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汇率之争:货币问题还是贸易问题?

徐奇渊 原创 | 2010-09-05 15:28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中美汇率之争,是两国经济政策交锋的重点领域。汇率问题,可能是一个货币金融问题,也可能是一个贸易问题。从危机之后的经济形势来看,美元汇率正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美元汇率选择长期贬值,则虽然有可能改善贸易问题,但同时却更有可能削弱美元的地位,导致货币金融的问题;反之,如果美元汇率选择长期升值,虽然可以强化美元地位,但其贸易问题却将更为恶化。

  反映在现实当中,美国政府的汇率政策就显得有些精神分裂。例如,2009年初美国财长盖特纳刚刚上任之时就公开表示,强势美元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而这也正是历任美国财长的一贯措辞。但是与此同时,“美元走软能将有利于美国的出口贸易,从而解决就业问题”,这种想法在美国各界人士中也大有市场。而在事实上,自2002年以来,美元指数一路走低,到目前已经贬值30%以上。

  中美汇率之争的源起,与上述背景相关,但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对美国政府而言:中美双边的汇率之争,既不成为一个货币金融问题,也不应该是一个贸易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的经济利益集团认为这是一个贸易问题,基于游说等努力,这种观点通过政党政治由美国政府落实成为具体政策;然后由行政部门自上而下的服从执行之,把一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问题;并最终造成了“屁股指挥脑袋”、全局利益服从局部利益的状况。这种局部的利益诉求,在两国的多维政策交锋当中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问题。

  

  一、中美汇率之争不是一个货币金融问题

  对美国而言,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人民币汇率问题并不是一个货币金融问题:其一,人民币-美元汇率与美元指数没有直接的联系。影响美元金融地位的汇率,是多边的汇率指数,即美元指数(US Dollar Index ,USDX)。这是一个加权的汇率指数,基于美元对以下货币的汇率计算得到:欧元、日元、英镑、加元、瑞士法郎和瑞典克朗。由于中美汇率之争聚焦于人民币-美元双边汇率,因此人民币的变动并不会对美元指数造成直接影响。其二,人民币至今尚未实现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可兑换,因此,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人民币资产规模及其交易数量微乎其微。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美元双边汇率的波动,不会在金融市场上对美元资产产生显著的替代性冲击。

  由此可见,对美国而言,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主要的还不是一个货币金融的问题。因此,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过程中,就不存在前述的美元两难问题了,甚至还有可能够改善美国的贸易失衡。这也正是一部分人所期望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到底能否改善美国的贸易状况?这点将在后面讨论。

  对中国而言,在金融方面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外汇储备是否缩水。这里有一个衡量指标的问题:有的人以人民币来衡量外汇储备的总值,有的人以美元来衡量外汇储备的总值,还有认为应该以实物来衡量。从长期来看,外汇储备最终是要变现成为购买力的,而且和人民币资产不一样,外汇储备不能在国内消费,只能用于国外的商品和劳务支付。因此,除非可以直接用人民币在国际市场购买石油和铁矿石;否则,用人民币来衡量外汇储备的总体规模,无异于刻舟求剑,其结论也将是误导的。

  如果用美元来衡量外储的规模,则外汇储备与人民币-美元双边汇率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最终其购买力仍无法衡量。因为外储最终要变现为对外的购买支付;所以,用实物标准来衡量外储的规模和收益是比较合理的。不过,美元资产对实物资产的购买力最终还是取决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因此,中国外储的购买力威胁将来自美国货币政策的通胀倾向,而与人民币-美元汇率没有直接联系。所以对中国而言,两国的汇率之争主要的也不是一个货币金融问题。

  

  二、中美汇率之争对美国原本不应该是一个贸易问题

  中美汇率之争由来已久,但是已有的历史实验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观察机会。

  第一个观察:2005年7月21日中国启动了人民币汇率改革,到2008年中期一直保持升值趋势。在此期间,人民币累计对美元升值17%左右,之后开始处于冻结状态;而同期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也大幅升值12%,并且升值趋势一直延续到2009年初。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量,还是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在这几年中都保持了强劲增长。2008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额和贸易顺差,均比2005年增加了50%左右。这个观察告诉我们,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不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充分条件。

  第二个观察:2008年末,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一直保持冻结状态,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在2009年末比年初贬值了约6.2%。相反地,在这段时期人民币-美元双边汇率冻结,名义有效汇率指数贬值的情况下,2009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和贸易顺差却分别录得了12%和16%的负增长。2010年中期以来出口虽然有回升之势,但后市仍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观察告诉我们,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也不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必要条件。

  可见,要解决中美贸易的失衡问题,人民币-美元双边汇率既非充分、亦非必要条件。在上述两个观察期,我们注意到,第一个观察期:2005年至2008年中期,正是美国经济处于相对景气的周期;而在第二个观察期:2008年9月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之后,美国居民的存量财富一度缩水13%,美国经济面临衰退风险,直至后来转为艰难复苏状态。可见,对中美贸易失衡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美国经济在景气周期中所处的阶段。这与姚枝仲、田丰和苏庆义(2010)的研究也是相吻合的,他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出口的短期收入弹性大约为2.34,而价格弹性大约为-0.65。这个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与国外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一般意义上国外收入的1%变化,将引起中国出口2.34%同向变动;而汇率的变动从而价格变化对中国的出口影响却相当有限,一般意义上人民币汇率1%的升值,将引起出口数量0.65%的下降。后面这个数量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人民币汇率升值,从而价格的上升幅度,将超过相应出口数量的下降;所以,人民币升值的结果,甚至将会导致出口金额的增加!这正是我们在第一个观察期所看到的事实。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即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引起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萎缩,但美国的贸易失衡问题也未必得到解决。从国际收支恒等关系来看,只要美国政府继续保持巨额财政赤字、美国居民继续维持现有的高消费-低储蓄模式,则美国必然需要进口国外的商品,来弥补国内总供给的缺口,从而维持贸易赤字的状态。只不过,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将有可能把中美贸易失衡转化为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失衡。因此,迫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无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均无助于美国贸易问题的解决。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方面也多有争论:2010年初,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表示:人民币和美元汇率的调整,实际上不会对美国贸易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对于美国就业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相反,短期的汇率调整甚至可能引发外汇市场的投机性波动。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首席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者布兰查德也认为,要求人民币升值无助于美国经济复苏,中美经济结构有很大差异,美国就业主要依赖于服务业,而压制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对于解决美国1500多万人的失业问题是很不现实的。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认为:迫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将弱化中国进口商品对美国通胀的抑制作用,这其中最大的受害者恰恰是美国国会政治家试图帮助的中产阶级。综上可以发现,中美汇率之争对中国而言可能是一个贸易问题;但是,从美国经济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来看,人民币汇率政策之争,原本并不应该是一个贸易范畴的问题。

  

  三、中美汇率之争被美国认为是一个贸易问题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美国从自身的整体、长远利益出发,本不应该纠结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并将其视为贸易政策的博弈。但就目前来看,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而且是一直被美方认为是一个贸易问题。这正是美国方面的局部利益团体,通过政党政治发生的作用。在美国的政治生态当中:行政部门自上而下地执行政策指示,但选举过程却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而选民的倾向最终决定了民主党或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的成败,以及参、众两院中席位的多寡。这样,由于某些利益集团在选举过程中有重要的影响力,例如:工会和某些行业协会,他们作为掌握选举资源的团体,有可能出于自身的局部利益考虑,对作为被选举人的国会议员展开积极的游说——从而有可能出现“屁股指挥脑袋”的现象,把一个从整体和长远来看不应该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问题。而中美两国的汇率之争以及伴随的贸易政策之争,正是这种情况。

  在2009年9月,美国政府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相关轮胎种类实施三年的惩罚性关税。对于这一及年出口金额约22亿美元的轮胎特保案,“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起到了重要作用,该工会组织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会员人数达85万人之众。此外,还有46家美国产业工会、农业行会和工业行会结成了“公平货币联盟”(Fair Currency Alliance, FCA),该组织的目标就是向国会从而政府施压,促使人民币升值。在2010年7月,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美国产业组织劳工联盟”还提出,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并使其低估40%;因此敦促国会通过立法,要求打击中国汇率政策。但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局部利益团体的要求未必符合美国经济的整体利益,甚至也可能对这些局部利益本身造成消极影响。在经济学理论上,工会要求的最低工资若高于均衡工资水平,则反而可能导致失业率的上升;这就是一个局部利益主张损害整体利益的例子。

  不过,正是因为这些团体是局部的,因此他们的利益和目标非常一致,容易达成统一的行动。而且,像工会这样的组织,作为民主党的重要支持者,其直接或间接能够影响的选票达数千万之多;因此,工会组织在美国的总统和国会大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工会组织对国会议员的游说能力也相对较强。通过国会参、众两院,利益集团向总统和政府施压,最终通过符合他们预期的政策措施。这正是中美汇率之争的源起。因此,人民币汇率问题被美方认为是一个贸易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纳入到两国多维政策的博弈框架中,最终升级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四、中国方面的应对

  对于中美汇率之争,我们除了对美国方面的政策产生机制进行分析之外,还要对中国本身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基于此来考虑应对之策。

  从长期来看,中国应调整经济结构,建设国内统一的大市场体系,减少对出口市场的依赖性。从2008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占到全球顺差的26%,高于同期德国、日本占比之和将近2个百分点。在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当中,由海外投资获得的资本收益项(Income)占到总顺差的一半左右;而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则几乎完全通过商品贸易的顺差获得。德、日经济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日本还一度以“贸易立国”为发展战略,可见中国对外部需求依赖的严重。过犹不及,以往的对外贸易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现在对外需的过度依赖,则使中国的发展重心不稳,而且同时也在资源、环境等方面产生了诸多的问题。因此,下大决心调整经济结构,这才是釜底抽薪的解决办法。

  从中期来看,需要中美双方互相增进交流和理解。由于美国在汇率政策方面的压力,是自下而上的来自于某些利益团体;因此,直接与美国行政机构进行交涉并不能有效化解争端。目前我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更为积极的手段,比如对美国国会议员进行游说。但是由于利益的确存在冲突,因此尚未对工会和行业协会进行游说;而这些团体恰恰是政策压力的根本来源。对此可以考虑其他途径达成谅解。例如,以海尔为例,目前中国企业进入美国选择南卡罗来纳州,其中重要的考虑就是因为该州的工会势力最为薄弱。可见,中国的政府和企业都弱于同国外工会势力进行交流,而工会往往是对大选有重要影响力的组织。因此,中国政府和企业应与国外工会组织增进交流,建立联系。例如,从国家的高度来看,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不应回避工会势力;相反,应学会与当地工会势力融合、共存,并有可能对工会组织的行为产生影响。

  从短期来看,根据美国的政治周期以及我国的政治诉求,可以就汇率问题进行顺政治周期,或者逆政治周期的操作。例如,如果希望与美国在此方面达成谅解,在短期缓解矛盾,即可就此问题做顺政治周期的操作;如果希望对美国施压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则可借此问题做逆周期的操作。其中四年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以及两年一度的国会大选,则是重要的政治周期节点。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并非长远之策。问题的真正解决,仍然有赖于中国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调整。

  

个人简介
经济学博士,供职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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