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先生，请问日圆升值解决了日美间的贸易不平衡吗？

　　

　　 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上月下旬在他纽约时报的专栏上，再度对中国的汇率问题说三道四。这个美国的民粹主义的吹鼓手，大肆评弹道：“中国宣布改变人民币政策，这个举动显然是为了在本周的20国集团（G20）会议前，纾解美国和其它国家压力。遗憾的是，中国的新政策并未解决实质的问题，也就是中国大举 

　　扩张出口却让世界付出沉重代价。”

　　他说：“人民币低估的影响有两方面：它让外国人可以低价购买中国产品，并让中国人必须以高价买外国产品。这等于中国同时补贴其出口产品，并对进口产品课征保护性关税。

　　在世界大部分国家仍然深陷衰退时，这种政策尤具破坏力。在正常时期，你可以辩称中国虽然扭曲贸易，却也购买美国债券，所以至少提供了美国廉价的信用；你也可以说，美国利用这些信用来养大凶险的房市泡沬并非中国的错。

　　但此刻我们并不缺少廉价信用，我们苦恼的是没有足以创造就业的产品与服务需求。而以人为方式创造贸易顺差的中国却让这种情况日益恶化。附带一提，这并不表示中国从这种外汇政策获利。压低人民币对能影响政治的出口公司有利，但这些公司会囤积现金而非把利益分享给员工，这是近来中国罢工潮的原因。另一方面，弱势人民币制造通膨压力，并促使中国把极大比率的国家收入，用在购买报酬率极低的外国资产。

　　这位得奖却不得志的吹鼓手继续攻击到：“接下来会有什么发展？中国政府显然想继续唬弄我们，想拖延行动直到情势出现新发展。但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作法，中国必须停止推诿，并进行实质改变。”他威胁道“如果中国拒绝，现在就是讨论贸易制裁的时候了。”

　　这位美国民粹主义者认为，中国的汇改动作，“非但未跨出正确的一步，且是背信欺骗的行径，企图利用美国的自制”。他认为，中国在打迷糊仗。果真如此？正如他自己的话说的：“中国的外汇政策既不复杂、也非前所未见”。

　　早在1960年代后期，被越南战争拖入泥沼的美国，当时正面临国际收支赤字、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美国政府悍然与欧洲、日本大打“金融战”。双方唇枪舌战，互相指责——就像今天指责中国一样，当时美国亦坚持认为欧洲和日本不承担国际收支调节的义务，是在蓄意制造国际经济的不平衡，美利坚要求欧罗巴和日本采取措施改善欧美和日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针对国际金融、货币和对外经济关系，当时在任的尼克松总统引述多次发生的货币危机，指责“投机者业已发动针对美元的全面战争”；欧洲则认为美国不负责任，挑起越南战争，巨大的军费开支触发财政赤字和相应的国际收支赤字，肆意扩张货币让欧洲饱受通货膨胀之苦，是典型的以邻为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尼克松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了他的“最全面的新经济政策”，他命令美国财政部长，“暂时中止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之兑换，除非要求兑换的数量和条件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的最高利益。”他同时宣布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税，旨在“确保美国产品不会因为不公正的汇率而处于劣势。”他强调：“确立公正汇率的时刻已经来临，以确保主要大国之公平竞争。美国参与国际竞争，一只手却被束缚住，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所谓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公然的摧毁了自1944年7月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协议。也正是美国政府的单边行动，彻底的毁灭了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此人类也跨入浮动汇率主导的时代。

　　美国政府民粹主义式的行为也得到经济学家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提倡，建立一个以贸易平衡弹性模型为基础的汇率制度。他们说服美国决策者，美元只要贬值，就能减少美国的贸易或经常项目赤字；可以把汇率视为正当的、易于接受的经济政策工具。由于日本经常项目盈余居世界第一——到1994年，约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规模相当，美国政府便以日元兑美元汇率为重心，通过抬高日元来减少贸易赤字。

　　但对金融开放、经济稳定的工业化国家来说，旨在校正贸易失衡的弹性方法就不适用了。从有关数据和事实来看两国经常项目持续不平衡，一方面反映日本储蓄过剩，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储蓄率过低。我们从理论上考虑对金融开放的经济体而言，如果将价格影响和支出反应考虑在内，那么在短期和中期内，简单地调整汇率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也因此，长期内日元名义升值不可避免，但会被日本相对的通货紧缩所抵消，实际汇率最终不变。事实是从历史数据可看出，自1971年汇率开始浮动以来，美国批发价格指数的上涨相对高于日本。

　　由此可见单纯的依靠日元升值，无法降低日本经常项目盈余背后的过剩储蓄。日本经常项目盈余和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状况也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但美国政府在民粹主义思维下又将气势汹汹地卷土重来，经济学家和官员们又将在媒体上向人们抱怨日本利用了汇率政策进行了“不公平”竞争；美国政府又将挥舞制裁的大棒，直到日本不得不“做点什么”，以此来减少贸易盈余。

　　然而日元的升值和继续大幅度升值的预期，既没有削弱日本产品全球出击，也未能解决日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这应该大出美国的那些民粹主义政客和经济学家们的意料之外的，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更大结果是：升值预期彻底改变日本国民和企业的投资预期和投资方向，很快诱发日本房地产、金融、股市的巨大泡沫，短期疯狂之后是资产泡沫（房地产、股市）的彻底崩溃，日本银行坏帐堆积如山，企业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财务状况）急剧恶化，日经指数从最高接近五万点狂跌到接近一万点。自1990年起，日本经济就一蹶不振，从此陷入长达十多年的衰退泥潭。

　　那么，这种全球失衡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在世界货币历史中，用纸币替代黄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解决了货币供给问题，这点我们应该感谢苏格兰的花花公子约翰.劳——如果黄金供应是固定的，而全球经济在不断增长，那么将发生通货紧缩，商品相对黄金的价格会下降。理论上，只有黄金供应量的增长和全球商品的生产率保持一致，才不会导致通胀或通缩。因此，在黄金为货币的体系中，只会使黄金的生产国为之受益，而其他国家必须用商品换黄金。然而，如果以主权国家货币取代黄金，那么这个国家货币量的增长就必须和全球经济增长一致，以保持全球流动性和稳定通胀。国际储备供应国就此享受了铸币税的好处——通过发行货币直接获得相当于币值的收入，而印刷纸币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知道二战之后，美国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的绝对主宰者，美元成为与黄金并驾齐驱的国际储备货币。在当时美元占全球储备资产、国际结算比例、外汇交易比例、全球流动性资产比例均在80％以上。在美国如此强大的气场下，各国为应付国际结算、稳定汇率、对外投资等等多种需要，必须大量储备美元资产。世界各国的储备资产、贸易和国际收支结算、汇率乃至货币政策，都要与美元挂钩。在如此的供需环境下，也使得美元成为全球经济几乎唯一的硬通货，此时其地位已远超黄金了。于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也就慢慢的演化为一个以美元为本位制的世界。

　　如果国际储备供应国的通胀率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那么要保持全球流动性，国际储备供应国的货币政策就必须适应全球的经济形势。这样一来，全球国际储备供应国的角色能带来诸如铸币税的好处，但同时也要支付成本，因为储备供应国在为世界印钞票，而不是为它自己。

　　因此，一种国际储备的供应国，为全球利益牺牲了自己的政策独立性，其以获得铸币税和外国资金流入作为回报。而随后，国际储备供应国中央银行实际成为全球的中央银行。如历史所证实的，事实就是美联储实际上就是全世界的央行，因为只要美元可以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美联储就将是美元的最后借款人。但作为国际储备的供应国的美国，在享受发行国际储备而获得铸币税和外国资金流入的回报的时候，却并不愿意为全球利益牺牲自己的政策独立性。美国在不顾及全球利益的前提下，悍然的单方面的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及美国其他政府对日元、欧元及人民币的压制，事实证明美国对世界经济金融货币的绝对主导，美元本位制决定了美国是当今人类金融的绝对垄断者，这种国际地位也决定了美国是全球经济规则的制订者和维护者，这也就解释了尼克松为什么可以轻易的摧毁自1944年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事实上也印证了，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那句经典名言：“权力往往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法国人古诺长期的观察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只有国际储备供应国的国际收支出现赤字，她才能为世界其他国家输送出版货币。因为，国际储备供应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必须与全球其他国家新增国际货币的数量相等，这就如同银行发放货币以满足市场流动性需求一样。随着其他国家对流动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国际储备供应国的贸易赤字也就会不可逆转地越来越大，这就是全球失衡的源头。

　　因此，全球失衡实际上是国际货币（Global Money）和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直接结果。据此，我们可以解释美国之所以长期出现国际收支赤字的原因了。换而言之，也就是说只要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那么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收支赤字情况亦将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全球失衡的问题尤将长期存在。美国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失衡状况，除非其国际储备供应国的这种超然地位，像当年英国那样遭到削弱。否则其他国家将会继续储备美元资产。

　　这也就决定了，只要这种地位还存在，那么美国就可大搞财政赤字——原因在于：各国为应付国际结算、稳定汇率、对外投资等等多种需要，那么其财政债券必定有人购买；而这对于美国而言，算是对全世界征收了一笔巨大的铸币税——他只需要通过发行货币就可以直接获得相当于币值的收入，但他付出的印刷纸币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更为严重的是，如历史所反应的，美国大搞财政赤字或货币扩张，但其通胀的后果则是由全世界来共同承担。综此我们可见，美国国际收支赤字事实上对美国本身而言只会是利大于弊的，但对非美以外的世界各国则只是弊大于利了。对此，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将军曾不得不对美国的赤字感叹道，这是一种“不流眼泪的赤字”。这也正是美国之所以死命捍卫当前这种国际储备供应国地位的缘故，因为这符合它的国家利益。

　　也正是基于此，我们不排除，美国在总结压迫日元升值而额外获取的遏制住日本经济的全球扩张、有效阻止了日本经济规模与美国抗衡这一额外收益后，而有意压迫人民币升值进而遏制中国快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的可能。因为：美国借助汇率升值打压中国经济金融、削弱人民币地位，这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达尔文说过，阳光下没有新鲜的事，历史经常性的重演。今天民主党人奥巴马主政的美国政府压迫人民币升值的理由和做法与指责，与当日共和党人尼克松主政的美国政府对待欧洲、打压日本的策略几乎完全相同。理由依然是解决美国贸易赤字、缓解国际经济不平衡，做法自然是贸易制裁。

　　甚至行事风格和老调重弹的程序都是那么的神似——两届美国政府的行动都像极民粹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当美国的制造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节节败退(只是这次输给的是中国人而已)，这时基于选票的考量，政府很容易就接受了国内产业界的游说。这些说客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来降低中国制造商的竞争力，他们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对华实施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在反倾销诉讼中随意计算外国企业成本，进行惩罚性制裁，迫使其进口更多的美国产品，等等。他们更把人民币升值视为短期内降低中国竞争力的另一种高招。

　　另外，美国政府民粹主义式的行为也得到经济学家的帮助和支持。这次的吹鼓手来自于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他重复着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美国学者的老调，他提议要建立一个以贸易平衡弹性模型为基础的汇率制度。他试图说服美国决策者，美元只要贬值，就能减少美国的贸易或经常项目赤字；可以把汇率视为正当的、易于接受的经济政策工具。

　　由此我们可以说奥巴马近期的举动真是大错特错了，他将美国今日面临的经济困境归咎于中国，断言是中国采取了不公正汇率与美国竞争，实在是弥天谎言！这种弥天大谎就如同尼克松总统将美国当时面临的解决困境归咎于欧洲和日本一样。近期为对抗中国所谓不公正的汇率竞争，奥巴马政府对中国众多进口商品征收附加税，也实在是愚蠢之极。历史最后会告诉奥巴马，促成人民币升值并不是医治美国经济问题的“万能药”。如果奥巴马肯抛弃些民粹主义，去读读尼克松史，他大概就应该知道，当日尼克松针对欧洲和日本的所谓的不公正的汇率政策而征收的10％附加税，最终受损失的是美国消费者和美国整体经济。我们知道尼克松的意图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基于美国的利益迫使欧洲（当时主要是西德）、日本改变汇率，从而迫使日元、马克升值，以此来达到改善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目的。但历史事实无情地批驳了尼克松的奇谈怪论。事实上自1971年8月15日之后，日元、马克一路升值，但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状况并没有因此而得以改善。

　　在当前的国际货币（Global Money）和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结构下，即使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出口行业竞争力下降，但相关就业机会也只是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而绝不会是美国，困扰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也不会为之减少。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得到改变改变之前，单纯的依靠人民币升值，无法降低中国经常项目盈余背后的过剩储蓄，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和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状况，也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

　　参考文献：

　　宋鸿兵《货币战争》

　　韩和元《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

　　保罗.克鲁格曼《The Renminbi Runaround》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