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主义如何转型

程琳 转载自 和讯网 | 2011-10-09 23:29 | 收藏 | 投票

  在萨卢斯特的《朱古达战争》(Bellum Jugurthinum)一书中,朱古达王子说:“在罗马,所有东西是可以卖的。”中国金融大典

  法国前总理、社会党人莱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表示:“拥护市场经济,反对市场社会。”

  共产党人利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曾提到的“永久性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适用于资本主义,而非共产主义。这是唯一堪称永久革命的经济体制。约瑟夫•顺彼得(JosephSchumpeter)称之为“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如今,随着其对手的衰亡,另一个革命时期已然来临。资本主义正在进行又一次变异。

  20年前制度上的现象——显眼的国内商业精英、对企业的稳定管理控制以及与金融机构的长期关系——很大程度上正消失在经济历史的长河中。在另一方面,我们见证了全球对地方、投机者对管理者、乃至金融家对制造商的胜利。我们正见证着20世纪中叶的管理资本主义向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变。

  金融业“松绑”

  最主要的是,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饱受遏制的金融行业再次摆脱了束缚。许多新的进展源自于美国。但它们正越来越全球化。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有新的经济活动和新财富,还有新的社会和政治现象。

  首先,金融资产出现了爆炸式增长。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称,全球金融资产占全球年度产出的比例,已从1980年的109%飙升至316%。2005年,全球核心资产存量已达140万亿美元。

  金融资产的大幅增长在欧元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该地区金融资产占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从1995年的180%升至2005年的303%。同期内,英国的这一比例也从278%升至359%,美国则从303%升至405%。

  其次,金融资产的交易驱动型特征远为明显。1980年,银行存款占全部金融资产的42%。到2005年前,这一比例已降至27%。在银行体系中,资本市场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中介作用。而凭借其向客户的长期贷款和与客户的持久关系,银行业已从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转变。

  “衍生品”问世

  第三,大量复杂的新型金融产品从传统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外汇中衍生出来。“衍生品”由此诞生,其中以期权、期货和互换最为知名。国际互换和衍生工具协会(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的数据显示,到2006年底,利率互换、汇率互换和利率期权交易的发行在外账面价值达到286万亿美元(约为全球GDP的6倍),远高于1990年的3.45万亿美元。这些衍生品改变了管理风险的机会。

  第四,出现了新的市场参与者,特别是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据估计,对冲基金的数量已从1990年的610家,激增至2007年第一季度的9575家,其管理下的资产价值约为1.6万亿美元。对称基金扮演着典型的投机和套利角色,这与共同基金等“只做长仓”的传统基金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传统基金一般投资于股票和债券。2006年,私人股本筹资总额达到创纪录水平:私人股本情报(Private Equity Intelligence)的数据显示,684家私人股本基金的筹资总额高达4320亿美元。

  第五,新资本主义越来越具全球性。高收入国家居民拥有(或欠下)的国际金融资产和负债总额占累计GDP的比例,从1970年的50%,跃升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00%,并在2004年达到330%。

  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既体现在参与者身上,也体现在所持有的资产性质方面。大型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也日益向这个方向发展。例如,2005年,北美地区占全球私人股本投资的40%(低于2000年的68%),占全球筹资总额的52%(低于2000年的69%)。同时,2000年至2005年,欧洲占全球私人股本投资的比例从17%升至43%,该地区占全球筹资总额的比例从17%升至38%。同期,亚太地区占全球私人股本投资的比例从6%升至11%。

  金融业地位上升的解读

  如何解释金融行业金融中介作用的增强和该行业活动的上升?答案与经济活动全球化大致相同:自由化和技术进步。

  20世纪中叶以前,全球各国的金融行业都一直受到严格管制。在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function Act)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区别开来。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居民持有外汇以及外国资产实行严格控制。对贷款利率设定上限是相当平常的事情。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美国的利率上限规定(Regulation Q)。该规定禁止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这个规定还推动了战后第一个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

  然而,在过去的25年,几乎所有这些监管规定都被取消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外汇管制从高收入国家消失,在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大部分(甚至完全)放开。1999年欧元的诞生加速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欧元区的金融市场一体化。如今,全球许多国家的金融行业开放程度已达到了100年前——就在一战前——的水平。

  电脑和通信革命的重要性也不可小视。它创造出了一系列复杂交易,特别是衍生品交易,使我们能够为其定价。这也成就了巨量金融资产的24小时不间断交易。基于电脑的新风险管理模型在整个金融行业得到了运用。如今的金融行业,是电脑革命一个极其活跃的产物。

  那么人们应该如何评价最近发生的资本主义转型呢?它是件“好事”吗?

  支持者的论据可能是强有力的:积极的金融投资者会迅速识别和攻击低效资本;通过这种做法,他们能提高所有地区的资本效率;他们将市场规律施加在现任管理层身上;他们为新型活动融资,并将低效的陈旧活动转移到那些能更好利用它们的人手中;他们建立一种更好的全球能力,来应对风险;他们将自己的资本放在世界上最有利于其运作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使非常普通的人获得了更为成功地管理其资金的能力。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新型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在监管、社会乃至政治方面带来了大量新的挑战。

  乐观主义者会辩称,新金融体系在效率和稳定性的融合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公开投保的银行不仅承担的风险少于以往,而且还能更好地管理它们的确要承担的风险。乐观主义者还可以谈到全球金融体系在应对2000年全球股市泡沫破裂和2001年恐怖主义袭击时的轻松状态(他们的确也这样做了)——特别是当时没有任何大型银行倒闭。他们还会指出,这十年中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频率在降低。

  悲观主义者则会辩称,货币条件处于良好状况的时间过长,使得体系内正在积累大量风险,而且这些风险是无法识别和控制的。他们还会辩称,新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仍未经过考验。

  对于依旧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监管机构而言,对一个如此复杂而又具有全球性的体系进行监管,是一项崭新的任务。合作已经有所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及其国家级同类报告,都提供了有用的风险评估。新的团体(特别是1999年成立的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将监管机构集合起来。但只有经过严峻的压力,才能对这一体系进行良好的测试。

  监管方面的挑战已经够严峻了。但它们远不是唯一的挑战。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对其称之为“市场社会”的敌意,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同。强大的政治联盟正在形成,以遏制新“玩家”和新市场的影响力:工会、现任经理人、国家政客和数以亿计的普通民众感觉受到了逐利机器的威胁,人们即使不认为这种机器惨无人道,也会认为它是冷酷无情的。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对政治本身的挑战。全球各地已出现规模巨大的从劳动力到资本的收入转移。新“受到激励”的经理人摆脱了禁忌的束缚,他们认为有权赚取数倍于他们雇员工资的薪金。金融投机者能赚数十亿美元,不是用一生的时间,而是只用一年。这种结果在大多数社会引发了政治问题。在美国,他们似乎得到了容忍。然而,在其他地方就不是这样了。将权力赋予大多数人的民主政治,肯定会反对财富和收入的重新集中。

  许多国家将继续抵制金融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其它国家只会允许它在与强有力的国内利益紧密结合的情况下运作。大多数国家将寻找抑制其后果的方式。所有国家仍将对出现严重不稳定性的可能性感到担忧。

  我们勇敢的新资本主义世界与20世纪初有许多类似之处。但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突破。它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机遇。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经受过考验。它在创造新的精英。这种资本主义的现代突变既有忠实的朋友,又有凶悍的敌人。但双方都会同意,它的出现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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