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GDP主义”加速道德解体

　　当代中国两种并存的显著现象是：一方面，过去三十年间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另一方面是社会道德的解体。这两种现象都可以指向同一个根源，那就是盛行不止的GDP主义。在过去几年里，中央政府力图扭转GDP主义盛行的局面，提倡科学发展观。

　　GDP主义产生的GDP可以估算，但没有任何办法来估算GDP主义的社会成本。很多人已经明白GDP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社会效果，例如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环境恶化等等，但最大的社会成本莫过于社会道德体系的全面解体。

　　GDP主义如何导致社会道德体系解体？因为GDP主义的核心就是促成所有事物的货币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问题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钱变成了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从经济学意义上，资本最大的功能就是要把一切社会关系转变成为商品和货币。政府或者其它社会组织就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阻止或减少货币化对社会道德的冲击，中国各级政府在这方面成为资本的有力助手，而在保护社会方面缺乏建树。

　　在任何市场经济社会，人们必须商品化或者货币化的就是自己的劳动力，但在资本操控下，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变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例如，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工资在营运成本中一般占50%左右，但中国的企业则不到10%。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一般在55%，但在中国这个比例不足42%。这种情况促成财富集中在很少一部分人手中。财富过分集中本来就是社会道德衰落的一个重要根源。

　　GDP主义恶劣的另一方面就是它摧毁了旧的社会保障机制，但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得社会成员赤裸裸地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市场经济社会中，道德也无从谈起。

　　在世界范围内看，任何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都会对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政府必须提供社会保障机制。这是西方社会产生社会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劳动工资等等）的背景。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政府提供社会保障机制并非为了反对资本，恰恰相反，社会保障机制一方面是阻止和减少货币化和商品化对社会的冲击，但同时也是为了资本的更具人性的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西方，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在拯救了市场经济的同时促成了市场经济的转型。

　　在西方，上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主要表现在生产领域，即一些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在公共服务领域，私有化则遇到了强有力的抵制。但在中国，情况刚好相反。新自由主义在生产领域尤其是国有企业领域，遇到了既得利益的有效抵制，但在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领域则大行其道。

　　人毕竟是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不可能被完全货币化。货币化和反货币化是当代中国人内在的冲突。不过，反货币化力量的存在也表明社会道德重建的可能性。对中国而言，关键在于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来重建社会道德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又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很显然，如果不放弃GDP主义，无论作什么样的选择，除了加速道德的解体，在社会政策方面都只会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