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深圳进一步开放发展问题答价值中国

宋圭武 原创 | 2010-09-26 15:15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价值中国:您如何看待深圳在过去三十年走过的历程?深圳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怎样引领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

  宋圭武:
深圳在过去三十年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成绩主要体现在物质建设方面。深圳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政策优势;一个是区位优势。当然,在推动深圳发展方面,深圳人的创新精神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主体的创新精神需要客观的环境做配合。而深圳的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为深圳人的创新提供了一个平台。深圳的未来应当是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一个高度发达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未来深圳发展应当在制度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价值中国:深圳,再次站到改革的新起点上,深圳能否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体现出“特区之特”?GDP主义的思想需要怎样的解放?

  宋圭武:
深圳能否在管理体制上有创新,需要中央再一次在政策上给予支持。深圳发展应当在注重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中寻求一种平衡。应当为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成功模式。

  价值中国:您认为深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首先应该做哪些努力,怎么样从制度上解决权利的集中与制约?

  宋圭武:
建议深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率先实行民主选举试点,深圳市长实行市民直选。在制度设计上,要注重公开的方式。

  价值中国:深圳的常住人口最新的统计数据是886万人,但户籍人口只有240万左右,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严重倒挂。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深圳应该怎样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分配改革的有着什么样的示范意义?

  宋圭武:
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全局的事,深圳的户籍制度改革应与全国协同推进。从目前看,可通过扩展城市区域的方式来进一步消解常住人口问题。

  价值中国:深圳与香港的金融合作将成为深圳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推手,深圳有望成为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内地的桥头堡和国内企业走向世界的跳板。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深港合作与上海是否存在竞争,深港合作的主要优势是什么?深港合作对深圳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宋圭武:
深圳与香港的合作应建立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从长远看,深圳应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又一个窗口。深圳应在人力资源开发、出口加工、高技术开发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价值中国:怎么看待‘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交锋?

  宋圭武
:“普世价值”是一个追求的目标,但追求目标的路径应是多元的。“中国模式”就是应当体现追求“普世价值”的中国特点。“普世价值”在各个国家应当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同样是民主化,由于各个国家的人文背景不同,其实现的路径及形式就不同。在中国,由于面子文化、血缘文化、关系文化的影响,又由于中国人文中天然缺乏超越界的有效制衡,所以,中国的民主制度设计应当更多采用公开的形式,应尽可能少用匿名的形式。但这也是一个过程,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同时,要对权力建立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要对打击报复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另外,关于“中国模式”,笔者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其实就是中国“摸式”,是中国在摸索中正在走的一条路子。

  中国发展和改革,既没有历史上可完全借鉴的经验,也没有国外可完全借鉴的经验,所以,只能是靠自己去摸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都是在摸索中前进的。在摸索中,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碰撞的尴尬。

  所谓模式,就必须是稳定和成熟的发展框架。目前,我们仍在摸索中,仍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稳定的发展框架。所以,谈中国模式,笔者认为为时尚早。也许再过50年,中国发展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稳定成熟的框架,我们才可以谈中国模式。

  总体看,中国“摸式”所体现的特点是:农村改革的激进,城市改革的渐进;经济改革的开放,政治改革的保守;物质层面的富裕,精神层面的贫乏。

  从农村改革看,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可以说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所以,中国农村改革实质带有一种激进的特点。

  1948年--1952年,中国各地区从北到南完成了土地改革。在农民分得了一份土地后,中国农业就面临发展个体农业还是实现农业集体化的两条道路的选择。1955年,毛泽东发动农业集体化。到1958年秋季,全国范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在改革开放前30年,“包产到户”曾三起三落。

  改革开放后,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包产到户”首先在安徽兴起。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中,明确肯定了一些地方进行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试验。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发出的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第一个“1号文件”中明确指出:“一般地讲,联产就需要承包。”在包工、包产、包干中,“包干”“取消了工分分配,办法简便,群众欢迎”。这就使“包干”的存在有了正式的政策依据。

  在中央文件精神的推动下,“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经营方式迅速推广。到1982年末,实行“双包”的生产队已占到全国生产队的93%,其中大部分是“包干到户”。“包干到户”成为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主流,标志着中国农业实现了由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到农民家庭承包制的过渡。

  回顾中国农村改革,既有成功之处,也有不足之处。成功之处是给了农民自由,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足之处是没有充分重视合作和规模化的优势,在公社问题上,解散太快。其实,公社问题并不是公社问题,公社低效率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失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调整了发展战略,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以对公社在进行改良的基础上,应当充分利用公社的合作和规模优势,这样,也就不存在后面农村发展中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总体而言,对于承包制,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对于公社体制,也是既有缺点,也有优点。所以,农村改革,应当将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既要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也要注意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目前,农村改革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合作和规模问题。所以,今后农村发展,应当着力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和规模经济。

  从城市改革看,主要是国有企业改革,总体上是一种渐进模式。

  在改革开放前,传统国有企业主要是国家辛迪加的基层单位。当时所谓国有企业,实质只是一个进行成本核算的基层生产单位,而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企业,基本上是党政机关的附属机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和指令。

  在1956年到1978年期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是“企业下放”,也就是把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企业下放给省和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管理。

  将管理国有企业的权力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地方政府,实质体现的是行政性分权,只是改变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在管理企业方面的关系,而并没有实质改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更没有改变国有企业的基本制度。所以,这种改革方式对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是十分有限的。

  改革开放以后,多数人否定了“企业下放”的国企改革模式,认为改革的方向应是放权让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对企业“松绑放权”和“扩权让利”成为经济领导部门的主流意见。

  1983年初,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人提出“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口号,要求在城市工商业中全面推行企业承包制。在短短两三个月内,全国国有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制。

  由于承包制本身的缺陷,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企业界人士都不再认为企业承包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有效形式。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着力进行企业制度改革”,并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994年11月,国务院决定选择100家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制试点。但由于没有强调通过股权多元化把原有的国有企业改组为真正的企业,绝大多数参加这一试点的企业都只是形式上改组成了国有独资公司,而没有实质上的改变,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特别是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才进一步明确了公司化改制,特别是强调了要在多元化持股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2003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的决定。国资委在中央所属非金融企业中代表国家履新出资人职责。

   国资委的成立对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存在问题仍是多多。

  另外,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比较,中国的改革在经济层面,是全面开放的,而在政治层面,改革是有限度和保守的。

  1980年,邓小平在发动农村承包制改革的同时,要求启动政治改革。

  1986年,邓小平再次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根据邓小平的这些指示,中共中央经过一年的研究和准备,在1987年10月--11月的中共十三大上决定采取措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十三大确定,政治改革要以实现党政分开为重点,强调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并同时提出要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并确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而且从1988年起开始实施。但这次政治改革刚刚开始就被1989年的政治风波所打断。

  中国领导人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启动政治改革。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改革总目标。

  总体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改革的推进不是激进的,而是稳健和保守的,但在推进基层民主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可喜的。

  从物质层面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们生活水平是有了很大提高,物质方面的建设成就是巨大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一个增长奇迹。但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精神和道德建设严重滑坡。

  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中国应当准备好新的长征。

  回顾过去的中国发展,从某种意义上看,成绩是大大的,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深刻的。如在经济增长方面,笔者认为就不排除也带有一种虚胀的成分。所谓虚胀就是表面的高增长,实际是低增长。具体表现就是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和高投入与高污染的存在。也就是尽管产量高,增长率高,但高产量的背后是高投入和高污染,同时,产品的质量也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不解决好虚胀问题,中国发展以后很可能将陷入虚滞的陷阱中,也就是虚胀将转化为虚滞。所谓虚滞就是虚弱的停滞。导致这个陷阱的根源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尤其是腐败问题。腐败导致形象工程和虚假工程,腐败导致两极分化。同时,对权力若不能进行有效制约,很可能形成一种权贵社会结构,也就是金钱与权力互相勾结,共同瓜分社会的剩余价值;而处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在收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将越来越与上流社会拉开差距,形成一个断裂,这样社会就将是十分危险的。二是来自文化方面的原因。面子、血缘和缺乏超越界,导致法治社会建设难上加难。尤其是缺乏诚信,危害更大。三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原因。经济结构不合理,已是相当严重的问题。中国要想获得长期发展,就必须解决好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政治建设方面,要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尤其是要推进公开化进程。中国民主制度的设计必须要适合中国的国情。民主本身是一种公共行为,而公共行为需要以公共道德为基础。但中国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国人虽然有私人之间交往的“私德”,但普遍缺乏“公德”。也就是虽然国人在私人之间交往是注重公平和礼尚往来的,但在公共行为中,国人却是缺乏道德支撑的,公共意识是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若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就有可能导致民主虽有西方的“形”,但实质体现的是中国的“实”。如匿名投票,在国人有私德而缺乏公共道德的情况下,投票就是按关系和圈子规则来投票,而不是按社会正义规则来投票。所以,笔者认为,中国民主制度设计必须要结合中国国情,如面子文化的特点等,要尽可能少用匿名制,要尽可能多一些公开环节和协商环节。实践证明,越公开,越有利于实现公正,凡是有不公开的地方,就容易存在暗箱操作和产生一些不好的行为。

  第二,在制度建设层面,要尽可能制定公平的制度体系。这里制度建设要体现两个原则:一个原则是要对强势利益集团进行有效约束;另一个原则就是要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保护。自由竞争不一定导致公平竞争,竞争的结果往往是有利于强势利益集团而不利于弱势群体,所以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保护是一条必须要体现的重要原则。也就是说可以不对强势集团进行约束和干涉,但必须要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保护。具体而言,我国要建设公平的制度体系,主要有:一是要进一步提高产业工人和一线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要提高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和比重;二是要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三是在就业领域要尤其注重公平竞争。

  第三,在文化方面,要加大文化改造的力度。好的制度需要好的人去遵守,而好的人最终取决于好的文化。人本身就是文化的动物。文化就像一个大酱缸,不同的文化就是不同的酱缸。人处在不同的文化中,也就是处在不同的酱缸中。所以,不同文化体系的人,其人格结构也是不同的,其行为也是不同的。对于中国文化的改造,笔者认为尤其是要重视敬畏意识的培育。敬畏是产生道德的重要基础。所谓“敬畏”,就是既敬重又畏惧。对于“敬畏”,东西方的许多贤哲都有深刻的论述。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朱熹特别强调“君子之心”应“常存敬畏”;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认为有两样东西最值得人类敬畏,那就是“头上的灿烂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在《恶的象征》中指出:“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对敬畏意识的培育,要从幼儿园和中小学抓起。

  第四,在经济方面,要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目标,要重视创新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具体在产业选择方面,一是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二是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三是要高度重视农业;四是要适度发展第二产业,尤其是汽车产业;五是要适度参与国际化进程,要建立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产业体系;六是要大力发展休闲产业。这里笔者建议可在全国征收休闲税。休闲税应根据收入水平来累进征收。但休闲税与其它税不同,它只规定公民应将收入的一定百分比用于休闲,如进行旅游、娱乐、体育锻炼等消费。若公民不进行休闲消费,国家就要将这部分收入以税的形式征收到国库。所以,休闲税实质是一种强制消费税。笔者认为,征收休闲税,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也有利于解决就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污染。在经济发展目标方面,要重视国民幸福度的提高。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要变追赶型发展战略为和谐型发展战略。要更加注重就业问题。在经济领域,要积极提倡适度竞争和人本竞争,反对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

  第五,在社会建设方面,要着力构建和谐社会。社会要大力发展体育事业,提倡全民健身。应将发展体育作为考核政府绩效的一项重要指标。对各地区和各单位每年进行多少次体育运动会,要做出硬性指标规定,必要时也可实行一票否决制。国家要加大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入,要大力发展不同形式的教育和培训。一个人有工作,就工作,没有工作,就进学校进行学习和培训。这里一个人若没有工作,国家可采取一定的强制形式让其到学校学习或接受培训,而不能任其在社会自由流动。要积极推进完善医疗体制改革,同时国家要大面积普及医疗和医学知识,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掌握更多的保健卫生知识,这对改善医疗问题也是大有帮助的。另外,国家要加大对不良习俗的改造力度,要注重用法律手段解决一些不良习俗问题。如在婚姻、过年、丧葬等各种活动中,国家要加大改造的力度,不能放任自流,要强制改变一些死灰复燃的落后习俗。各地尤其是一些城市地区,要考虑建立一些免费公共墓地。国家要健全和完善生、老、病、死四个环节的救助制度,要对弱势群体进行人道主义关怀。

个人简介
宋圭武,男,汉族,1964年生,甘肃靖远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三农问题、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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