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构建精英德行养成体系

姚中秋 原创 | 2011-11-16 18:27 | 收藏 | 投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近日对外发布《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提出将对公务员进行职业道德培训的纲要,其中基础知识部分包括中国古代如何加强“官德”修养课程。

  不出意料,这样的计划招来很多批评。这是一个奇怪的时代:一方面,人人都感觉,这个社会道德严重匮乏;另一方面,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一切养成道德的做法又表示深深怀疑。某网站就此纲要进行网络调查,九成回答者认为,官德培训是“走过场,形式主义”。更多回答者则断言,这个样的培训不能提高官德。

  这种道德怀疑主义的逻辑实际上很奇怪:面对道德匮乏,人们并不从道德上找根源,而是一下子跳到制度上。毫无疑问,解决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种种繁难问题,制度变革至关重要。但是,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制度变革,实属逻辑混乱。面对精神领域的问题,应当首先从精神上入手。面对道德溃散,应当首先从道德养成上入手。这当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但至少这是解决问题的常道,也可以让局面变得稍微好一些。

  官德培训属于这种范畴内的事情。不错,要从根本上改变官员的行为模式,需要制度变革,而且是非常深刻的制度变革。社会应当积极推动这方面的制度变革,不过,这方面的努力与官员德行之养成,并无任何冲突。制度变革与道德养成不是非此即彼的选项,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即便在一个优良的政治制度和公务员制度下,职业伦理对于公务员群体保持健全的行为模式也具有重要价值。

  因此,现在的问题不应当是,养成公务员之德是否必要,而在于如何有效地达到这一目标。在这个问题上,五千年文明中国积累了很多智慧。《尚书·尧典》开篇即记载帝尧之德: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舜典》记载,帝舜命夔“典乐”,以“乐教”教养未来的君子具有“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之四德。《皋陶谟》中,皋陶总结尧舜时代圣贤君子之德为“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左传》、《国语》中,春秋时代的贤者、智者对于君子之德,有更为系统之阐述。此处之君子,即是治理者。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古典意义上德,并非今人所说的道德,而是指“德行”,用现代的词汇来说,比较接近于“伦理”。道德与伦理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诸多学者、知识分子的论说和官方文件中,两者常被混为一谈。此处之“公务员职业道德”,准确的说法应是“公务员职业伦理”,这是由公务员的职业内在决定的伦理规范。上述古人所讨论者,也都是社会治理者之伦理。

  有趣的是,如《尧典》所说,尧舜时代,君子之德乃是通过乐教养成的。“乐”所歌之词就是“诗”,从诸多经典文献可以看出,乐教、诗教是周代君子德行养成之基本手段。换言之,古人清楚地意识到,包括官员职业伦理在内的君子德行之养成,涉及人的气质之变化,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付出巨大的努力,方可奏效。

  汉以来,以儒取士,士人透过长期诵读五经,养成士君子之德。最典型者为汉、宋两朝,儒家经典教育最为发达,士人普遍具有一定节操,更有仁人君子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德。顾炎武、梁启超等先生都曾经指出,儒家经典教育支撑的“士气”,让这两代维持了较为清廉的吏治,民风也较为醇厚。

  今人或许可以从上述历史经验中得顶一定启发。若欲养成公务员之职业伦理,可借鉴古代士君子养成之方法,从较早阶段入手,进行经典教育。具体说来,应当局部地恢复以儒家经典诵读为核心的古典教育。最理想的做法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展开这项工作。这就需要对基础教育体系进行较大规模改造,难度较大。

  而面对精英群体心灵空虚乃至败坏的局面,可以考虑针对一些关乎社会治理之良窳的职业群体,展开补课式的古典教育。比如,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培养公务员,法学院培养法官、律师,商学院培养商业管理人才,这些的德行对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可以在这类院校系统地开设程度合适的经典诵读课程,阅读《论语》、《尚书》、《诗经》、《左传》等相关篇章。由此,精英们不仅可以习得诚心、正意而修身之法门,也可以习得治国之智慧。这样的效果,不是讲几个古代清官故事所可比拟。

  实际上,近些年来,具有较强反思能力的精英已自发地产生了这样的需求。公务员、商业精英上国学课似乎已是一种时髦,儒家经典课程在各类职业培训机构的课程中也是最受欢迎的。假如课程设计合理,师资得力,这样比较深入、系统的经典诵读,一定会对精英们的心灵产生正面影响,推动精英发育成为君子,这是更化风俗、安邦利民之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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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席、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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