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财经讯 经济学家茅于轼19日在北京一个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入世十年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表示，市场机制是不容破坏的，破坏了就会大难临头。
他说，“我们为什么在五六十年代饿死了三千万人？没有市场啊。北朝鲜为什么饿死人？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要饿死人，而且是大规模的，不是少数。”
以下为演讲全文：
十年以前我们正在热烈地讨论入世以后中国所面临的问题，那时候大家所担心的和今天我们看到的非常不一样，对于入世不入世，那时候有不少争论，主要理由是中国幼小的工业经不起世界发达国家的竞争，而且我们的农业也没有优势，所以最不放心的一个是外国的农产品[11.88 -2.62% 股吧 研报]进来会使中国农民的收入受到影响，还有一个是中国靠高关税维持的汽车业(格局)要被打破了。
但今天看来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农民没有降低收入，由于入世，农民反而有了更多就业机会，我们的汽车业失去了关税保护，现在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越来越强，从原来进口变成了现在的出口，所以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当时怎么看、十年以后怎么看，差别非常大，今天我们看问题，和十年以后看问题，大概也会有很大差别。
中国入世十年以来，我们的出口进口增长了五倍，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本来是不起眼的角色，现在排名第一第二，这个变化给全世界造成了什么影响呢？那就是全世界的财富极大增加，许多国家的老百姓享受了中国价廉物美的出口商品，我们到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的超级市场中都能看到中国商品的影子，改善了这些国家老百姓的生活。
对中国来讲好处就更大了，一方面我们的关税一倍倍增加，进口税增值税也增加了很大数量，我们的农民因为出口加工的机会大批进城，政府的税收不仅仅靠增值税和关税的增加，整个中国经济的活跃也使得中国政府的税收增加了好几倍，这些变成都是由于贸易造成的，所以贸易是创造财富的，不管是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它都能创造巨大的财富。
贸易不是等价交换，如果它是等价交换，那我们干嘛要做贸易？交换来交换去也只有那么多钱，大家都知道，交换是可以赚钱的，买房赚钱，卖房也赚钱，中国的出口商赚钱，美国的进口商也赚钱，作为正常的贸易，它能使各方都赚钱的原因就是因为发挥了比较优势。
而衡量这个比较优势的核心数据就是汇率，如果汇率扭曲，就会把比较优势的测量搞错了，对这个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今天上午讨论的几位都看到了中国汇率人民币估价太低，这样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本来贸易是利人利己，但如果我们把比较利率的测量尺度搞错了，那就变成损人损己了。
所以我说，汇率要么是利人利己，要么是损人损己，不可能存在损人利己的汇率，中国没可能搞一个汇率靠它损害我们的对手自己得到好处，美国也没可能搞一个汇率让中国吃亏，美国得好处。不管是对谁，不存在损人利己的汇率，只有利人利己或损人损己，中国目前的汇率是损人损己的汇率，赶紧要把它调高一格，(调到)合理水平上来。
交换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财富创造，我们的实际生活一时一刻都离不开交换，也就说明了市场对生活的重要性，我们的生活一时一刻都离不开市场，离不开交换，我们口袋里的钱随时随地都能买东西，而且几乎不受限制，随便什么都买得到，设想有一天我们的钱不能买东西，你想后果是什么？那就非常可怕了。
交易看似简单，其实有非常深刻的含义，钱能买到东西，能买到一切，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整个市场制度的安排，其中包括人身权、财产权、自由交换的权利、公民之间定合同的权利等等所有这些权利都是受保护的。而且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市场安排，供不应求会涨价，供过于求会降价，这个道理用不着人教，也用不着政府贯彻，市场自动就会实现供不应求涨价和供过于求降价，这样的结果使得我们一切东西都能买得到，所以不存在什么“粮食危机”，不存在“水危机”，不存在“能源危机”，通通都是假的，只要有市场，这些东西永远买得到，不可能缺货，价钱倒有可能贵一点，这也很自然，一个东西缺了当然价钱会贵，如果缺了价钱还便宜，大家随便用，那不是更糟糕吗？所以，价格的调整使得供需均衡，这是市场最最重要的机制。
计划经济的三十年，是国家严格管制经济的三十年，是有政府无市场的三十年。新中国建立初期，工业和基础产业极端落后，又受到长年战争的持续破坏，社会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国内物资匮乏，国外贸易封锁，加之自抗日战争以来的恶性通胀，经济十分脆弱。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连续发生四次大规模的涨价风潮。政府通过统一全国货币，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等财政金融手段，一举平抑市场物价，结束了长达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在这短短三年间得到迅速恢复。从1953年起开始实行第一个为期五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开展经济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任务，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1957年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所制定的各项经济任务。
1958年，在“超英赶美”的奋斗目标指引下，“大跃进”由一场荒唐的闹剧演变成了一场历史悲剧。从1959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60年总人口净减1000万，1961年又净减348万，这1348万仅仅是公布的总人口的净减数字，尚未考虑人口的自然增长。据权威资料显示，在长达12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在2100万【《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产党史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238页。】。很多研究估计了大饥荒时期的人口大缺口，最低限也在1000万。“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国民经济尚未得到喘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十年浩劫”，给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造成极大的干扰和破坏。在长时间的内乱中，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改善，文化建设不进反退。十年文革对经济的损害远不及对文化教育界的破坏，这场动乱迫害了很多知识分子和科研人员，而本该在校园接受教育的青少年都把青春年华浪费在具有极大破坏性的阶级斗争群众运动中，使得文革之后的许多年，我国在文化科技等知识领域的断层和缺口一直未能填补，影响极为深远。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三十年，期间进行了中美朝鲜战争和中印边境战争，与美苏先后处于敌对关系，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禁运，中国在国际上处境十分孤立。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种自我残害式的冒险试验，所造成的创伤使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几近崩溃【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描述选自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第二版中的生动评价，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在“赶超战略”的驱使下，新中国成立后，国内集中有限的生产资源，重点投向工业部门，苏联对中国工业建设提供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采取了重化工业起步的超常规道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1958年，中国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当年农业和工业产值的比重为34.4：37.0。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终止对中国工业的援助，使得大批工业投资项目半途而废，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1960年的44.5%骤降到1961年31.9%。苏联撤走大批专家，留下一个基础工业的烂摊子，中国人开始自力更生地大搞工业建设。尽管有十年动乱的严重干扰，国民经济不时偏离正轨，工业经济发展历经大起大落，但中国终于成功地构造了相对独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步入了工业化初级阶段，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工业基础。
尽管代价极大，但计划经济三十年，中国从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工业体系和国民体系较为完备的工业国。197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952年的4.74倍，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1977年的人均GDP是25年前的2.86倍。但是从世界经济的发展浪潮来看，二战后国际局势趋向缓和，正是经济发展绝佳的时间窗口，以日本为首的其他东亚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持续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东亚奇迹”。二战之后，日本只用了7年的时间，经济水平就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用了25年的时间，就登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把同样在废墟上重建的中国远远甩在身后(见图13)。中国却游离于国际边缘，与世界经济发展相脱节，尤其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建设的破坏，使得中国错失一次又一次宝贵的经济发展机遇。中国不仅没有实现“超英赶美”的梦想，追赶发达国家的路程反而变得更加遥远。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国家放松管制的三十年，是政府权力逐步退出市场的三十年。文革后的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家财政负债累累，人民生活处于贫困水平。改革开放，一定程度上是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转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