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崇拜是经济转型的最大阻力

董登新 原创 | 2011-01-14 19:19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GDP崇拜是经济转型的最大阻力

——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与城乡一体化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董登新(教授)

  30年改革开放,我们成功地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在GDP总量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然而,随着城市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尤其是“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行业产能的迅猛膨胀,粗放式、外延型、总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前方就是死胡同。因此,对于下一个30年,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如何布局,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已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城乡一体化。今天,“十二五”规划已为我们即将开始的“下一个30年”拉开了序幕。

  一、武汉的“大城市重工业化”格局亟待转型升级

  大城市产业结构“重型化”是计划经济的历史遗留与现代延伸。大城市重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城市人口与城市用地无限扩张,城市拥堵与城市污染越来越严重,城市经济难以转型升级。

2008年底上海与武汉两市的GDP产业结构(%)

城市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上海市

0.8

45.5

53.7

武汉市

3.6

46.2

50.2

  中国大城市的重工业化基本上是“同质同构”的。武汉市虽比上海市小许多,经济发达程度也落后许多,但在城市产业结构上却与上海有惊人的相似。武汉同样是一个工业城,现已形成门类比较齐全、配套能力较强的工业体系,其中,钢铁、汽车、船舶、石油化工是重中之重。(注:2009年武汉市地区GDP大约为4500亿元)

  (1)武汉钢铁冶炼业:武汉市钢铁产业振兴目标明确提出:到2011年,钢铁产业销售收入突破1000亿元,为武钢形成5000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奠定基础。

  (2)武汉汽车制造业: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聚集着105家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企业,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城。武汉市政府规划到2011年,形成整车生产能力100万辆,产销汽车80万辆,汽车制造业工业总产值1200亿元。2015年形成整车150万辆能力。

  (3)武汉石化产业:按照武汉市政府规划,到2011年,石化产业产值达到400亿元。加快实施80万吨乙烯工程,乙烯全面投产后,石化产业产值将在2011年基础上实现翻番,到2013年达到800亿元。

  (4)武汉船舶产业:根据武汉市政府规划,到2011年,造船能力200万载重吨;造船完工量120万载重吨,年均增长60%;工业总产值超300亿元,年均增长23%以上。

  新年伊始,武汉市新年首次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提出了“工业倍增计划”这一宏伟目标到2015年,工业总产值预计达1.5万亿元,力争突破1.6万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武汉工业。目前,武汉80万吨乙烯加快施工、东本二厂、神龙三厂、富士康扩产一大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优先供应工业用地,远城区年度新增建设用地50%以上用于工业,90%以上工业用地用于工业园区。引进投资5亿元以上工厂,按实际投资额的1%补助。

  这是大城市重工业化倾向的继续扩张与膨胀,还是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开始?

  建议:将钢铁、汽车、石化三大产业从武汉城区剥离出去,既可转移至武汉远城区,也可分别转移至“1+8城市圈”地区,让武汉轻装上阵、向国际大都市标准迈进。

  二、在农业生产方式没有改变之前,切莫轻易改变农民生活方式

  30年改革开放,我国工业化主要局限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因此,“城市工业化”,一方面让城市化两极分化,即大城市越来越大,而中小城市则进步不大;另一方面,“城市工业化”没能有效辐射传统农业及农村地区,最现代的工业在城市,最落后的农业在农村,城乡二元格局更加突显。

  为此,有人主张,要想缩小城乡差别,或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唯一的对策就是快速推进新农村建设,全面实施农村城镇化战略。我认为这种理想的目标模式没有错,问题的关键在于“目标不等于手段”、本末不能倒置。有人激进地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扒掉农民自建住房,集中为农民统一造房建城,似乎这就是农村城镇化了。这种逻辑显然是大错而特错了。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是中国名符其实的“三农问题”专家,也是中国名符其实的学者型财经官员。他认为,在农业生产方式没有改变之前,切莫轻易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

  因此,新农村建设必须踏着农村城镇化的节拍,循序渐进地、有规律地推进,切不可脱离农村实际激进、冒进,甚至大跃进。今天,农民进城、大学生下乡,正在成为一种新时尚,不过,仅有人、财、物“三下乡”(家电汽车下乡、大学生下乡、资本下乡)是远远不够的。生产要素从城市向农村流,最重要的是要“本土化”,并能形成有效的“造血机制”。这一切都需要有企业和企业家的粘合与聚合。这一神圣的使命不可能由国有企业来完成,而必须交由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来完成。因此,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大发展是农村城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

  然而,单个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是标准的弱势群体,它们的发展与壮大,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生长平台与产业环境,这就是所谓的产业链与产业集群,而产业链与产业集群的形成,又有赖于地方政府的产业布局及产业导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政府搭台,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构筑生物链,这比任何帮扶措施来得更有意义。

  农村产业结构不同于城市产业结构。在产业布局上,农业产业化将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未来的主战场,并围绕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非农产业。

  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等于“涨工资”

  从根本上讲,经济发展模式决定收入分配方式。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有效性,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有效性。在粗放式、外延型、总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下,产品附加值低,企业为了获利大多倾向尽量压低工资,削减雇员福利,因此,廉价劳动力成为必然。

  实际上,在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提高劳动报酬,尤其是生产性劳动报酬,从整体上提供劳动者(包括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真正终结一个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二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公平收入分配。

  应该说,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要比提高劳动报酬相对容易实现。因为缩小收入分配可以通过两个环节实现,极具可操作性:其一,在初次分配环节,通过立法限制行业之间工资水平差别,并同时限制同一企业内雇员之间的工资水平差别,这样,便可以相对缩小行业之间、雇员之间的工资水平过大悬殊。其二,在再分配环节,通过提高起征点和免征额,减轻中低收入者税负,并通过高累计税率让高收者多缴税,同时,还可以通过开征炒房所得税、炒股所得税、遗产税及赠与税来进一步“均贫富”。

  然而,单纯意义上的“涨工资”,在经济发展方式没有转变之前,应该只是空中楼阁,在通货膨胀基础上的“涨工资”,只是抵消物价上涨的影响,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提高工资水平。企业主动“涨工资”的物质基础,应该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后,产品高附加值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下,企业自觉的“涨工资”、“增福利”。

  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背景下,低附加值的农业将不断提高效率,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将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工业的重要性将会明显降低,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会不断提高。第三产业作为劳动力就业的巨大蓄水池,它不但就业容量大,科技含量高,而且增值服务空间大,劳务附加值高,当第三产业从业比例过半时,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将会发生质的飞跃。因此,“涨工资”的坚实物质基础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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