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的“遗产”

赵峰 原创 | 2011-11-17 17:03 | 收藏 | 投票

 李嘉图的“遗产”

 

李嘉图(1772182351岁时因为中耳炎去世,留下的遗产高达725千英镑,这样庞大的财产,只有国王才能匹敌。李嘉图的财产,大部分遗留给他的8个子女,还有一部分馈赠给了马尔萨斯(17661834)。有了李嘉图的遗赠,马尔萨斯才能衣食无忧地继续理论研究。不过,李嘉图留给世界的最重要的遗产,不是这巨额的金钱或地产,而是他的思想,是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贡献。对于经济学来说,李嘉图的留下的遗产大体上有三项:逻辑演绎法,劳动价值论和比较成本理论。

对于李嘉图的第一项遗产,经济学历史上的评价可谓臧否参半。斯密之前,经济学的方法,大体上是描述与归纳的方法。由于缺乏抽象,缺乏抽象之上的逻辑建构,体系的建立似乎是一个困难。斯密的方法看来是一个进步(理查德.坎蒂隆构建体系的努力也功不可没),由于他将经济学的任务规定为描述现象与揭示规律二者并重,由于他采取了描述与抽象,归纳与演绎并进的方法,理论构建具有了可能性。但方法上的二重性给斯密的研究带来了很多问题,使他的研究处处体现出二重甚至多重的特征,体现出不一致性。比如,他的价值理论首先是二重的,当二重性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他又捣鼓出第三重价值理论。这样,他的劳动价值论不仅不一致,还充满矛盾。这种由于方法的二重性引致的矛盾或者不一致还存在于他对工资、利润、地租、资本等等范畴的理解上。李嘉图所主张的,是一元的方法论。在李嘉图那里,逻辑演绎是经济学唯一可行的方法。经济学被李嘉图处理成一门演绎的科学——在公理或假设前提基础上,通过逻辑演绎,建立科学体系。这种方法其实也是现代经济学的一般方法。实际上,李嘉图之后,逻辑演绎逐渐成长为经济学的主流方法。即使描述和归纳仍然存在,却不过是逻辑演绎的一个步骤,一个工具。由于方法论上对经济学的影响,李嘉图被保罗.萨缪尔森誉为“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可以这样说,经济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科学化的追求,这是经济学仿效自然科学以图提高竞争力的一种努力。但正是从李嘉图开始,从逻辑演绎成为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开始,这种科学追求才有了技术上的可行性。马克.布劳格早年非常推崇李嘉图简洁而有力的方法并为他深厚造诣所折服,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李嘉图的,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李嘉图的画像,他给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取名大卫.李嘉图。他这样赞美李嘉图的方法:“如果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部分析的机器,是一张思维方式,而非一大堆具体的结论,那么就是李嘉图真正发明了经济学这部机器所使用的技术。”(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93)

不过,逻辑演绎意味着抽象,意味着研究过程中将影响经济变量的众多现实因素加以抽象,将经济现象当做单纯的经济变量来处理,将经济关系处理成单纯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样一种将经济问题抽离现实的研究方法,在使体系的构建更加方便并保证体系在理论上的自洽性的同时,却可能使理论脱离现实,使理论的现实解释力削弱。这样一种抽象掉研究对象的历史、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的研究方法,被熊彼特称之为“李嘉图恶习”。熊彼特说,李嘉图把大多数经济中活生生的人当成是“僵死不变的”,将“一条条简化的假定条件堆砌起来”,而提出的理论“永远无法被驳倒,其中什么都有,但就是没有意义。”在李嘉图的时代,他的这种过分抽象的“恶习”就遭到了非主流的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批判。西斯蒙第说,李嘉图的经济学“过于空洞。甚至可以说是脱离一切实际。”这种过分的抽象甚至使李嘉图的经济学成为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除了他和他的门徒之外,没有人能够听得懂。

但是,就算是一种“恶习”,李嘉图逻辑演绎的方法也被现代经济学所继承,成为基本的方法。对理论经济学来说,体系的构建确实离不开抽象演绎,虽然描述或者归纳是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是,科学毕竟意味着分析,而分析又意味着抽象和演绎。单纯的描述不是分析,也不可能构建出体系。描述和分析,归纳和演绎的两难也许永远存在。没有非此即彼的最终解决方法,唯一可以接受可能是两者某种程度的结合。

对李嘉图留下的第二项遗产的评价,思想史上同样褒贬不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李嘉图看成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主要是从李嘉图一元的劳动价值论来说的。李嘉图之前,虽然配第、洛克、斯密等人都有着劳动价值论的思想,尤其是在斯密那里,劳动价值论已经初具体系的形式,但是,劳动价值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还不成熟。在斯密那里,由于前述的方法论上的二重性,他的劳动价值论不仅是二重的,甚至还是多重的。首先,从商品交换的内在因素分析,斯密认识到商品价值由耗费劳动决定;但是,当他进一步从商品交换的表面现象进行考察的时候,他又得出了商品价值由购买劳动决定的结论。由于二者之间存在矛盾,他又进一步得出了商品价值由生产费用也就是由工资加利润加地租决定的观点。李嘉图的进步意义在于,他始终从商品交换的内在本质认识问题,将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归结为一般劳动耗费。在他对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中,李嘉图进一步巩固了耗费劳动决定价值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李嘉图还研究了影响价值量的因素,从而使他的劳动价值论有了体系的形式。

价值理论的斗争是思想史上路线斗争的主题。在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传统中,古典经济学之后,劳动价值论逐渐衰落,效用价值论逐渐取得主流的位置。十九世纪中叶之后,为了服务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马克思构建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石正是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而它的理论营养的最重要的来源就是李嘉图。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经济学发展中,由于现实的阶级矛盾的深化,分配问题成为一个现实性极强的问题,分配理论也就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核心理论。对某种分配形式的合法性的证明,最终来自对价值形成的理解,来自某种价值观的确认,于是,价值理论成为分配的基础,进而成为不同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战场。有思想家认为边际学派是为了对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兴起,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当然,必须承认,边际学派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兴起,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经济学自身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斗争的需要也许只是一个催化剂,只是一个外因)。在这场阶级斗争当中,由于马克思和李嘉图之间的渊源关系,李嘉图被污蔑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要知道,在路线斗争极端尖锐的背景下,这样的说法不止为一项严厉的指控。当然,李嘉图被污蔑有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先祖的嫌疑,还因为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从社会经济发展中看到了阶级利益的冲突。由于从分配理论中得出悲观的结论,一向被乐观主义的斯密的信徒所排斥,他们将斯密叫做乐观主义者,而将李嘉图叫做悲观主义者。李嘉图之后,作为他的弟子的小穆勒,也因为对社会主义的同情而受到同样的指控。小穆勒确实同情社会主义,而李嘉图则有点冤枉。

李嘉图留给经济学的三项遗产中,在主流经济学内部争议最少的可能是比较成本理论。即使在现代经济学家曼昆总结出的十大经济学原理中,比较成本理论也占据着比较优先的位置。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千变万化,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依然举足轻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实际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虽然以比较优势解释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存在的原因,论题上看似乎是一个关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专业性理论,但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中,这一理论更多的是一个关于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的一般理论,是一个论证自由市场经济有效性的重要工具。在斯密以来的经济学中,论证自由市场经济的有效性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传统,于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也就成为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之一。

任何理论,尤其是那些有着重要影响的理论,一旦涉及经济利益——而经济学理论很少不涉及经济利益——总会面临不同的态度,有支持就会有反对,有赞成就会有批评,有弘扬就会有诋毁。对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最重要的攻击来自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弗雷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作为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作为幼稚产业论者和特定背景下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李斯特将主张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的英国经济学称作“流行学派”。在他看来,流行学派作为发达国家的利益代表,他们向落后国家兜售自由贸易学说是一种阴谋。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任何国家专业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和国家贸易,都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但是,发达国家在高端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落后国家只在低端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如果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就意味着发达国家专门从事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的生产,而落后国家则被绑定在低端产品生产上。这样,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生产力差距将永远不能得到弥补,落后国家将永远处于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因此,李斯特认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是一个阴谋,是发达国家送给落后国家的一个特洛伊木马。如果落后国家接受了这样的礼物,其后果将是永远得不到发展,永远处于落后地位。当然,李斯特并不简单主张贸易保护或者贸易自由,在他看来,实施什么样的贸易政策,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程度。

在经济学的历史上,李嘉图是一位有着卓越创造力的思想家。作为一个思想家,思想就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好遗产。无论后人对这些思想遗产是褒是贬,是坚持还是反对,只要它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这些遗产就有历史意义。

 

20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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