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化的三次解放
宋 圭 武
内容提要：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统治，这为国家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奠定了前提条件，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解放。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也标志着中国从此摆脱了列强的欺负和殖民，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二次解放。 但中国现代化还面临着需要进行第三次解放，就是要将国人从旧的不合理的传统人文精神中解放出来。中国若不进行第三次解放，中国发展就有可能落入到发展的“文化陷阱”中，以至于将会有可能陷入一种长期的低水平循环中。中国要实现人文精神的解放，核心是要确立国民的理性精神和诚信精神。而要树立国民的理性精神和诚信精神，最重要的是需要打破一个由面子、血缘、权力三者构成的一个三角形陷阱。未来中国新的人文精神，应当是在积极吸收西方人文精神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人文精神。这里笔者认为，中国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精神如何结合，在不同的层面应有不同的结合方式。在主体人格建设层面，应当是“内西外中”，在关系建设层面，应当是“内中外西”。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 1964年10月25日生，中共党员，甘肃靖远人；先后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现为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部教授，兼兰州交通大学研究生导师和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问题、经济理论等方面。
近代以降，中国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
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统治，这为国家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奠定了前提条件，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解放。领袖人物是孙中山。但辛亥革命有“破”而没有“立”，也就是虽然打倒了皇帝，开启了中国民主和共和的进程，也打开了中国走向阳光时代的大门，但实际国家并没有迎来一个真正的民主和共和的时代，而是一个军阀内乱和遭受帝国殖民的时代。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也标志着中国从此摆脱了列强的欺负和殖民，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二次解放。领袖人物是毛泽东。第二次解放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独立自主的基础，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独立进行现代化的探索期。
但中国的现代化还面临着需要进行第三次解放，就是要将国人从旧的不合理的传统人文精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现代化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本质是精神的现代化。所以，没有精神的现代化，就没有现代化的实质和灵魂，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中国人文精神层面的现代化开启于五四运动，但进程缓慢而扭曲。因为人文精神的转变往往是顽固和渐变的。改革开放树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推进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建设，也总体推进了中国变革的进程。目前，国家坚持科学发展，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但问题是在一些具体方面，一些传统的不合理的人文精神仍以不同形式和面目束缚着国人的思想和言行，仍深层制约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将国人从旧的不合理的传统人文精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是中国发展的第三次解放，也标志着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最终解放条件。
中国若不进行第三次人文精神方面的解放，中国发展就有可能落入到发展的“文化陷阱”中，以至于将会有可能陷入一种长期的低水平循环中。
中国要实现人文精神的解放，核心是要确立国民的理性精神和诚信精神。五四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但比民主和科学更重要和更基础的，是诚信和理性。
理性精神实质就是真和求真，也就是尊重客观规律的精神。没有理性精神，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扭曲的，发展就是高成本的。没有理性精神，最终也就没有科学精神。高污染，高投入，实质就是发展缺乏理性精神的一种表现。
诚信是道德的灵魂。没有诚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扭曲的，社会本质就是缺乏道德的，这样经济发展就会与社会发展相分离，物质建设就会与精神建设相分离。另外，没有诚信精神，遵守市场交易契约的精神就缺乏，这样经济发展的交易成本就会很高，从而也就导致国家很难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由于规则本质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约定，或可以看成是众人达成的一种共同契约。所以，没有诚信，规则意识也就淡薄，这样法治国家的建立也就很困难。还有，没有诚信，民主最终也就是伪民主。因为没有诚信，意志的表达就是虚假和不真实的，这也与民主的精神实质是相悖的。
从历史演进过程看，中国发展，既缺乏理性精神，也缺乏诚信精神。而且目前，国人在理性精神和诚信精神方面，仍然是十分缺乏的。而要培育国民的理性精神和诚信精神，最重要的是需要打破一个由面子、血缘、权力三者构成的一个三角形陷阱。
面子是一个人的品牌，它是个人向外界显示个人品质的一种手段，也是外界了解个人内在素质的一种途径。所以，面子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人际交往和利益交往的一个识别信号。
面子意识反映在人格上主要有四种表现。表现之一就是形式主义。手段成了目的，目的成了手段。表现之二就是缺乏诚信。人前面是一套，人背后是一套。表现之三是只有外在约束，缺乏内在约束。面子本质是一种外在约束，因为面子缺乏心灵的自觉。表现之四是形成两极人格。由于缺乏内在约束，所以，主体就有可能将外在约束的压力转移到内心世界，从而导致人格的分裂和不对称。一方面，内心深处装满世界的沉重；另一方面，外部表现又是如此的华丽和堂皇。阴与阳，在一个人身上，实现了一种极端的对立，又极端的统一。
当然，面子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因为面子毕竟也是一种约束，有面子总比没有面子要好。所以，在缺乏内在约束的情况下，面子的秩序意义也是显然的。如果人们连面子都不顾，社会就只会变成赤裸裸的肉体相搏。
但面子约束毕竟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它产生不了内在的和深层次的恐惧感，所以，面子约束有可能导致约束的表面化和形式化，最终社会运行也就面子化。而在社会运行的深层次，实质会按照另外一种规则来运行，这就是潜规则的泛滥。
血缘意识实质就是基因意识，就是以遗传基因比例作为进行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或重要变量。
在中国，血缘主要为国人获取利益提供了一条合作的有效路径。基于血缘基础上的合作，实质就是一种血缘股份制，就是按照血缘的比例来进行资源的分配和组合，而不是按照其他法则。
血缘的泛化就是圈子和关系，所以，血缘意识衍生了圈子意识和关系意识。圈子意识就是拉帮结派，而圈子又是靠关系维持的。所以，圈子意识与关系意识实质是一体两面的东西。这里圈子靠关系维持，而圈子又加固了关系。当然，关系也不是随便就能建立的，它需要资本的投入，你投入越多，你的关系就越硬，你的关系的通道就越坚固。关系实质就是“私”。讲关系就没有了公共意识，而没有了公共意识，实质也就没有了私人的长远利益，也就没有了中国的长远发展。
权力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马克思认为，阶级关系就是权力关系。权力标志着一个社会阶级实现其特殊的客观利益的能力。
权力存在的形式是广泛的，但从社会现实看，权力形式主要可分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等方面。政治权力主要来自于制度和体制，其行使的主体主要是各级行政官员。经济权力主要来自于经济优势，如垄断等，其行使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大企业和垄断企业等。文化权力主要来自于知识分工和学术垄断，其行使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学术权威和学术明星。
纵观中国历史，实质就是一部集权泛滥的历史。由于历史的惯性，集权体制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在国人的观念以及一些制度设定方面产生深层作用。如官本位意识浓重等。
面子、血缘、权力三者之间相互勾结，相互保护，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游戏的一个三角形均衡，也构成了制约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三角形陷阱。这个三角形均衡或三角形陷阱不但稳固，而且持久，三点相互为对方提供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这里面子靠血缘和权力为支撑和保护，而血缘又靠面子和权力为坚强后盾，同时，权力又以面子和血缘为扩张手段和途径，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循环和嵌套的结构。这个三角形循环实质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三角坑或三角形陷阱。在这个三角形陷阱中，实际的运行法则就是潜规则。
在这个三角形陷阱中，权力就像丈夫，面子就像妻子，血缘就像儿子，三者手拉手，围绕旋转的中心就是利益。利益是这个三角形陷阱的主题和中心。这里人们追求的利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精神性的利益和物质性的利益。精神性的利益包括各种社会评价、各种社会荣誉等，精神性的利益主要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物质性的利益包括各种具体的物质财富等，物质性的利益既满足人的肉体需求，也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由于精神性的利益与物质性的利益都是稀缺的，所以，人们在追求物质性利益与精神性利益时，二者存在边际替代现象。
在这个三角形陷阱里，诚信精神和理性精神是很难健康生长的。由于面子与血缘都是按照两套规则来行事，面子上是一套，面子下是一套，血缘内是一套，血缘外是一套，所以，面子和血缘本质都是反诚信的；而权力追逐的是“真利”，而不是真理，需要的是利益，而不是道理。所以，在这个三角形陷阱里，诚信和理性就只能寄存在良心的世界里，而在社会实际的游戏中，诚信和理性是没有用武之地或很少有用武之地的。而良心又具有弹性的特点，在秩序不健全或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往往是劣币驱逐良币，人们的良心世界也会萎缩。所以，在三角形陷阱中，诚信精神和理性精神稀薄就是必然的。
道德和科学是支撑社会健康发展的两轮。而诚信是道德的轴心，理性是科学的轴心。由于缺乏诚信和理性，所以，中国社会发展就既不能很好体现出道德性，也不能很好体现出科学性，发展就少了两只优质的轮子。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就是脆弱的或发展的摩擦力就大，弄不好，就只有循环而没有发展。所以，中国社会经济运行只有跳出这个三角形陷阱或三角形循环，同时，大力培育诚信精神和理性精神，社会经济才有可能进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要跳出这个三角形陷阱，就需要在原有基础上继续不断推进改革和开放，需要借助内部和外部的合力作用。
第一，国家要不断适时调整发展战略，今后要重点建设精神文明，要加大软建设方面的投入。改革开放30多年，国家发展虽然也重视了精神方面的建设，但总体上是物质方面的成就要高于精神方面的成就。今后30年或50年，国家应当加大精神建设方面的投入，要积极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对社会而言，物质文明是肉体，精神文明是灵魂，没有健康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就是扭曲和异化的。
第二，群众整体自觉是基础。如果说第一次解放和第二次解放领袖人物具有重要作用，那么，第三次解放则领袖人物的作用要小一些，更重要的是需要群众的整体自觉。因为文化或人文精神的变革是具有整体性的。在大家都普遍不讲诚信和理性的情况下，个别人或一部分人讲诚信和理性，其成本就是高昂的，其对社会的作用也是微小的。
第三，如何促进群众整体的自觉，就需要加大习俗的改造力度。习俗是文化的一种外现形式，改造文化必须重视对习俗的改造。在改造习俗方面，一是要重视法律的作用。国家应当对习俗的改造进行立法，通过法律手段实现习俗的改造。在住房、衣食、丧葬、婚嫁等方面，中国应当积极借鉴西方的一些好的和科学的做法，要用法律手段强制执行。二是要重视教育的作用，要从中小学和幼儿园就要抓起。三是要重视文学对习俗的改造作用。梁启超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85页）四是要重视戏剧和电影对习俗的改造作用。“戏曲者，普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如人之脑蒂，易触人之感情。”（陈独秀：《论戏曲》，《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87页）“举凡士、庶、丁、商，下逮妇孺不识字之众，苟一窥睹乎其情状，接触乎其笑啼哀乐离合悲欢，则鲜不情为之动，心为之移，悠然油然以发其感慨之思而不自知。”（佚名：《观戏记》，《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8页）相对于抽象的道德说教和颇为典雅的文学形式，戏曲和电影对习俗的影响效果是十分明显的。五是要重视网络的作用，国家应加强对网络的管理，要坚决打击网络不良现象。
第四，要重视敬畏意识的培育。敬畏是产生诚信精神和理性精神的重要基础。所谓“敬畏”，就是既敬重又畏惧。对于“敬畏”，东西方的许多贤哲都有深刻的论述。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朱熹特别强调“君子之心”应“常存敬畏”；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认为有两样东西最值得人类敬畏，那就是“头上的灿烂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 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在《恶的象征》中指出：“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
第五，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用。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执行规则方面，政府具有重要作用。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政府既是裁判员，实质也是参与者，上梁不正下梁歪，政府的表率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二是在制定规则方面，政府具有巨大的规模优势和影响力，所以，制定出的规则最终是否合理和有效与政府行为是重要相关的。这里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用，关键是要摆脱自身利益的约束，这对政府就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从实践看，任何社会经济改革的成功与否，深层次总是与政府改革和政府作用的好坏是密切相关的。对中国改革而言，政府改革的成功与否以及政府作用发挥如何，将是中国改革最终成功的主要标志和主要变量。
第六，在制度建设层面，要尽可能制定公平的制度体系。这里制度建设要体现两个原则：一个原则是要对强势利益集团进行有效约束；另一个原则就是要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保护。自由竞争不一定导致公平竞争，竞争的结果往往是有利于强势利益集团而不利于弱势群体，所以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保护是一条必须要体现的重要原则。也就是说可以不对强势集团进行约束和干涉，但必须要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保护，否则，社会发展就是不公平的。具体而言，我国要建设公平的制度体系，主要有：一是要进一步消除官本位体制；二是要进一步提高产业工人和一线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要提高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和比重；三是要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四是要大力发展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五是在就业领域要尤其注重公平竞争；六是要进一步完善民主决策制度，要多提倡决策的公开和协商。
第七，未来中国新的人文精神，应当是在积极吸收西方人文精神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人文精神。这里笔者认为，中国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精神如何结合，在不同的层面应有不同的结合方式。在主体人格建设层面，应当是“内西外中”，在关系建设层面，应当是“内中外西”。在主体人格的体现上，西方人文强调的是内在的自觉，是一种更注重表里统一的人格，这种人格的基础是诚信。而中国人文在人格上的体现是具有面子与礼仪特点的。这种面子与礼仪实质是一种外在的自觉，他没有表里统一性，是一种分离的人格，其本质是缺乏诚信的。所以，中国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精神结合，在人的内在品格建设方面，应当积极吸收西方诚信的品格，同时，也要保留中国人格在外在形式上的礼仪文明。只有将这二者有效结合起来，人格建设就是完美的。否则，若只有诚信，而没有礼仪，诚信就会失之直莽；若只有礼仪，而没有诚信，礼仪就是禽兽身上华丽的外衣。所以，最好的情况应是，既有内在的诚信，又有外在的礼仪，这才是人格的一种理想状态。在关系建设方面，西方人文精神具有强调征服的一面，而中国人文精神具有强调和谐的一面。这里关系主要有三方面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这里人与自身的关系实质就是人的肉体与灵魂的关系。在关系层面，不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或是人的肉体和灵魂的关系，最高的境界应是和谐，而非其他。所以，在关系建设层面，中国人文精神中的和谐所体现的境界要高于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征服所体现的境界。所以，在关系建设方面，笔者认为中西人文精神结合的方式应当是：内中外西。这里内中外西的含义就是要以中国人文精神中的和谐为内容，以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征服为外在形式，或以和谐为目标，以征服为外在手段，或是以和谐为本，以征服为末，而不是相反。
通信地址：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
e-mail:gssgw007@sina.com
邮政编码：7300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