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连续20年的贸易顺差，在数年来“全球化时代最大的成功故事”之类赞誉和“中国顺差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等指责充斥耳际之后，在中国一度将“减顺差”列为商务领域“头等大事”的背景下，久违的月度贸易逆差再次出现，不能不令人为之一震。
毫无疑问，3月份的月度贸易逆差相当程度上源于以下一系列暂时因素：春节效应导致出口减少；寒冷天气导致能源等进口增多；国内经济过热推高初级产品进口数量，而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价格又屡创新高；连续实施数年的扩大进口政策推动技术装备和资源进口居高不下，等等；而且中国今年全年不至于出现贸易逆差，因为加工贸易占据中国出口半壁江山，而加工贸易天然产生顺差。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看，只要我们不采取自杀式政策，在可预见的未来（十二五规划期间，2011—2015年），我国也不至于出现货物贸易年度逆差。但月度贸易逆差提醒我们，昔日的成功常常会创造消除这种成功的条件，由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劳动力、土地等项成本上升因此无可避免，不仅直接削弱了中国出口的价格竞争力，而且会推动一部分出口产业向外转移，因此巨额贸易顺差再也不会一直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且今后月度贸易逆差完全有可能出现得更加频繁，连续几个月的月度贸易逆差也未必不可想象。
在更广阔的背景上考察，3月份的月度贸易逆差又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因为它表明中国经济仍然存在一系列不可忽视的脆弱性，即使在绝大多数人认为可以高枕无忧的国际收支等方面也不例外。
国际收支、特别是经常项目收支逆差一向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桎梏，更是引爆其全面经济危机的导火索，而由国际收支危机引爆的全面经济危机常常又进一步触发社会动荡，乃至政权更迭。从1980年代接踵陷入“失去的十年”的拉美国家和东欧，到1997年在金融危机中挣扎的东南亚和韩国，莫不如是。自从鸦片战争前夜西方列强大举对华倾销鸦片以来，贸易逆差就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平衡和社会稳定的一大威胁，历时一百余年。倘若没有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1934年美国强制实施《购银法案》成倍提高中国货币汇率之后中国经济受创未必那么深重。新中国成立后，经常项目逆差压力也长期是中国经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直到1978—1981年间，连续的贸易逆差仍然迫使我国不得不动用外汇和黄金储备救急，还在国际金融市场利率高涨之际借入高息现汇资金，年息高达15%，且半年结息一次，5年本息就翻一番，[1]1981年1月，我国更不得不公开宣布无力执行1978年已签约的一批大型成套设备引进项目，中国在国际市场的信誉遭受重创。[2]可以说，当时中国与墨西哥式债务危机几乎擦肩而过。也正是在1978年出现新中国建国截至当时年度贸易逆差最高纪录的情况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开始作为救急策略被提上议事日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近年来社会上诟病颇多的外资超国民待遇问题根源于当时为贸易逆差救急的需求。1978—1989年间，除了1982、1983年分别出现30.36亿美元、8.36亿美元贸易顺差之外，其余历年均为逆差，1985、1986两年经济过热高潮时，贸易逆差均超过百亿美元。但在我国遭受西方全面贸易制裁的1990年，我国出口增长18.2%，实现了贸易顺差。从此至今，除经济过热的1993年出现122.15亿美元贸易逆差外，我国历年贸易收支均为顺差，正是这一点保证了中国从此不曾真正陷入如同1980年代的墨西哥和波兰、1997年的泰国那样的国际收支危机，居功甚伟。目前社会上对出口导向政策和贸易顺差多有抨击，但从当时的现实来看，提出“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和重视外商直接投资自有其合理性，我们不能扮演以目前情况去否定当初举措的事后诸葛亮，我们该做的应当是因应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对国际收支平衡掉以轻心。只要以美元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彻底更改，本币尚未跃居十足国际货币的发展中国家就时刻面临潜在或现实的国际收支危机风险；而美元的货币霸权又立足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霸权，要动摇、彻底更改它绝非易事。
目前，外汇市场上占压倒优势的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在这种心态之下，一些信号和问题遭到忽视，一些趋势又被无限度地解读，4月7日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为6.8259元，创近10个月新高，就被许多市场参与者解读为人民币升值进程正在启动，4月6日人民币兑美元6个月期NDF盘中报价一度高达6.7040元，为2008年8月以来最高。然而，许多市场参与者忽视了中国经济过去、未来都只能建立在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制造业基础之上，由于美国缺乏迫使中国屈服而自己毫发无伤的手段，中国汇率调整不会以摧毁本国制造业及其出口为代价。鉴于广交会将于4月15日开幕，直至“五一”前后方才闭幕，在此期间和广交会闭幕后一个月之内，中国决策者不会采取自杀性汇率决策。而且，既然今后月度贸易逆差完全有可能出现得更加频繁，甚至可能出现连续几个月的月度贸易逆差，既然月度贸易逆差暴露了中国国际收支的潜在弱点，那么就必然会对目前外汇市场上占压倒优势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产生相反压力。在10分钟就可以被认为是“长期”的外汇市场上，连续两三个月的贸易逆差足以引起汇率及其预期显著变动。
风险爆发于此前持续多时的趋势逆转之际，无论是资本流动逆转，还是汇率逆转，莫不如此，而这两种逆转又常常接踵而至，并相互促进。我们已经看到，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加之美元利率低于人民币利率，不少企业对自己资产负债的币种结构开展了一系列操作，收入的外币尽量结汇，尽量偿还人民币贷款而借入外币贷款。根据外管局6日公布的数据，截止2009年末，我们的外债规模也已经连续3个季度回升，余额达到4286.47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14.4%，其中美元债务占67.76%，中长期外债中20.77%投向制造业。
就当前的市场预期而言，上述收入人民币而借用外币的操作无疑相当合算：既可以利用美元的低利率节省利息支出，又能获得未来人民币升值预期汇兑收益。然而，只要以美元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没有彻底更改，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和企业资产负债表就时刻面临货币错配的“原罪”，因为他们的资产中本币计价者占压倒多数，大量负债则以外币计价；假如市场汇率发生逆转，上述操作就会放大企业的风险。如果负债率较高且外币债务比重过高，如果在汇率逆转期间外币债务大量到期，企业甚至可能资不抵债或无力偿还到期债务而破产。1997年前，韩国、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的许多企业何尝不是在享受着相对廉价美元信贷的盛宴？可一旦索罗斯等国际投机者窥破这些经济体国际收支的致命弱点而发动大规模投机性货币攻击，汇率和资本流动大幅度逆转，他们就在劫难逃了，即使韩国财阀级巨头也接二连三倒下。那么，我们的某些企业是否会重蹈覆辙呢？
（2010.4.8，仅代表个人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