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演变(7月18日)

贾春宝 原创 | 2010-07-19 23:48 | 收藏 | 投票

 

生产力发展是好事还是坏事?生产规模上去了,是好事还是坏事?

按照直觉,这似乎不是什么难以回答的问题,而且肯定是有唯一正确的答案的。

但稍微思考,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多多益善的。

 

生产规模提高的初始阶段,是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这自然是好事;但我们不能把看到,物质财富的形成是会耗费巨大的资源、能源以及人力的,假如人力是可再生的,那么资源与能源就注定是不可再生的,比如煤、石油、天然气、铁以及有色金属等等,还比如森林,安全用水等等,长期高速度地开发,都会造成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局面。而且越是开发得迅猛,带来的物质生活资料太过于丰富,对资源的掠夺与破坏的速度就会越快。

另一方面是人的竞争加剧了,原本和谐的关系变得矛盾重重,这势必会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而使得管理难度加剧。

来自先发达起来的那些国家、地区、机构与个人,都无奈地带有侵略的性质,并不是他们天生就有扩张的因子,而是他们也要吃饭,不但他们要吃饭,也要让自己的属下有饭吃。就如《叶问2》中的洪师傅的状态。

叶问一个人吃饱了,再养活妻子孩子,自然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收名目那么繁多的保护费,洪师傅手下却有数百名弟兄,也是要吃饭的。

我们记住的往往是叶问的英勇与淡泊明志,却忽视了洪师傅的无奈。

人被架空到这种程度,很多时候实在不是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市场经济的原理是每件东西都必须有买主,就是说经济必须消费它所生产的每一件东西。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违背了这个原理就会造成资源浪费、商人的利润率下滑,投资人的资金风险加大。

 

特别是在英国历史上发生的“圈地运动”,让很多原本拥有“一亩三分地”可以安享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惬意生活的人失去了土地的依靠,而被城市化了。

城市化之后的人群不仅需要生存,而且要有更高品质的生活,就需要更丰富的物质财富做积累。所以就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

 

大工业在技术手段上的不断创新,使得资源消耗速度加剧,环境污染加剧,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加剧。

法国人瓦尔拉就把企业家置于经济循环的核心地位,企业家从资本家取得资本要素,从劳工取得劳动要素,从地主取得土地要素,而制出生成物。在完全竞争下,如有利润则会增加竞争对手,因而导致市场物价格下降,或者生产要素价格的提高,到完全竞争的终极均衡这套,便无利可图。这就是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生产。

 

按照马尔萨斯的理论,人口可以呈几何级数增长,但生存所需要的资源却不可能同步增长,因而会有战争,而阶级细分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拉大,必将导致穷困的人无法生存,富有的人肆意挥霍的局面。就如在自然环境下,万物都会有的那种热胀冷缩原理一样,贫困会导致需求萎缩,富有会导致欲望膨胀。

政府通常都会引到国家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的,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即使是不择手段,都会造成富裕阶层是精英,是成功者的表象,因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从来都是“笑贫不笑娼”的,不过在另一种表达方法是“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里面有相当清晰的战略导向意味。

 

从各个角度看,政府都不会置富有者的需求于不顾的,相反,政府会成为他们达到利益的协作者,在国际化了的国家与地区,在政府看来,国内经济实体与外来的经济实体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他们不仅为政府纳税,是公务员的衣食父母,为社会解决就业问题,帮助政府缓解社会矛盾,而且指明了发展方向,那就是通过自主创业走出一条成功之路,成为一些人的标杆与偶像,而不要动不动地就想去造反。

这是政府乐于看到的积极进取的态度,如此政局稳定,执政者的位子能坐得更安稳一些。所以出现了官商勾结甚至官商兼顾的红顶商人,即使不行都要创造条件,让自己的直系亲属有方便的条件与空间可以轻而易举地赚到钱,更隐讳一些的是行贿受贿、通过权力寻租进行钱权交易。所以才会出现各种腐败。

这种腐败在监管机制缺失的政体之中,是如此的普遍,导致清廉一些的人都没有容身之地,从政府的内心是不想管、无力去管,也没有必要去管的。不去支持积极地创造财富、为政府分担压力的,难道还要去支持那些平庸的,需要政府花钱救济的人吗?这种道理从普惠的角度是讲得通的,但到了现实社会,往往就会逆其道而行之,所以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那些臭名昭著的贪官污吏,有了清廉官吏虽然得民心却往往不能善终的结果。

 

约翰-霍布森(John A. Hobson)(1858~1940)在1902年出版了一本书《帝国主义》,书中论述了资本主义为摆脱困境所做的垂死挣扎,必然导致对外的商业征服与战争的威胁。利润系统运作的结果,往往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问题。

贫富差距的拉大所得的不平等导致奇怪的困惑:富人与穷人皆无法消费足够的产品。穷人所得太少而无法足够消费,富人所得太多同样无法足够消费。

 

但客观事实是: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就业压力在逐渐加大,通货膨胀难以从本质上控制,不管是住房还是食品能源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在难以控制地上涨,不仅有来自历史因素、来自PPI传导所导致的成本的上扬,还是在货币国际化因素之下的输入型通胀,这些都在使得葡萄百姓生活的压力加剧。同时百姓还要缴纳各种名目的税,以维持政府的运营开销。

穷人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几乎买不起其他的东西,而其他卖不掉的东西由谁来消受呢?显然必须由富人来消费。但是富人虽然有钱,却没有做出那么大的消费。

就是说,一个拥有100万元的富人,其消费的产品必须是一个所得为1000元的人的1000倍,才能持平。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会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所以,只有扩张型的政策才是所面对问题的解决之道。

 

这个通俗的逻辑让很多问题都豁然得到了解答。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许多令人心忧的变化,这种变化将会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一、从前瞻性来看,霍布森道出了20世纪所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必然趋势。

那核心目的并不是法西斯统治,而仅仅是出于新市场、新资源、新能源的争夺,同时告诉我们列强在晚清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从英法到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德国等殖民者,从伟大的航海发现新大陆,到建立类似于英联邦之类的殖民管理制度的原因何在。

其原因究竟何在?

——不过是从推销者到掠夺者罢了。

 

殖民地的政客们,为拯救殖民主义国家自己的子民,使其免受残酷的内战,更为了自己的统治能长治久安,他们必须设法获得新的土地以安顿过剩的人口,为过剩的产品提供新市场,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能源与资源。

晚清所签署的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之中,对中国伤害最大的绝非那些战争赔款。战争赔款仅仅是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开放贸易口岸,采掘能源与有色金属之类的矿产,设立类似于“国中之国”的租借地,以及在全国设立教堂与各种教会学校,以新文化运动,新型教育取代中国传统的私塾与科举制度,并将留学与互派学者成为常规化的交往。

这貌似是向中国输出先进的文化,毫无保留地传播先进经验,但其实是用所谓德先生与赛先生,人权等方面的诉求来打动中国以及被压抑了数千年的革命之心。

 

第二、国家战略方向性的被动转变。

经济发展一方面使得中国制造形成了巨大的库存,在国内很难消化,所以只有融入国际,通过加入WTO的方式向全世界推广,在此惯性之下,又通过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方式,展现了更为“开放的胸襟”,给来自国外的商品、品牌、服务、旅游以及资金提供了安全的港湾与金矿。

当然如此也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效益。最为显见的就是外贸等形成的外汇储备,很快在几年之内从几千亿美元提升到2010年6月的2.4万亿美元。还有物质与商品从极度短缺变得相当富足,先富起来的那些人,把购买洋品牌、请洋保姆、把子女送到国外去留学,甚至举家移民,一掷千金地购买奢侈品作为常态行为。

这极大地满足了中国的虚荣心,同时也授人以柄,为列强干预人民币的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提供了依据。中国无奈地让人民币不断地升值,这就更导致从产品的出口到教育的出口、再到文化等方面的出口遭遇越来越大的阻力,当外销遇到阻力的时候,只有通过拉动内需才能保持经济增速。

因为如果经济增速下滑,就意味着庞大的失业率,会导致社会动荡,但这也难以抑制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现状。所以中国就从封闭状态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摇身一变成为自由贸易的倡导者,而倡导自由贸易就更是将中国的市场敞开大门,欢迎进口的品牌、产品、教育、文化、就业、旅游以及其他所有“舶来品”中国更是从羞赧的深闺少女,变成了开放阳光的少妇,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来者不拒”的风尘女子。如此就加剧了对中国人所创造的财富的掠夺。

 

这不仅是对中国相关产业的冲击,更是对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观念的冲击。甚至使得中国也朝更贫穷落后的国家与地区输出自己的产业与资本。

这就导致在中国经济的“三足鼎立”之中,民族经济占不到任何便宜,甚至遭遇越来越不公平的待遇,那将直接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毕竟国营机制效率与竞争力均低下,而且习惯性地与“外鬼”联手,挤压民族产业的利润空间与生存空间。

其中“外鬼”使用的是经验、制度,更重要的是强大的资本与标准的力量,而国有经济则拥有“嫡长子”般的待遇,不仅享受政策的制定权,更重要的是,他们永远不用担心资金链出现断裂。

随着国际化的逐步深入,列强等“外鬼”的意志逐渐与法律制订者相融合,拥有了极大的参政议政权,并成为利益的对外输送着,还要给自己保留关注民生的光环。  

 

第三、精英的国际化,一切评判的参照系都在变化,中国遭遇毁灭性的打击。

国际化的旗帜确实把原本通过枪炮等战争与军事侵略方式没有实现的目的达到了,更为恐怖的是,在国际化的潮流之下,任何支持民族经济的行为都被冠之以“山寨”而难以抬头,那总是给人以正在使用盗贼的东西,在销赃的犯罪感;

中国人对外语的狂热追求使得对外的排斥力量大幅度减弱,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等,都被重新评判,民族英雄成为保皇派,汉奸成为有前瞻性的国际先驱,不管是传教士还是入侵中国的战犯,都成为为了挽救中国黎民于愚昧、水火的“善意”努力。并导致习惯性地认为民族的就是迂腐的、落后的,见不得人的,国际的就是阳光的、先进的、代表未来感召性的东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小孩子成为每个家庭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敬老爱老的基石动摇了,家庭伦理被解体了,所培养的都是掉转枪口一致对内的叛逆与奸细。

精英们或者是忙不迭地留学移民、或者是把全家送到国外去拿到绿卡,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并时刻以个人以及曾经的列强的意志为指挥棒,而给这片国土上的子民带来更多的伤害与利益盘剥。

从江东父老的角度看,从先人祖宗的角度看,从后世子孙的角度看,何以得到内心的慰籍?具体到那些已经被国际化洗脑的精英们,将何以洗刷自己对这片土地上的同胞与先人,更包括后世子孙犯下的罪孽!

 

悲哉中国,痛哉中国!

 

贾春宝

2010719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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