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如此关切“国进民退”

　　有关“国进民退”的争论，烽烟再起。来自财新网的报道称，在近日召开的2011年首都经济学界新春论坛上，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汪海波指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据计算，近两三年来，中国确实发生了“国进民退”，这一判断毋庸置疑。

　　近年来，针对个别地方出现的国有企业兼并收购民营企业等现象，围绕中国是否发生了“国进民退”，官方机构和学术界，甚至在学术界内部，都有两种尖锐的对立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并不存在；而国家统计局高官也曾公开指出，从统计数字上看，并不支持“国进民退”的说法。2010年8月1日，新华社一篇题为《国家统计局称统计数据不支持“国进民退”观点》的报道称：“从工业、投资和国内贸易三方面统计数据来看，近年来我国非国有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的发展明显快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总体上看，统计数据并不支持‘国进民退’的说法。”

　　统计局高官“以数据说话”虽然位高言重，但并没有阻挡住学者们继续研究的步伐。就是从同一份国家统计局“全国城镇投资比重”的相关数据资料中，汪海波得出了与其相反的数据逻辑：2008年，国有经济的投资占全国城镇投资的比重如果计为1，那么民营经济只有0.94；到了2009年，该比例变成了1：0.92。这也就是说，民营经济在全国城镇投资中的比重连年下降。汪就此指出：“衡量是否存在国进民退，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我的这个结果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计算出来的。由此可见，那些认为不存在‘国进民退’、认为‘统计数字不支持国进民退’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同样不服国家统计局数据逻辑的，还有经济学家丁学良。就在上述新华社报道发表后的2010年8月30日，丁就以《“国进民退”与“让步心态”》为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大陆正在发生‘国进民退’现象，有必要把这个话题放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中来解读一下。”此后，丁悉心准备，并于近日推出自己的新书《辩论中国模式》，书中他以3条史料说明：“国进民退”是中国经济政策的百年主流。

　　事实上，我们对正常的、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企业间并购行为，是支持的；我们也并没有看热闹的心态。那么，我们为何如此关切有关“国进民退”的争论呢？除了个别地方出现的国有企业大举收购民营企业的行动，还有中国实施的以4万亿元投资和振兴十大产业规划为核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主要针对国企的现实，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国进民退后国企主导的市场经济格局，往往因国企产业链日趋完整、垄断性日甚一日、竞争对手日渐消失以及市场权力的至高无上而直接推动权贵资本大发横财，进而导致企业财富积累的源泉不是商业上的交换所得，而是来自权贵群体对民营企业和普通民众的剥夺，以及民众为了买通垄断权力而被迫支付的贿赂。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人讳言“国进民退”之实，试图遮挡的恰恰是国企利用自身垄断资本的权贵优势对民企进行资本倾轧的政策之变。而汪海波“来自部分国营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高层日趋严重的腐败，来自严重的社会就业问题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的表述，也印证了这一逻辑。

　　毋庸讳言，这些年，中国优秀民营企业的长足发展大多依靠的是某一种特权，而不是本来应由宪法保证的权利。这几年我们也一直在讨论，针对先后出现的“非公经济36条”，地方政府给民营经济事实上划分的边界，是收还是放？正是这种患得患失、或喜或悲的猜测行为，导致了中国企业家的某些短期行为。

　　丁学良曾指出：“人们常常从道德上谴责中国的企业家只知道拉关系、坑蒙拐骗，不愿意从事创新和持续地创造财富，其实这种行为方式有比道德更深的制度性原因。换一种体制环境，中国的企业家完全可以转向创新和持续创造财富的企业家精神。”身为财经观察员，我们对此深有体会，而试图验证这一点，也成为我们持续研究“国进民退”现象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