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设计的实践意义

　　“顶层设计”的概念起初由学者提出，并被写入国家发展的“十二五”规划当中。按照字面意义理解，还可解释为高层设计、上层设计等。其主要含义是，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入发展，许多关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需要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天时、地利、人和果断推出，以免错过最佳改革时期，贻误中华民族的改革大计。而在“顶层设计”中，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负有重要的历史使命。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渐进性改革和阶级性推进不可逾越的非常时期。因此，从政界到学界，都对“顶层设计”给予了厚望，并纷纷出谋献策，积极荐言，表现出了对国家和民族高度的责任心和图强求变的信心和决心。面对各界人士对“顶层设计”的高度认同和期待，如何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的诉求和呼声因势利导，就成为理论界及学术界需要认真思考的大问题。因此，“顶层设计”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首先，“顶层设计”的群众基础来自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实践。从我国农村改革初期实行的“联产承包制”到一九七七年恢复的高考制度，无处不有“顶层设计”的痕迹和影响。任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很强的阶段性，而超越“阶段性”的任何好的想法或理论都有可能导致由于在错误的时间推出而销声匿迹。因此，“顶层设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历史的发展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邓小平个人的伟大历史作用。因为他当时虽不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但是由于他的果敢和作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我国的一系列改革深入发展。这种推动实际上就是“顶层设计”的结果。而如果没有他的“顶层设计”，许多来自基层的改革实践很可能夭折。就一九七七年的恢复高考制度来讲，当时的教育部门以时机不成熟，困难很多来推诿，而邓小平一句“你们不干，让别人去干”就干成了。这就是现实的“顶层设计”。再比如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持的一九九八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当时没有一个部门认为本部门应该撤销，而最终的改革是撤消了十多个部委，一大批行业协会应运而生。这也是“顶层设计”发挥作用的改革实践。

　　第二，“顶层设计”的发展思路与民主法治的改革推进具有相互促进作用。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不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模式”引起了世界政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也是事实。但不容讳言，由于我国社会民主和法治制度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的实践，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的爆发，尤其是对涉及社会公平、公正的改革举措出台势在必行。而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将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显然，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从建立健全民主制度开始，借鉴发达国家的法治模式和经验。但另一方面，“顶层设计”的作用不可小视。而“顶层设计”不可能来自民间，也不可能来自百姓。这方面的作用，社会精英和学者都负有重要的社会责任，既可以传播民间呼声，又可以表达革新思想，供“顶层设计”借鉴和参考，但学者显然不能代替“顶层设计”，这一点学者与百姓无异，即所谓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因此，“顶层设计”广泛存在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中非常好理解，而有的人不理解“顶层设计”也适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点，甚至认为“顶层设计”等于计划经济思维，这种看法值得商榷。至少在我国改革开放的阶段性推进中，“顶层设计”不但需要，而且重要。因为任何远大的目标都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而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每一步，都会留下“顶层设计”的印迹。因此可以说，做好“顶层设计”，对于制定更加重要的阶段性战略决策和措施是必须的，与我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并不矛盾，可以起到互相补充和互相促进的作用。

　　第三，“顶层设计”同样要接受时间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纵观国际历史现实，“顶层设计”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实际上一直存在，并花样翻新，可给我们许多启示和思考。从独裁者“萨达姆”到“卡扎菲”，都是集权力于一身的“顶层设计”者，他们“成也‘独裁’，败也‘独裁’”的悲惨下场，是因为他们“顶层设计”的思路和作为完全违背了其统治下的广大民众，失去了其存在的群众基础。而这种“顶层设计”一遇机会，就会倾刻瓦解。同样，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顶层设计”新思维，也未能挽救前苏联亡共和亡国之命运，概因其“顶层设计”的前提即群众基础已经不复存在。“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前苏联的终结未能如戈氏“顶层设计”之所愿，但却意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历史阴差阳错的吊诡之处，可供后人继续研究和思考。但“顶层设计”的客观存在和历史作用却是不容忽视和必须承认的。因此，“顶层设计”也存在失败的可能性，需要常人所不具备的勇气和魄力。而作为“顶层设计”的执政党和政府，则要制定好改革试错的纠错机制。

　　由此可见，“顶层设计”是个好东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顶层设计”都没有错，错在顶层不设计或不想设计、不愿设计和不敢设计，从而错过改革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