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学家王世杰的困惑
傅国涌
夜读《王世杰日记》，1975年10月21日，这位曾写出了传世著作《比较宪法》的法学家已垂垂老矣，站在孤岛之上，遥望正处在“文革”深渊中的大陆，想起苏联的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他心绪起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苏联反政府而拥护人道主义的作家索忍及物理学家先后获得诺贝尔奖金，彼等于获奖后虽仍身在苏联，仍反抗政府不讳。中共政权之下竟无一人如此勇迈，一则显示中共政权较莫斯科政权为尤暴，使人不敢反抗，一则显示大陆智识阶级之志行甚弱。”（《王世杰日记》第九册，445页）
中国何以没有产生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这不只是王世杰一个人的困惑，这个问号曾同样折磨过许多中国人。王世杰指出的两点原因都没有错，在王申酉们仅仅以思想即遭枪杀的土地上，要产生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式的人物诚然是不可想象的。情况从上一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变化，以天体物理学家方先生为例，他在80年代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无情批判，对现实阴暗面的直言不讳，他大力呼喊民主、自由、人权，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曾被誉为“中国的萨哈罗夫、“中国的布鲁诺”。但他在二十年前所作出的选择还是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志行甚弱”添了一个小小的注脚。无论他本人怎么解释，我们也可以给予同情之理解，一个民族的遗憾都已无法弥补。
不过，将中国没有产生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的原因仅仅归结于统治的残酷和知识分子的“志行甚弱”，还是太简单了些。中国从诸子百家的文明轴心时代就形成了以世俗为绝对中心的观念，在世俗与精神之间，从来就没有平衡，本来最应该承担起精神价值守护神角色的知识分子，从来都只是世俗价值的忠实信徒。除了“五四”以后的一个极为短暂的时期，知识分子曾经有过超越世俗的理想，不以功利作为自身追求的终极目标，我们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几乎都是环绕着世俗价值转动的。君不见多少以“领袖”自命的政治明星，嘴里喊着漂亮的口号，骨子里却只想着“取而代之”，或者“杀人放火受招安”。支配着他们全部行为的都是世俗的功利目标，从来都缺乏平常心，缺乏做一个普通人的境界。人类追求美好理想的目的，本来只是为了生活得更自由，更符合人性，也就是做一个寻常人，而不是做一个人上人，做领袖或明星，高人一等，颐指气使。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是前苏联沉沉黑暗中的一道闪电，他们是物理学家、文学家，也是普通人，他们反抗强权，他们拒绝谎言并不是要捞取什么，他们所争取的只是人的尊严，是生活自身的解放。这是精神的追求，是文明人类的理想。与自古以来生活在世俗之中，与从来都没有超越过阿Q土谷祠梦幻的中国人，有着根本的差异。
民族的兴衰荣辱与作为其灵魂的知识阶层密不可分。一个民族陷于世俗泥潭中数千年、甚至更长久而不能自拔，缺乏精神力量的支撑，要产生精神型的勇迈而平常的知识分子，又谈何容易。不是有不少国人为索尔仁尼琴没有在苏联巨变之后身居显位，或愤愤不平，或幸灾乐祸吗？这是典型的世俗价值观。没有对生活本身的真正认识，找不到世俗之外的精神之维，王世杰28年前的困惑依然只能是我们的困惑。 2003年9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