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中的“三一八”惨案
傅国涌
1926年3月18日，周作人的日记很简略，“晴，下午往燕大，因请愿不上课，府卫开枪死伤甚多。”史学家顾颉刚的日记则要详细得多：“今午国民大会到执政府请愿拒绝八国通牒（炮击大沽日轮事），卫队开机关枪，伤者百余人，死者四十余人。在国民军之下而卫队敢尔，谓非执政府与国民军默契而然否！年来，国民颇有依赖冯玉祥之意，得此教训，宜也。”如果说顾颉刚只是对当时驻扎北京的冯玉祥系国民军私下表示质疑和不满，3月20日周作人在《京报副刊》发表的《对于大残杀的感想》就把同样的意思公开表达出来了，他说：“在民国时代，不，就是在满清，自我有知以来，不曾听见北京有过这种残杀。现在却不料发现在国民军治下的北京。”并点了国民军首领（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国民军要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贾德耀的名。3月21日，他又在《京报副刊》发表19日所写《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一文，直截了当地指出：“其责任除政府当局段祺瑞、章士钊、贾德耀诸人直接负担，我们要求依法惩办外，对于国民军的首领也不能曲为谅解。”“执政府里虽然还有许多安福及若干卫队，但事实上这个北京是完全在国民军治下，是国民军之北京，无论友仇都不能否认的，现今在这个北京城中发生了这样的残杀案，国民军的当局将怎么办？”
他的文章点国民军将领的名只点到张之江、贾德耀和代理京畿卫戍司令李鸣钟为止，是因为冯玉祥当时远在外蒙，3月26日在库伦看报纸才知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不过他并未意识到与他的国民军有何关系，当天日记只是说：“政府如此屠戮民众，诚自杀也。”对于段祺瑞的执政府来说，这确实也是自杀之举。冯玉祥1924年在吴佩孚与张作霖的直奉之战中反戈一击，把贿选总统曹锟拉下马之后，没有实力单独组织政府，将段祺瑞推出来，与张作霖勉强合作，这种联盟本身即很脆弱，随时可能出问题。国民党等政治势力乘机在北京发起群众运动，不断挑战段祺瑞政府，“三一八”惨案发生前，1925年11月就曾有过过“首都革命”，顾颉刚这年11月28日的日记说：“今日国民党之机关报《国民公报》大登新闻，谓今日下午二时，举行国民革命，推翻段政府，在景山前街集合云云。私计今日应该有一番动作矣。乃至傍晚看报，知群众集队赴段宅请愿解职，推代表入见。嘻，岂有革命而向执政府请愿者！近来所有群众运动皆由国民党主持，党中好争权利而不敢牺牲，故有此等笑柄。”“三一八”惨案次日，执政府拟下令捕徐谦、李大钊、易培基、李石曾、顾孟余等人，他在日记中对这些群众领袖同样没有任何好感：“段氏固非下令之人，但徐氏辈实在闹得太利害了。我对于这种人，和段氏一样地深恶痛绝。”
在政府内部，也存在不同看法。时任司法次长的余绍宋在“三一八”当天日记中感叹：“国务院有枪杀天安门国民事，此后政局益陷悲境。”3月19日，他在日记中说，“昨日惨事虽应由军警长官负责，但国务院亦不能免其责任”，司法总长卢信与他商量进退，他劝卢辞职，卢甚以为然。此时，政府已下令通缉徐谦等五人，称他们是共产党。他表示异议：“令中绝不提及学生，一律指被杀者为乱党，殊非事实，此令似有人藉此泄私忿，恐将起反动也。”卢信与他有同感，3月20日，卢对他说，“政府昨令甚不妥，宜设法救济，本来此事政府宜于发生时立派大员查办事实真相，然后下令公平处断，今一味栽赃，何以服人。然命令既出，不能收回，亦惟思所以补救而已。补救之法，宜由国务院布告谓，查出被杀者皆各校学生，受党人利用，以致如此，情甚可悯，亟宜从优抚恤，一面则对于卫队长官加以惩处。”当天下午，他回司法部，“知此主张不为诸阁员所同意，仅允下抚恤令，而措辞殊不得宜”。卢信率先要求辞职，大家跟着附和，内阁提出总辞职。京师地方检察厅于3月19日即决定依法查究“三一八”事件真相，着手搜集证据。20日，旅津议员致电京师检察厅，请捕段祺瑞依法治罪。
4月10日的顾颉刚日记说：“今日鹿钟麟（国民军将领）驱逐段祺瑞，释曹锟，迎吴佩孚入京。一年半间事，变幻至此。”4月15日，挡不住奉系军队的攻势，国民军退出北京。4月20日，“段祺瑞于今日逃天津，复位仅三日耳。”4月21日，“奉军迁往景山。旬日之间，景山三易其主矣。”“三一八”惨案的发生，不仅把段祺瑞送到的历史的风口浪尖上，他的政治生命由此终结，也导致了国民军在道义上的失败，整个北洋主导的时代可以说因此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