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再平衡路径选择

徐洪才 原创 | 2011-01-02 16:15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一、中国经济不平衡有两大表现

  目前,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呼声此起彼伏。在很大程度上,全球经济不平衡是与中美经济不平衡相联系的。美国对世界上90多个国家都存在贸易逆差,但是美国主流社会却把这一多边问题“双边化”,把中美贸易不平衡视同为全球经济不平衡,中美贸易不平衡成了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代名词,同时又把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简单地归结为人民币汇率严重低估。

  中国经济不平衡有两大表现:一个是以对外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较高、外汇储备规模较大为代表的外部经济失衡。2010年10月20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致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信中,提议各国将经常账户差额占GDP比重控制在4%以下。由于各国情况千差万别,这一提议遭到了众多国家反对。例如,4%对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肯定不适用;再如,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经常账户差额,美国GDP是中国GDP的三倍左右,中美两国按照各自GDP计算出的经常账户差额占GDP比重也就差了很多,这显然不合理。

  事实上,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扩大始于2002年。三年以后,也就是在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重启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扩大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双边浮动范围,加快了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到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了近20%。但是,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并未因此减少,反而增加了。事实告诉人们,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不能有效地调整中美贸易不平衡。类似的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以及美国和德国之间也曾出现过。

  中国经济不平衡的另一个表现,是以劳动者工资水平过低、消费占GDP比例过低、国民储蓄率过高为特征的内部经济失衡。在2000~2009年的十年里,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10.28%,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9%,而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9.4%,农民收入年均增长6.0%。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严重落后于经济增长。其中,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是从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指数计算得出。最近两年政府税收增长急剧下降是全球金融危机所致,2010年随着经济形势好转政府税收急剧反弹,表明在正常情况下中国政府税收超经济增长可能是一个常态。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则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拉动,消费在GDP中的比例近年来持续下降,2009年只有35%,大约为美国消费占GDP比例的二分之一。中国消费比例过低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居民没有分享到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成果;第二,中国经济投入产出效率较低,实物资源消耗较大,具有明显的粗放式经营的特征,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显然不可持续。

  二、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有三条路径

  中国经济不平衡对人民币汇率造成升值压力。实际汇率反映两个国家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不仅受到名义汇率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也受到工资、土地和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以及为促进出口、限制进口而实施的补贴和税收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几十年,人民币实际汇率面临升值压力可能是一个长期现象。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有三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人民币名义汇率快速升值,工资继续维持低水平。名义汇率上升,以外币计价的中国出口商品价格自然上涨,出口竞争力减弱,出口减少,外贸顺差下降。

  第二条路径:工资、土地和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名义汇率不变,实际汇率上升。出口部门成本增加,产品价格被迫上涨,国际竞争力下降,外贸顺差下降。

  第三条路径:“渐进式加工资+渐进式汇率升值”的政策组合,并将工资增长和汇率升值控制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可接受范围内,保持经济平稳和可持续发展。名义汇率上升和相对物价上涨都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外贸顺差下降。

  人民币名义汇率快速升值,将“立竿见影”地提高人民币国际购买力和出口产品价格,从而降低中国进口成本,增加进口,减少出口,进而减少外贸顺差,促进经济再平衡。但是,这种“类休克疗法”会对经济平稳发展造成严重冲击。

  一是经济增长动力下降。出口仍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人民币快速升值将显著提高企业成本,导致贸易品价格上升,出口减少;还导致非外贸品价格上升,国内需求整体下降,可能使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二是大幅增加失业。中国出口企业半数以上为加工贸易,多为中小企业,利润很薄,吸纳了大量农民工就业,其竞争优势主要是低廉的用工成本。如果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必然导致企业生存困难,大幅增加失业。

  三是人民币稳定性下降。如果人民币稍有升值压力就上调,一旦人民币需求不足就下调,必然造成汇率频繁波动。特别是,目前汇率升值压力主要来自外贸顺差和外商投资流入,都具有暂时性特点,随时可能发生逆转。

  四是应对突发事件能力下降。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由美元主导,美国可以转嫁危机;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没有这个有利条件。中国金融监管不完善,金融市场也不发达,频繁调整汇率,会引发国际热钱大进大出,不利于金融稳定。

  目前,中国工资增速总体低于GDP增幅,更低于财政收入增幅;工资向垄断性企业职工倾斜,贫富差距较大;企业薪酬向经营管理者倾斜,且差距仍然在扩大。维持低工资必然增加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汇率升值预期将鼓励国际热钱涌入,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和通胀压力。

  工资上升有诸多积极影响。一是财富分配效应。工资上涨有利于低收入工薪阶层,缩小收入差距。二是需求替代效应。汇率升值后,进口商品更便宜,高收入者转向进口产品,导致国内产品价格下跌、劳动者收入下降,而低收入者所需生活必需品价格却难以下降。工资上涨会提高国内产品需求。三是技术进步效应。在汇率升值时,企业主会以出口实际价格上涨为由,在不涨工资情况下,延长劳动时间或提高劳动强度。如果工资上涨,企业主会直接感到压力,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四是增加就业效应。工资适度上涨不会引发失业问题。据统计,中国上市公司工资总额只占营业收入的5%左右,即使工资翻一番,企业成本上升也不会很高。工资上升扩大了市场容量,刺激了投资,会增加就业;而汇率升值有宏观紧缩效应,会引发大量失业。

  应该看到,美国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除了要缩小中国对美国外贸顺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希望中国工资上升。因为工资上升使跨国公司无法获得廉价劳动力。工资上升惠及低收入群体,是结构性政策;汇率升值更多惠及高收入群体,是总量政策。

  但是,目前中国工资快速上涨缺乏现实性。第一,受制于企业成本承受能力,工资上涨速度太快,企业难以消化上升的成本。第二,可能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第三,大量农村劳动力和城市新增就业人口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工资上升构成压力。第四,工会组织力量较弱,工资集体谈判机制缺失。这些因素都制约了工资快速增长。

  三、中国应把“渐进式汇率升值+渐进式增加工资”作为一项中长期政策

  第一,汇率和工资调整的频率、灵活性和作用机制是不同的。要素价格改革需要政策配套,难以频繁操作,只能阶段性调整。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可动态变化,能影响进口商品价格和价格总水平,改变贸易品与非贸易品比价;汇率升值促使资源流向非贸易部门,促进结构调整。要素价格有一定刚性,其调整会影响价格体系内部比价关系,侧重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汇率升值和工资增长有替代关系,也有互补关系;过分强调其中之一,都有失偏颇。

  第二,要正确处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工资增长机制改革的关系。汇率升值有利于抑制通胀,为工资增长留下空间,且能提升货币工资购买力。工资上升对国内所有企业成本都有影响,而汇率升值仅针对性地增加出口部门成本,能较好地调节经济内外不平衡。完全依赖工资上升,会对通胀造成压力,“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机制尤其值得关注。而且,物价上涨过快,会抵消实际工资上涨。应当适度调整汇率水平和工资,防止出现“叠加效应”,保障工资增长、汇率上升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相匹配,从而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兼顾公平和效率。

  第三,选择“渐进式汇率升值+渐进式增加工资”的政策组合。将人民币实际汇率年升值控制在3%以内,加快建立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创造条件让包括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增长领先于GDP增长3~5个百分点,逐步增加工资收入比重,减少资本收益比重,缩小工资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的差距。汇率升值和工资上涨都有助于降低外贸顺差和促进经济再平衡,但也各有弊端。选择“渐进式汇率升值+渐进式增加工资”策略,可增加企业调整结构和技术进步的压力,同时为中国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四、应该采取六大“对冲措施”

  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工资上涨,都会增加企业成本,减少出口;因此,应采取六大“对冲措施”,以抵消企业成本上升。

  一是加快自主创新。必须增强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和能力,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不断提高中国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

  二是加工贸易模式转型。加工贸易模式转型已是势在必行。重点工作是提升国内产业配套能力,将加工贸易与服务贸易结合起来,建立技术创新和自主品牌建设保障体系。

  三是劳动密集型模式转型。重点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协同发展,通过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发挥城市化和服务业的独特作用。

  四是资源密集型模式转型。关键是显著降低单位贸易额的资源消耗水平。重点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推动技术创新,完善绿色贸易政策体系,加大从境外进口资源和技术,以及推动企业“走出去”。

  五是要素价格市场化。中国土地、资源、劳动力和资金等价格低廉,扭曲了资源配置信号。应该稳步推进要素价格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让中国商品出口具有真实成本,促使人民币汇率更准确地接近真实均衡汇率。

  六是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中国就无需保持巨额外汇储备和外贸顺差,出口企业也无需面对巨大汇率风险,金融市场更不必畏惧国际热钱流入。人民币渐进式升值压力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应该抓住这一机遇,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

 

个人简介
徐洪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证券期货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教授;清华大学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证券业协会CIIA专家委员;北京市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199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就职于中央银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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