而,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却有很大不同:他们属于“80后”或“90后”的独生子(他们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他们读书多,有知识、有文化、会上网,他们在轻松地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或是高考落第后,便潇洒地背起行囊,怀揣父母节衣缩食积攒的路费,跟着他们的前辈或老乡一起游荡进城,寻找打工机会。年轻朝气的他们,要么夫妻携手同行,要么热恋中的对对男女同行,当然,更有进城后边找工作、边找朋友的,或是先找工作、后找朋友。

  第二代农民工大多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正如农村流行的一句谚语:“穷汉养娇娃”。对于他们来说,再穷不能穷孩子,再苦不能苦孩子。作为第二代农民工,虽然城市工作环境依然不容乐观,但他们不会轻易认命,他们会挑剔工作、会跳槽,他们更能计较工资福利与劳动强度之间的关系,虽然吃苦耐劳的精神远不如父辈,不过,他们年轻、有文化,会学习,进步快,适应能力强。因此,他们更有资本和能力炒老板、换工作,并寻求更高劳动报酬和更好的劳动环境。

  近年来,国家惠农政策不断出台,不仅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免费,而且农民种田也不用交税,更诱人的是农民种田还能享受国家直接补贴,农民购买农机具等生产资料也能享受国家财政补贴。此外,“新农合”(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让全国农民拥有了医疗保障,“新农保”(即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正在全国农村逐步推广,中央政府决定在2020年底前覆盖全国农民。这是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更是农民地位和身份的提高。

  然而,当如今的雇主们仍用十年前的老眼光“看人”、“用人”时,第二代农民工当然有选择“不干了”的自由,于是,“民工荒”现象应运而生。当然,从过去的“民工潮”走向如今的“民工荒”,这是时代的进步,这一现象的转变至少折射出了以下信息和意义:

  (1)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严重障碍了农村人口城市化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

  在中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成为城乡身份差别与地位歧视的象征,它命中注定了大多数的农民工无资格或无条件在城市定居,他们只是曾经工作过的城市的匆匆过客,只有农村才是他们生活的最终归宿。在城市,农民工没有归宿感,缺乏安全感,打工永远是一种漂泊生活。

  更遗憾的是: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城乡分割,而且地区分割。以医疗保障为例,农村只有一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水平较低,而城市则有全方位的医疗保障制度,比方,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仍然享受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高级“公费医疗”,而城市企业职工则能享受福利相当不错的“社会医疗保险”,就算城市下岗职工、老人、学生也都能享受缴费廉价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然而,这种破碎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又存在较大的体制差别,而这种地区间有差异的社会保障“账户”尚不能全国打通,更不能自由划转,这也是制约农民工自由流动的最大绊脚石,同时他还会导致农民工的社会福利大打折扣。

  (2)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时代已经终结,体面劳动成为劳工人权的基本诉求。

  改革开放前,中国劳动力的80%基本上都是固守在农村的;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不断地涌向城市,在简单的供求规律作用下,农村劳动力成为当时最为廉价的苦力,他们不论工种,不论劳动环境,几乎不论工资,甚至只求一日三顿、略有节余。这样的一种廉价劳动力时代,一方面为我们吸引了大量外商外资,另一方面也为经济改革、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当然,更有众多中外企业倚仗廉价的农民工资源,节约生产成本,获取惊人的超额利润。

  在我国,早期的一些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不但不必为农民工支付任何社会保险费,甚至就连正常的工资都不愿准时支付,恶劣的劳动环境、随意开除或体罚工人也是见怪不怪的现象。为此,我们还能高频率地从媒体上经常看到“农民工三年讨薪路”、“农民工自杀式讨薪”之类的报道。此类现象是对农民工尊严的一种伤害和践踏。

  然而,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大量出台,农民工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农村经济生活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方式也在发生改变。不过,不少企业主仍用老眼光看问题,他们不愿提高农民工的待遇,三五年过去,物价上涨,城乡人均收入提高,但不少企业仍采用三五年前的工资标准来招用农民工,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工荒”是一种必然发生的现象。

  事实上,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终结,如今的企业主们再也不能将企业竞争单一地压赌在廉价劳动力身上,他们必须学会注重科技研发,着力科技创新,学会驾驭市场,并同时尊重人才,善待人才,这样的企业才有生存机会和发展空间。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3)地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改革开放30年来,工业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我国工业化进程主要有两个重要推手:一是沿海地区借助廉价劳动力优势,大量发展以“三来一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两高一资”(即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行业产能的全面大扩张。为此,中国GDP在改革开放30年来以年均接近10%的速度增长,当中国GDP位列世界第三,贸易出口位列世界第一时,“富国”梦想离我们越来越近,但“富民”目标尚有较大距离,尤其是当城市飞速工业化的同时,农村经济发展仍然迟缓,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依然是弱势产业,城乡差别并未缩小,单一追求数量型GDP增长的模式已走到尽头,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关注的是:在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交相困扰的条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再是廉价劳动力的比拼,过去完全依赖廉价农民工而生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它们的日子会变得越来越难熬,全民创业、科技创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产业结构升级成为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最大课题。如何引导“企业下乡”、“资本下乡”,就地吸收农民就业,减少农民工流动成本,同时,围绕农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打造城乡一体化产业集群,将是解决三农问题和“民工荒”难题的重要政策途径。

  最后结论:体面劳动是在人格与尊严上没有差异的劳动。其实,“民工荒”只不过是农民工对有尊严的体面劳动的一种诉求的觉醒和表达,它是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进步,它表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正在逐渐提高。应该承认,作为城乡结合的先行者,第一代农民工虽然廉价,第二代农民工虽然挑剔,但他们仍然从企业学到了技术和本领,从城市开阔了见识和视野。这些农民工即便不能在打工的城市留下定居,但家乡的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以及农业产业化已给他们准备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也许正是中国农民工的另外一种去向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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