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言中国二十策
宋 圭 武
以下是本人对中国问题的一些思考和关于国家发展的一些建议，有些内容已在我的博客和有关报刊杂志发表，现大致整理在一个框架下，内容可能有重复的，请读者阅读时注意，也请多提宝贵意见。
目 录
问 题 篇
一、方舟子打假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二、儿童成了市场经济的祭品
三、堕落的老人与老人的堕落
四、宁可为妓，绝不为师
五、中国正在经历市场经济形式的大跃进
六、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迟早要破裂
七、中国正处在计划与市场的双重困境中
八、短期内中国是安全的 但长期要当心
对 策 篇
一、新发展观要包括新重农主义
二、教育拒绝重点
三、建议有关教研单位对科研论文进行数量限制
四、建议将房地产行业国有化
五、目前中国应重点防虚胀，而不是防“陷阱”
六、稳定的经济学：稳定是一种理性
七、要发挥好网络软力量的作用
八、中国应放缓市场化的速度
九、中国应建立一支强大的潜艇部队
十、我国扶贫重点需要转移到城市
十一、体育要以人为本
十二、让真正搞科研的人先富起来
十三、中国应降低城镇化的发展速度
十四、党的建设贵在求真
十五、不宜提倡领导干部上讲台
十六、建设阳光网络
十七、建立和完善学术权力制衡机制
十八、公平是通往幸福的根本途径
十九、和谐社会更多需要休闲
二十、大国崛起靠信仰
建言中国二十策
宋 圭 武
以下是本人对中国问题的一些思考和关于国家发展的一些建议，有些内容已在我的博客和有关报刊杂志发表，现大致整理在一个框架下，内容可能有重复的，请读者阅读时注意，也请多提宝贵意见。
问 题 篇
一、方舟子打假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打假，这是政府的主要责任。政府，主要职责就是要提供一个好的秩序。当秩序紊乱时，就需要政府加强维护。当出现假冒伪劣产品时，这说明秩序出现了紊乱，政府加强管理就责无旁贷。
个人，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好本职工作。社会是一个大分工的集合体，各人有各人的工作，每一个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这样社会就和谐。
若一个人不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去做一些不是自己份内的事，这当然也是可以的，如学雷锋等。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因为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就用不着别人去操心多余的事。
方舟子，最主要的任务应是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但也可以打假，因为老鼠过街，应当人人喊打。但打老鼠的任务，社会分工应是属于政府的事。
当老鼠在街上乱窜时，政府不去管，而让一些人放下本职工作去打老鼠，这既耽误了这些人的本职工作，这对社会也是一种损失，同时也荒芜了政府，对两方面都不好。若方舟子不打假，也许可以有更多精力做好其他的事，这对社会也是一种贡献。
方舟子忙于打假，说明政府职能缺位。若国务院有打假部，方舟子出任部长，这时打假就是方舟子的本职工作。估计方舟子也有能力干好这个工作。
若方舟子不是打假部长，方舟子仅个人打假，成本就很高。因为除了耽误自己的本职工作外，还需要个人提高防止对方报复的成本，这对老百姓而言，一般是没有这个财力的。另外，个人总是弱小的，也容易让一些恶者产生报复冲动和实际的报复行为。而政府有这个能力，政府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所以，政府担当打假职能天经地义的，既有能力，也是义务。
方舟子打假，不管是对社会而言，还是对方舟子个人而言，其实都是一个悲剧。这悲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社会产生的威慑作用是有限的，一些造假的人根本就是不怕这种情况的；另一方面，对方舟子个人而言，将会极大提高自己的人生成本，有时甚至需要冒生命危险，这也是被事实所证明的。最终，就是更进一步促进了恶的泛滥，也将善和正义推到了危险的境地。
二、儿童成了市场经济的祭品
市场经济让金钱主导天下。金钱这个魔鬼让一切都成为他的祭品。文化堕落。人性堕落。产品堕落。儿童，一个人类最纯洁的花朵，也在市场经济魔鬼的淫威下，正成为祭品。
留守儿童。大人为了钱，但又不得不为钱，走出家门，将儿童留给孤独，让老弱共同面对复杂。
买卖自己的子女，这也是金钱魔鬼的力量。亲情在金钱面前，就没有了任何价值。
儿童遭车压，路人冷漠。这实质也是金钱魔鬼的冷漠，是路人身上的金钱魔鬼控制了路人的行为。
司机为了钱，不顾一切。超载，赶车，逆行，不顾安全。司机心里有没有儿童？还是只有金钱这个魔鬼？
大人为了光宗耀祖，把压力加在儿童身上。老师为了提高自己的教学成绩，把压力加在儿童身上。一个小小的身子，成天背一个重重的大书包，绿领巾，外面考试，等等，这让儿童活不活？儿童有没有自尊和自由？
领导为了显排场，一出场就是警车开道，能不能为儿童警车开道？
让儿童幸福，让儿童安全。若幸福做不到，就至少要让儿童安全。
社会发展理念需要转变。城市化需要减速。市场化需要减速。良心需要激活。社会需要休闲。
建设好农村，让农村人回农村。不要一味往城里挤。要限制农村人进城。
教育要改革，要重视德育和幸福。
领导要自律，要真正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上级服务。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也是领导真正的上级。国家发展不能以毁掉未来为代价，这样就既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有的，只是暂时的毒品式的快感。
儿童是未来，良心是未来，环境是未来，资源是未来，这些未来的希望都在受到严重的威胁。中国需要建设神圣的市场经济。中国不需要肮脏的市场经济。
三、堕落的老人与老人的堕落
一天中午12点多，江苏南通汽运集团飞鹤快客公司张黄立交桥时，发现前方有辆三轮车横在路面上，靠近后看清楚是一名老人被压在车下，于是他靠边停车，下车搀扶那位老人。结果面对警方调查，老人一口咬定地那辆撞倒她的大巴车。所幸的是大巴车都安装了车辆监控系统，通过调阅监控录像，警方发现，正如司机所述，且有司乘人员作证。（成都晚报8月29日）
一天下午，一名电动车主途经汉口合作路与鄱阳街交会路口时，扶起一名摔倒的八旬婆婆时，反被婆婆赖称是被电动车撞倒的。民警多方调查后，让车主离开现场。（荆楚网8月29日）
万州区分水中学15岁的初二男生万鑫，去万州李河镇高升村赶场。下午2时许，万鑫赶场后独自回家。万鑫称，这时，他突然听到身后一阵“哎哟”声，回头一看，两米开外一位老奶奶摔倒在地，正在痛苦呻吟。万鑫说，自己跑过去将老人扶起，问她严不严重。但是，老人一把抓住他，说是他把她撞倒了。老人将万鑫告到万州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共计30483.5元。多名证人出庭证明少年清白。万州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引人关注的案件。做了好事，却成被告，许多人为万鑫的遭遇鸣不平。开庭这天，大家自发到法庭为万鑫作证。
这些发生在一些老人身上的诬告救扶者的事件说明，在我们这个社会，老人道德堕落已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老人也道德堕落？老人应是人生的成熟者，应当是最与世无争的，但为什么他们也这样？这里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我国正进入到一个老龄社会，老龄社会，老人问题就是一个突出问题。老人多，老人出现的问题就多。老人的思想境界也是有差异的，一般情况下，人越老，应当是对道德要求越高，越希望社会有道德。而且老人也大都是与世无争的，由于与世无争，所以，也就没有了竞争所导致的一些不好的行为。但问题是，林子大，就什么鸟都有。虽然大多数老人的思想境界是高的，但总会有一些老人，就没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心态很可能是不好或是很不好的。
其次，由于人文精神中缺少终极关怀，人越老，就会越孤独，从而也就会越可能产生一些过激行为。终极关怀对人生的意义是深远的。终极关怀对人生既具有目标意义，也具有过程意义。终极关怀为人生提供了努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这减轻了人生选择的痛苦。否则，人活着就像无头苍蝇，虽然竭力奋斗但很痛苦，不知付出是为了什么。另外，由于有了奋斗的目标，所以，人生也就有了有意义的过程，这过程就是走向终极关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生也就是一个幸福的过程，或者也就是一个体验幸福的过程。所以，有了终极关怀，人生就有了约束，同时，人生也就多了幸福感。在这种情况下，人老了，也就不怕孤独，心态也就更具平和性，而非侵略性。而在没有终极关怀的情况下，人越老，约束就会越少，因为老了，离死亡近了，在没有拯救情结的情况下，就很可能变得更加玩世不恭。如一些老人在单位上班时，由于总是要受领导的约束，就不敢随便骂领导，怕领导报复，但一退休，就成天骂领导，或者见了领导理都不理。这就是一种在缺少现实约束和来世约束情况下的人的心理的一种不正常表现。
再次，不公平的社会也会进一步加剧老人问题。目前，我国正处在转型阶段，转型社会，必然会伴随着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这对老人的收入分配就可能产生很大影响。有些老人可能待遇好，但有些老人由于利益受损，导致老年境况就不好，这就有可能产生一些老人的心理失衡。另外，由于老人问题不仅仅是老人问题，也是一个家庭问题，涉及到子女问题等许多方面。若家里的子女在改革中利益受损，也会影响到老人的情绪和心理。
第四，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也会导致老人道德水平整体的下降。养儿不养老，成天啃老，这就是一个问题。老人上车，年轻人不让座，就会让老人悲伤。社会看见老人受苦，人们都麻木，老人的心也就麻木了。所以，当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降时，老人也会形成一种反社会心理。而且由于老人本身也是一种弱者，而弱者一旦形成反社会心理，其行为就更为激烈和过激。
第五，随着年龄的增大，人的疾病也就越来越多，一些老人就可能存在一种转移痛苦和不满的心态。从心理学角度看，人都有一种趋利避害的心理，所以，人在自身处于痛苦状态时，就会有转移出去的愿望。这时，若一个人接近这个处于痛苦状态的人，并要帮助他，若对方这时存在强烈的转移出去的愿望，并且这种愿望压制住了理智和道德的要求，这时接近这个痛苦的人的人就可能会成为一个直接的受害者。目前，一些老人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肯定会越来越不舒适，在这种情况下，老人自身如何排解，就是一个问题。这既需要老人有健全的心智，也需要老人有健全的道德观念。
目前，我们不仅要救救孩子，让他们吃上放心的食品，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我们也要救救老人，关注老人，让他们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这既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天然义务。
第一，从制度方面着手，要建设更为公平的制度。公平的制度就是按对社会的贡献分配劳动产品和劳动收益。公平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没有公平，就没有真正的效率，效率最终就是异化的，或只是体现为一种剥削的效率。所以，改革一定要坚持公平原则，否则，就会引出的问题越来越多。另外，就是要不断健全和完善老年保障制度和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
第二，从文化上着手，要为老人寻找终极关怀。中国文化本质是现世的，是没有来世的，是注重于现世的关怀，而缺少来世的关怀，这就是一个麻烦。所以，解决老人问题，也需要一个文化创新的问题。我们既要让老人老有多养，还要让老人老有所寄，也就是让老人精神有所寄托，这就需要建设宗教文明。另外，社区要多开展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比如各种文娱晚会以及唱歌跳舞和一些适合老年人的体育等活动，而且要经常组织，要让老年人忙起来，要让他们在快乐的活动中忘记忧愁和苦闷。
第三，从物质方面着手，多为老人提供好的物质服务。要大力发展经济。要注重老年产业的开发。要多生产一些绿色产品。要注重环境的保护，要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要大力提倡孝道。企业要多生产一些适合老人用的产品。社区或有关组织也要多关心老人在物质方面的需求。
第四，从道德方面着手，要大力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目前，中国已经建设了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物质方面的建设已经有巨大的成就，但精神文明建设却是滞后，社会潜规则泛滥，让更多的人无所适从。这样下去，不仅老年人道德水平会下降，就是年轻人，也会变得越来越不讲道德，越来越玩世不恭。
第五，对老年人也要加强教育和管理。各级组织和单位在老人退休后，仍要不断加强联系和管理，要不断对老人进行教育活动，包括法律和道德方面的教育，要让老人懂法和畏法。农村乡镇也是一样，要利用各种条件或创造条件加强对老人的教育。建设法治社会，老年人遵守法律是很重要的。不然，老年人犯法，比一般人犯法处理更棘手，也造成的麻烦更多。另外，行政干部提拔，也要考查其对老年人事业的贡献。如何有效提高干部注重老年人事业的积极性，在这方面，国家应制定一些考核办法，否则，一切都就是虚的，就只有形式，而没有实质。
四、宁可为妓，绝不为师
最近，据说是一位女老师在网上发帖说：“宁可为妓，绝不为师”。此话一出，引来许多议论。
宁可为妓，绝不为师，实质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堕落，也反映了个别人的堕落，其堕落程度实在让人无话可说。
人的高贵就是人的灵魂和道德。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道德。人若没有道德，人就不如动物，甚至比动物更可怕，因为人比动物更聪明。
物质和肉体欲望的满足是动物追求目的，而人类追求的，除了物质的满足外，精神的满足也是目的，而且对精神的追求更能体现人类的本质特点。
若人只注重物质的追求，为了背上洋包，为了穿上名牌，为了开上豪车，而不惜出卖一切，那就与动物没有区别，就相当于在动物身上背上洋包、穿上名牌，开豪车的，也只是一个动物而已。
宁可为妓，绝不为师，其实质就是宁可为狗，绝不为人。如此话语，竟然能说出口？
在20世纪80年代，潘晓发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来越难走？这是一个生活在理想主义年代的青年面对越来越现实主义的环境所发出的无奈抗议。
而在汶川大地震，范跑跑只是说了一句不该说的大实话：除了女儿，就什么也顾不了。这种话在死亡的恐惧面前，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一个软弱者在死亡面前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在平常情况下，这句话放在哲学文章里，是可以探讨的，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显然就有些不妥。
这里不管是潘晓，还是范跑跑，实质都是有一些良心的。而宁可为妓，绝不为师，就连一点的良心也荡然无存，良心在这里就是臭屎一堆，甚至不如一堆臭屎。
宁为妓女，绝不为师，这是恶对善的公开宣战和公然叫嚣。
是人，就应该活得像人样，像人一样有尊严和有正气，而绝不应是一头外表华丽的猪或是一只漂亮的狗。人应当用人的价值观来衡量自身的价值，而不能用猪或狗的价值观来衡量自身的价值。追求物质的享受，这是猪的价值观或狗的价值观，而不是人的价值观。
对正义的追求，是人的最高贵的本质。人对物质的追求，仅仅是为了实现正义的手段。
庄子云：“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马克思说：“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如今，我们该反思为什么一些人会：宁可为妓，决不为师？这实质是社会的堕落，也是个人的堕落。
如何让人们：宁可为师，绝不为妓？改造社会，改造人。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所以，改造社会，最终需要每一个人都行动起来。当每一个人都发出“宁可为师，绝不为妓”的声音时，社会自然就是人的社会，而不是动物的世界。
当一个民族灵魂堕落了，这个民族就仅仅是一个动物世界的物种而已。拯救中国，最终是灵魂的拯救和灵魂的自觉。
五、中国正在经历市场经济形式的大跃进
大跃进有两种形式：计划经济形式的大跃进和市场经济形式的大跃进。
计划经济形式的大跃进，就是人为和计划推动产生的，如我国58年的大跃进，就是一种计划经济形式的大跃进。市场经济形式的大跃进，就是由市场力量本身推动的大跃进。计划经济形式的大跃进，一般总是带有一种政治目的的推动。而市场经济形式的大跃进，多是市场主体的利益膨胀所推动的。
从控制角度看，计划经济形式的大跃进，相对容易调整和控制，因为计划本身就内涵着控制和调整的可能性，一旦发现有问题，计划又可以变为反跃进的计划。而市场经济形式的大跃进，调整就困难得多，因为市场本身就是盲目的。所以，市场经济形式的大跃进，有可能产生比计划经济形式的大跃进更为可怕的后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种市场经济形式的大跃进现象。主要表现如：盲目圈地；盲目区域经济开发；盲目引进外资；盲目房地产开发；学术泡沫等等。所以，我们应当在看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要看到所伴随的不合理的大跃进问题。
催生中国产生市场经济形式大跃进的主要原因有：一是体制不健全，不受约束的权力，导致权力所有者对个人利益的疯狂追逐；二是市场无序，导致一些投机分子兴风作浪；三是社会缺乏诚信；四是一些地方经济发展，缺乏科学规划。
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形式的大跃进，正在对国家发展产生巨大侵害。一是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二是对资源造成过度开发；三是造成道德大滑坡，逼迫人们越来越不讲道德，因为讲道德越来越吃亏；四是严重阻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五是对国家进行经济调控造成巨大难度；六是造成市场经济秩序越来越紊乱。
若中国不有效治理这种市场经济形式大跃进，未来中国发展就是高风险的。因为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就会伴随秩序危机、精神危机、环境危机等问题的总爆发，而且有害影响将是长期的。
如何治理市场经济形式大跃进？一、要重拳出击，高层必须要进行铁腕治理；二、要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但民主化不仅仅是分权，而是要更加注重对权力的制衡；三、要限制圈地；四、要大力发展农业，这有利于社会稳定；五、要提倡节约生产和生活；六、要限制收入差距过大；七、要规范项目申请和审批机制，防止乱跑项目；八、要积极建设精神文明和信仰文明；九、要大力反腐败；十、要积极提高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十一、要建立和健全学术权力监督机制，同时，对发表学术论文和专著要进行数量限制，要更加注重考核学术质量的提高；十二、要大力加强法律队伍的建设，对执法犯法者要罪加一等；十三、重拳打击黑社会；十四、坚决限制高污染行业的发展；十五、要充分运用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对曝光事件要建立问责制，对已经曝光而没有进行处理的有关官员和领导要进行责任追究。
六、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迟早要破裂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迟早是要破裂的，不在今天，就在明天。
对房屋的需求，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实际的生活和工作需求，也就是居住需求和办公需求，这部分属于基本需求。而对房屋的基本需求，不可能是无限的。一般情况，应是有一个递减的趋势。但在短期内，也有可能基本需求上升或较大规模上升。一部分是投机需求，也就是有些人将房屋投资通过资本形式来经营，这部分需求是无限的。这里虽然需求无限，但经济系统所能容许的房屋价格的上涨幅度肯定是有限的，因为从长期看，平均利润规律是最终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两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房地产市场若出现泡沫，最终就是要破裂的。
土地问题是中国的重大问题，若不及时采取有效对策，未来中国将是十分危险的。
中国政府应提倡在荒地以及一些边远地区进行房地产开发，同时，通过改善交通来加强边远地区与城市地区的交流。
好地和城市周围的农田应禁止房地产开发，这是一种短期行为。若大家都这样做，最终有一天，全国的粮食危机和蔬菜危机就会爆发，人口危机也会爆发。因为很多的失地农民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因素。
据说，有四千多万的失地农民，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也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数字。
中国应放缓城市化的速度。要限制农民工的盲目流动。
全国所有的土地收入都归国家，不应归地方财政，由国家统一支配。这有利于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也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地方财政收入。
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一个过渡阶段，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平稳过渡，不能急于过渡，过渡不能太理想主义。太急躁就是盲目，就是农民性。
社会公平的理想，其实现永远是一个过程。改造社会也需要理性精神。目前，中国在发展中，包括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也体现出了一种浪漫加急躁的情怀，这是十分不好的。
七、中国正处在计划与市场的双重困境中
发展，是靠市场，还是靠计划，问题是市场和计划各有各的优势，也各有各的不足，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而目前中国，正处在计划与市场选择的双重困境之中。
一方面，一部分人继续鼓吹市场化，但无序的市场经济显然是不行的。无序化是制约中国进一步市场化的困境。
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希望加强计划，但计划者的权力如何约束，腐败问题又如何解决，就是一个大问题。其中腐败问题是中国加强计划的另一个困境。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处在这样一个双重困境中？核心是缺乏诚信。由于缺乏诚信，国民就没有秩序精神，所以，市场经济就是假冒伪劣泛滥。由于缺乏诚信，政府官员就容易忽悠，计划也就没有科学性，计划就变成了权力所有这谋取个人利益的计划。
走出双重困境的关键点是培育国民的诚信精神。如何培育国民的诚信精神？需要从内外两个方向着手。
法律，是解决诚信的主要外部手段。国家要加大对不诚信行为进行法律制裁的力度。
宗教，是解决诚信的主要内在手段。有宗教，就有恐惧感，这恐惧感就是内在约束。但不是所有宗教都是好的，关键是要建设文明的宗教，而不是邪教。
如何建设文明宗教？国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要规范农村和城市宗教活动，要积极引导宗教为社会和国家服务。对利用宗教进行骗钱的活动要进行法律制裁。如一些旅游市场，就有些人利用宗教寺庙来骗钱，这是十分不好的，这是对神圣世界的世俗亵渎，国家要坚决打击和取缔。要从小培育国民的敬畏意识。要积极引进西方一些好的习俗，要改造我们的一些不好的习俗。国家若不从长远考虑，任宗教自由发展，最后可能就面临国家分裂危险。因为没有大一统的宗教，国家的大一统就缺乏内在的精神基础。从长远看，国家应积极促进一个主流宗教的形成。
八、短期内中国是安全的 但长期要当心
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埃及危机，利比亚危机，叙利亚危机，等等，这些发生在其他国家的危机，能否在中国发生？笔者认为，也有可能发生，但不发生的可能性更大，至少在短期内是安全的，但在长期内，就是一个问题。
一是中国人的节俭，这有利于家庭的稳定。而家庭的稳定也就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中国人的节俭从高储蓄率上就可以看出来，这种节俭提高了家庭应对危机的能力，也缓解了社会的压力。
二是中国人忍耐力也是很强的。这种忍耐力导致就是家庭出现一些危机，家庭成员也会尽可能通过降低生活标准，凑合着维持生活，而不是像欧洲或其他国家人一样，走向街头闹事。
三是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在不断加强，如不断加强的应急管理等，这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是国有经济的庞大，以及一些有竞争力企业的存在，这也为社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
五是国家对银行的管制和支持，使银行几乎没有了破产的可能，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六是国家对弱势群体的不断关注和投入，也减缓了不断积累的矛盾。如在农村发展方面，国家近些年就投入不少，完善了各种扶贫制度，这有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
七是中国的政党制度也客观减少了来自反对派对社会不稳定性所造成的压力。
但危险也是存在的。
一是4000万的失地农民和1.5亿左右的流动人口，就是一个很大的不稳定因素。这些会成为社会小规模犯罪增加的一个根源。由于国家管理手段的先进，产生大规模骚乱的可能性不高。但一个人。或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结成的团伙犯罪，有可能会大量增加。
二是不公平导致的社会怨气，如不及时化解，就可能积累起来，成为一股很大的破坏力量。目前，不公平导致的社会怨气，普遍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教育系统、医疗系统、国家行政系统都存在这个问题。大家相互比较，都觉得自己不公平，都感觉有怨气。
三是军队、公安、法院等腐败问题，若解决不好，很可能局部问题演化为全局动乱。尤其是中下级军官或士兵，很可能会成为矛盾的直接爆发点或成为社会骚乱的支持者。
四是中国人忍耐力强，但爆发力也强，一旦爆发，后果就不堪设想。超强的忍耐力也蕴含了极大的爆发力和破坏力，这是对称的。这种现象从中国历次的农民起义中就可以看出来，这是十分危险的。
五是国际危机对中国存在转嫁的危险，这对中国稳定也是一个考验。一些国家出现危机，总会要寻求各种途径来转嫁矛盾和危机。
六是全民焦虑、道德败坏、精神空虚、环境污染等会进一步增加国家不稳定的危险。
七是日益加重的城市贫困问题或成为社会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城市贫困要比农村贫困对社会稳定性危害更大，也更容易产生集中性的社会群体骚乱。
综合以上，笔者认为，中国在短期内或者至少在10年以内，国内政局和经济发展局势可能有波动，或有较大波动，但总体是稳定的。但在更长时间内，比如20年或30年以上，就不能肯定一定是稳定的。因为上述危险因素若不尽快解决或排除，在长期内，就会矛盾积累起来，情况会越来越严重，会导致矛盾总爆发。
对 策 篇
一、新发展观要包括新重农主义
重农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主导思想，起初开始于管仲在齐国的改革。后来，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将重农抑商政策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强力推行，实行了更加严厉全面的具体措施，这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王朝国家重农抑商政策的全面成形。
贾谊是汉代较早而又较为全面地论述和发展“农本”思想的思想家。他的农本思想以抑制工商业为条件，主张强本抑末，这是西汉前期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
在古代希腊，最有代表性的重农论者是色诺芬。《经济论》一书，既是色诺芬重农思想的代表作，也是古代希腊人重农思想的代表作。在《经济论》中，色诺芬把农业和战争列为两种最高尚最必需的事业。这与中国先秦思想家重视耕战颇为相似。色诺芬认为，对于一个高尚的人来说，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从事农业；靠农业谋生乃是最光荣、最好和最愉快的事情，无论对于神或人，它都是最有益、最可爱、最光荣、最可贵的，是十分高贵的东西；农业应该受到国家的最大重视。但古希腊人的重农思想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重农思想本质是有区别的。在古代希腊人的重农思想中，没有本末观念，更没有把农与工商绝对对立起来。恰恰相反，在主张重视农业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发展工商业。这可称之为农商并重思想。
18世纪中期，在法国出现了与重商主义完全对立的重农主义。18世纪50～70年代，在魁奈的周围逐渐出现了一批门徒和追随者，形成了一个有较完整理论体系和共同信念的派别，而且是一个有明确的纲领和组织的政治和学术团体。他们有定期讨论学术问题的集会，有作为学派喉舌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杜尔哥是继魁奈之后的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深受魁奈的影响但不是魁奈的门徒，也几乎没有参加所谓“经济学家”们的派系活动。他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重农主义的重要文献。他发展、修正了魁奈的论点，使重农主义作为思想体系的特征有更加鲜明的表现。在他那里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
法国重农主义的主要观点和主张是：第一，强调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体系的哲学基础，是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启蒙学派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杜邦·德·奈穆尔在为重农主义体系下定义时，明确地称之为“自然秩序的科学”。 重农主义者认为，和物质世界一样，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永恒的、理想的、至善的。但社会的自然秩序不同于物质世界的规律，它没有绝对的约束力，人们可以以自己的意志来接受或否定它，以建立社会的人为秩序。后者表现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法令规章等等。重农主义者认为如果人们认识自然秩序并按其准则来制定人为秩序，这个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反之，如果人为秩序违背了自然秩序，社会就处于疾病状态。他们认为当时的法国社会就由于人为的社会秩序违反了自然的社会秩序而处于疾病状态，而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医治这种疾病提出处方。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观认为，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的基本权利，是天赋人权的主要内容。自然秩序的实质是个人的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统一，而这统一又只能在自由体系之下得到实现。于是重农主义者就从自然秩序引伸出经济自由主义。第二，提出纯产品学说。重农主义者认为财富是物质产品，财富的来源不是流通而是生产。所以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质的创造和其量的增加。在各经济部门中，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是生产的，因为只有农业既生产物质产品又能在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中，表现为物质财富的量的增加。工业不创造物质而只变更或组合已存在的物质财富的形态，商业也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而只变更其市场的时、地，二者都是不生产的。农业中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的差额构成了“纯产品”。第三，分析了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
韩国也有悠久的重农思想历史。在高丽时期农业被视为最重要的产业，土地作为生产粮食和衣料的生活基础而备受重视。到了李朝时期，农本思想进一步理论化，农、工、商的先后顺序更加确定。李朝末期的开化派学者也把农业看作最重要的产业，把农业看作是富国强兵的基础。
产业革命以来，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和速度，但工业革命也改变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使农业越来越处于从属地位。对此，笔者认为，在新时代，重视农业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新发展观需要提倡新重农主义。
第一，重视农业，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需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不仅发生了区域性的环境污染和大规模的生态破坏，而且出现了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化、酸雨、物种灭绝、土地沙漠化、森林锐减、越境污染、海洋污染、野生物种减少、热带雨林减少、土壤侵蚀等大范围的和全球性环境危机，严重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减少工业发展的速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可行途径。第二，是解决世界稳定和粮食安全的需要。第三，在我国，重视农业尤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我国10多亿人口，一日无粮，必将举国恐慌。另外，大力发展农业，在我国也可以有效杜绝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如假鸡蛋、地沟油、假羊肉等，一旦农产品丰收或充裕，这些假的东西也就没有存在的经济基础。所以，尽管发展农业经济收益低，但社会环境效益高，是一个必须要长期重视的产业。另外，大力发展农业，也是抑制物价的一条有效途径。
但在新时代，在当前，笔者认为，新的重农主义与传统的重农主义是有区别的。新的重农主义的发展思路，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重新树立以农为本的观念。要重视传统农业技术的应用和开发。世界经济结构要注重农业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区域农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第二，要减少第二产业产值和劳动力数量，可将减少的第二产业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一产业中去。这里尤其要大力减少汽车等产业的规模。产业结构要呈哑铃形，也就是第一产业和服务业是大头，第二产业是小头。第三，降低经济发展速度。社会经济发展不以经济速度为考核指标。社会经济发展要注重稳定和人民幸福度的提高。稳定和谐和人民的幸福度是社会经济最重要的考核指标。第四，在技术开发方面，要大力发展环保技术、医疗技术等，限制其它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如武器技术等。第五，减少分工，提倡一定程度自给自足。分工服从了经济效率原则，但分工也是有风险的，分工增大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人类社会发展需要重新看待分工的作用。第六，大力发展精神产业，限制欲望，建设信仰文明。新重农社会应以理性、诚信、敬畏为三种基本德性。提倡爱、平等、自由的价值观。目前，人类需要重新反思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观。要反对过度世俗化，要更加提倡精神生活的重要性。第七，形成全球共同政府，建设和谐世界。这里各国政要要积极探讨全球政府的实现形式，要多从全球的角度考虑问题，提倡和谐，反对战争。第八，大力发展公有制企业。公有制在经济上有可能是低效率的，但公有制有社会效益。人类社会选择经济形式，不能仅考虑经济效益，而是要综合考虑，尤其要考虑社会效益。但选择公有制企业，同时也要健全和完善公有制企业的管理形式，要提倡多元、协商、公开式的管理，反对权力过于集中。第九，提倡过节俭的生活。节俭有利于减少对动植物的杀掠和破坏，从而既有利于建设人类的德行，也有利于保护环境。每个人来到世间，不可能不吃不喝，所以，合理的消费也是符合德性原则的。但人类不能过度消费，过度消费和浪费本质是对其他生命的过度杀掠，这就不符合德性建设原则，对环境也会造成大破坏。人类的生活应建立在对生命尊重的基础上，尤其是对同类，要充满爱。对其他生命形式，人类也要尽可能少伤害。第十，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要谨慎应用凯恩斯主义的刺激需求政策，提倡适度的自由主义。第十一，农业、体育、休闲等产业应成为人类社会的支柱产业。农业提供衣食，体育提供身体健康，休闲提供生活的意义和灵魂的完善。第十二，制度建设应满足：人本性、竞争性、和谐性。要提倡适度竞争，反对无序竞争和过度竞争。第十三，限制交通运输速度，减少汽车、火车等运输工具，对飞机运输可适当提倡，提倡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的运用，也要多提倡步行。第十四，限制圈地，尤其要限制农业用地向工业用地的转移。第十五，要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第十六，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二、教 育 拒 绝 重 点
从历史看，教育公平的观念源远流长，追求教育公平也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理念。在历史的早期，古希腊大思想家柏拉图就提出了教育公平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则首先提出通过法律保证自由公民的教育权利。在两千年前，我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也提出过“有教无类”的朴素教育公平思想。近代西方资产阶级致力于寻求教育公平，18世纪末，教育公平的思想已在一些西方国家转化为立法措施，在法律上确定了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机会。而我国自古代隋朝建立的科举考试制度同样也体现了一种教育公平的理念。
在2010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性任务。”
要实现教育公平，重点学校制度就应杜绝。
我国的重点学校制度是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当时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我国明确规定要集中力量办好一批中小学校，为上一级学校输送优秀人才，所以实施了重点学校制度。实施义务教育法后，国家曾多次强调义务教育阶段不许举办重点学校，但各种变相的重点学校依然大面积存在。一些地区小学有重点小学，中学有重点中学，城市有城市的重点学校，农村有农村的重点学校，另外，大学也有重点大学。由于是重点，国家和地区也就在资金和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都给予了较多投入。如北京一普通中学的校长就曾告诉记者：政府给予我们学校一年的经费才100多万元，而就在附近的某重点中学，建一个操场就花了1000多万元。这种情况是十分不合理的。对此，笔者认为，这种在教育中尤其是在基础教育中体现重点和倾斜的思想，实质是严重违背公平原则的，应予取消。
首先，教育是基本公共产品，公平的分配原则应是平均。对于基本的公共产品，公平的分配原则就是平均。在“无知的黑幕”假设下，罗尔斯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两个原则。在第一个原则中，罗尔斯就认为，每一个人对于最广泛的基本自由和基本的权利，都应有相同的权利。这里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就属于基本自由和基本权利的范畴，所以每一个人理应都有相同的享受权利，而非一部分人的权利大于另一部分人。目前，我国提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基本公共产品享受的平均化，教育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应是包括在其中的。
其次，教育不公平严重违背了公平竞争精神。公平竞争包括三个方面：竞争起点的公平、竞争过程的公平、竞争结果的公平。而起点的公平是公平竞争的前提，也是公平竞争的基础，若没有起点的公平，就不会或很难产生真正的公平竞争。而教育是人进入竞争社会前的预备阶段或准备阶段，所以，教育公平是保证竞争起点公平的一个重要基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公平关键是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的平等。而可行能力，主要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等基本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这里教育就是保证实现可行能力平等的基础条件。
再次，教育不公平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其一，导致人力资源配置扭曲。重点培养模式只导致少数精英人士得到好的发展，而更多的人则失去平等发展的机会和能力。其二，对经济增长不利。在早期的经济增长中，实物资本的贡献相对比较大，但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转型和知识经济的扩展，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本损失所导致的经济增长损失也就越来越大。其三，催生贫富分化。产生贫富分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公平的教育模式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并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其四，教育中的重点模式对学生的平等思想和道德建设也不利。在重点学校的学生，就容易产生一种道德优越感和自尊自大人格，而不在重点学校的学生，就容易产生一种自卑和弱势心理。同时，学生在不同学校之间的对立会进一步演化为在社会上的对立，这对社会的平等思想建设也是十分不利的。其五，诱致了严重的教育腐败。一些家长为了子女能上上重点学校，可谓不惜一切代价，尤其在独生子女的中国，家长给子女投入从来都是不考虑经济成本的。在这种情况下，拉关系，走后门，就会泛滥成灾，金钱、权力往往是最后的胜利者。近多年，一些重点学校大兴土木，楼房是越盖越华丽，而学校的一些领导，也是出国越出越远。这些腐败经费来源的基础，多半就是对重点资源的垄断。目前，教育腐败已是十分严重的问题。教育行业曾被评为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之一。据专家保守测算，10年的教育乱收费从中小学生的口袋里至少搜走了2000多亿元。2000亿！这是多么庞大的数字！更是许多中国人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这也是“重点学校”制度下中国教育的耻辱。
第四，教育中的重点模式本质是特权思想的一种社会表现，反映的是强势原则，而不是公平原则。在一个社会中，特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金钱；一个是天赋。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特权阶层总是希望寻找一种保护自身需要的模式，而重点模式就迎合了这种需要。如在封建社会，贵族学校就迎合了贵族阶层特权的需要，这对一般老百姓本质就是不公平的。目前，一些有钱人，通过大量金钱投入让子女受到良好教育，这对穷人本质也是不公平的。同样，对于天赋特权，我们也不能因为学生之间天赋不同而受到不公平对待，不能因为你有天赋你就可以享受比别人多的资源。罗尔斯认为，人的自然天赋的获得类似于纯粹偶然性的“抓阄”，任由自然天赋来确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在道德上是“任意的”，亦即人们由天赋而得到的利益是不应得的。根据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一个合乎正义的社会体系，应该使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他在自然资质分配中的偶然地位或者社会中的最初地位得益或受损，而不同时给出或收到某些补偿得益。那些天赋较高的人，只有在改善那些天赋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状况的前提下才有资格享有由自己幸运的天赋得到的好处。由此，为了使所有的人都能获得一种公平的机会平等，社会应该更多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也就是说，教育资源投入的重点，更应是那些天赋较差的学生和贫困地区的学生，而不是相反，这样就更符合公平原则。这样的道理，也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在家里，公平的父母总是会优先照顾弱势的子女。再比如在一个班级，我们在教育学生时，总是希望班主任和老师能公平对待班上的每一位学生，同时，给予天赋较差的学生更多的关注也是合情合理的，大家也是没有意见的。这样的道理对一个地区的所有学校和所有学生以及一个国家的所有学校和所有学生都应是一样的。
教育如何更好体现公平，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公平。一个方面是教师质量和数量在各学校之间配置的公平；一个方面是资金在各学校之间配置的公平；一个方面是学生质量和数量在各学校之间配置的公平。目前，我国教育不公平的表现就主要表现在这三个方面。对此，笔者认为，尤其对中小学教育，要取消重点，所有学校要一视同仁，不能区别对待。下面具体就中小学公平发展问题提一些建议和措施，供参考。
一是各学校教师要尽可能少调动。为了防止教员由不好的学校到好学校的流动，教员参加工作，要与原学校签订至少工作6年以上的合同。不满合同年限者，不能随意调动，若有调动着，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二是要对乡村教员进行补贴。在一样个人条件下，要使乡村教师的工资收入高于城市教师的工资收入。要在职称指标等方面对农村教师给予照顾。
三是对乡村学校和条件不好的学校要加大资金投入。国家应通过立法来保证农村教育投入的稳定性。
四是要对学生流动进行严格控制。要对各学校学生人数进行数量和质量均衡分配，这里尤其是要将高分学生在各学校之间均衡分配，不能只集中在几个学校。要严格限制择校，可考虑设立高昂的择校费，同时，择校费不能归所在学校支配，要纳入财政统一管理。这里笔者建议择校费专款专用，可将择校费专门用于补贴农村落后地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五是允许办各种特殊人才学校和专门学校，如奥林匹克学校等，但国家在资源投入上应是平等和公平的，而不能有倾斜和歧视。同时，对于各学校之间出现的教学质量等方面的差异，应是通过学校自身努力而得到的，而不应是外部重点促使的结果。
六是建议成立家长监督委员会，调动学生家长对学校管理和教学进行监督。家长因为都是利益相关者，所以，这是监督能得到有效实施的一个重要保证。
七是对不称职的教师要严格管理，教师要赏罚分明。对优秀教师要加大奖励力度，对不称职的教师也要加大惩处力度。
八是可允许国家正式教员办公益性课外辅导班，但不允许向学生收费，一经发现，建议扣除半年工资。当然，可允许家长聘请大学生对学生进行课外辅导，这对困难大学生也是一种补贴。
九是要提倡社会力量办学。国家对民办教育要加强管理，要制定规范的审批办法和设置标准，在办学场地、办学经费、师资培训、教育教学等方面要给予充分支持和指导。
十是从长远看，大学也要逐步取消重点，各大学之间也要平等管理和平等投入。目前看，重点大学制度虽然有利也有弊，但弊实质是大于利的。
三、建议有关教研单位对科研论文进行数量限制
为了有效治理学术泡沫，建议高校及有关单位可对每一位老师每年发表的论文进行数量限制。比如，规定每一位老师每年最多发一篇文章，当然，你个人多发也可以，但不计入考核范围。而在年终考核时，学校应根据每一位老师的一篇论文的质量进行考核。
这里问题是如何鉴定论文质量，就是一个问题。这里建议可多采用公开的方式，由同学科专家公开进行评审，然后对论文进行等级划分。同时，建议对论文分等级，不要分得过细，只分合格和不合格即可。学校主要对少数不合格的论文及研究成果重点进行管理。
对论文进行数量限制，好处有：一是可以将研究放在数量扩张方面的努力转为提高质量方面的努力。二是可以减少学术腐败。三是有利于建设休闲社会。可以强制一些工作努力的人适当注重休闲，对这些人也是一种变相保护。四是有利于避免过度无序竞争。因为不对科研进行数量限制，导致恶性竞争，结果是数量上去了，质量却下降了。所以，限制数量，有利于规范竞争，也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的境界。
当然，也有不好处：不利于科研尖子，降低了效率，对勤快的人不利。但问题是社会不仅仅是需要效率，更需要以人为本，社会应当提倡适度竞争。适度竞争，对自然的破坏就少，也有利于建设社会道德。
万事总是两难，在数量和质量之间，笔者认为，要更多注重质量。所以，建议有关单位在制定学术方面的考核办法时，可多从质量方面定一些指标，包括评职称也一样，同时，对论文或著作的数量，要进行限制，要封顶。
四、建议将房地产行业国有化
这些年，房价问题一直是一个困扰民生的一个大问题。如何治理房价，保持一个正常的经济秩序，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国有化。
国有化的行业应主要是一些提供公共产品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如涉及吃、住、行的农产品、住房、交通以及教育、医疗、国防等行业可以部分或全部国有化。
农业由于关系吃的问题，民以食为天，吃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所以，国家对农业若国有化，也是有好处的。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是农户分散经营，这客观上增大了管理成本，一些农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如何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就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规模化、产业化就是一个方向。但规模化和产业化，若没有有效的产权制度配合，就是一个问题，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向国有化方向靠拢，也是一种好的选择。
房地产主要关系人们住的问题，住也是民生的一个大问题，所以，对房地产国有化也符合国有化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另外，对房地产行业国有化的好处有：一是可以将房地产行业的高额利润归国家所有；二是有利于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直接调控；三是有利于国家对土地的有效调控；四是有利于控制经济泡沫；五是有利于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当然，国有化不是万能的，国有化也存在垄断和腐败的问题。所以，在推进房地产行业国有化的同时，要建立更加公开和民主的企业管理模式，尤其要接受全民和媒体的监督，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
房地产业如何国有化，这里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对现有房地产行业的企业国家一次性赎买。第二、建立全国房地产总公司，统管土地开发建筑事宜。第三、各地建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受地方管辖，由总公司垂直管理。第四、各城市住房由各地分公司依据居民户籍按成本价或略高于成本的价格售给本城市居民。对外地居民购房可高价（因为外地居民在所在地已有住房），但价格必须是公开透明的。同时，所得利润全部归国家所有。第五、各地应制定具体的住房标准政策。第六、要制定有效措施防止居民进行房地产投资，对居民私下转移销售住房者，要征收重税或从重罚款。另外，如丧葬的问题，也应考虑国家要加大介入的问题，要体现福利的特点，要让人们死有所葬。
总之，有所吃，有所住，有所行，有所学，有所医，有所工（工作），有所安（安全），有所葬，国家应在这八有方面要加大介入的力度，要高举公平的旗帜，把八有做好。
当然，上述建议仅仅是一个粗略的设想，若要具体化，还需要许多方面的改革进行配合。但从大方向看，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国有化，也是有许多好处的。
五、目前中国应重点防虚胀，而不是防“陷阱”
目前，大家关心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在短期内，中国是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为中国的体制与拉美一些国家的体制是有区别的。在中国现有体制下，出于政绩和发展地方经济的需要，地方的发展以及竞争仍将持续下去，除非出现资源瓶颈，否则，这种地方发展及竞争仍会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并且有可能再继续维持三十年左右的高增长。
目前，中国应重点防虚胀。所谓虚胀，就是虚弱的膨胀。首先，腐败导致的形象工程和虚假工程，这是产生虚胀的体制根源。其次，经济结构不合理，没有高科技和高效率的支撑，这是产生虚胀的经济根源。再次，对外贸易结构的不合理，导致国内货币发行过多，这是导致虚胀的贸易根源。第四，对环境的过度破坏导致维护环境成本增大。第五，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资源价格上升。第六，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劳动力成本会越来越高。
如果在近三十年内，中国不下功夫解决好虚胀的问题，从长期看，中国就会真正落入虚滞的陷阱中，也就是中国经济将可能面临从虚弱的膨胀转为虚弱的停滞的局面。或者说，如果中国落入陷阱，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虚滞的陷阱，而虚滞的陷阱将比一般陷阱更可怕和更危险。
从长期看，导致中国落入中国式“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就是诚信的缺乏。当然，其他一些因素也是重要的，如体制的问题，经济结构的问题，分配不公的问题，等等，但在所有这些因素中，有一个枢纽的因素，就是诚信的缺乏。
首先，没有诚信，社会就没有秩序，最终市场交易成本就很高，这将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其次，没有诚信，政府改革就难上加难。一方面政府要面对大量无诚信的情况，这客观需要加强政府的权力，也需要权力一定程度的集中；另一方面，权力集中后又如何解决好腐败问题，就是一个严重的二难选择问题，这将是对政府工作的极大考验。再次，没有诚信，科学技术发展也面临一个泡沫的问题，学术作假等问题就会严重制约技术创新，这导致经济发展就缺乏核心生产力，最终劳动生产率提高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第四，没有诚信，社会道德就会沦落，这会进一步导致社会紊乱和无序化。第五，没有诚信，人们的规则意识就淡薄，法治社会就难以真正实现。第六，没有诚信，政府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也就很难落到实处。
所以，在短期内，中国应重点防止虚胀，解决的办法就是放缓经济发展速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或者就是说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一，大力发展农业，实行新重农主义。第二，对第二产业进行廋身，提高第二产业的质量，减少第二产业的数量，这里尤其要限制汽车等产业的发展，对汽车消费也要进行限制。第三，大力发展休闲产业，大力发展教育、医疗、体育等。第四，高度重视环保。第五，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
而在长期内，中国要排除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解决问题的枢纽就是诚信建设。没有诚信，一切建设都将是高成本的，中国的发展最终就是停滞的，并且发展会越来越弱。所以，解决好诚信问题，这是中国要实现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是长远之策。
六、稳定的经济学：稳定是一种理性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追求发展中的稳定环境也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坚持。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之一。6月29日，他又指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1989年2月26日，他又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990年12月24日，他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产生后，更将“稳定、改革、发展”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三个有机统一的组成部分进行考虑：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
重视稳定，这是我党在发展理论上成熟的重要表现，也是一种实践理性的客观要求。
首先，从理论分析角度看，稳定是发展的前提。第一，稳定为秩序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没有稳定，秩序就是紊乱的，秩序就是真正的弱肉强食。在社会动乱的情况下，机会主义者、坑蒙拐骗者、社会强势群体等，往往就是利益的最大获得者，公平正义也就根本无法体现。第二，稳定为生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没有稳定，生产就是低效率的，生产的成果就是有限的，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就是一句空话。第三，稳定为生命建设提供了有效保障。在动乱的环境下，人的生命就是缺乏保障的，生命也就是廉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是受害者，没有赢家。
其次，从国内外发展实践看，重视稳定，其意义也是深远的。
从国内看，在历史上，每一次农民起义，虽然对推翻旧统治有积极意义，但对社会的破坏也是严重的。
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和二十年王朝更替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伤害远不是二十年能够恢复的。重要战区的户口数大都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冯翊（陕西大荔县）、西河、上郡（陕西延安县）、北地（甘肃环县）、朔方、定襄五郡的户口数则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和它引发的军阀混战，使盎盎大国的中国人口减少到五百万人
隋末农民大起义和改朝换代混战持续了十八年，全国人口从四千六百万锐减到一千六百万。在混战激烈的地区如中原、关中一带，人民幸存的不到十分之一。
黄巢大起义历时十一年，杀戮凶暴古今皆知。黄巢攻陷广州后，把西洋侨民屠杀一空，一次就屠杀了十二万人，情形惨不忍睹。进入长安后，来不及逃走或对黄巢兵团仍存幻想的上流社会人士，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诗人文士无一幸免。黄巢兵团所经之处，农业生产遭到彻底破坏，一向称为中国心脏的中原地区几乎成为沙漠。一直是文化政治名城，繁华盖世，以牡丹花和美女闻名的洛阳只剩下三五户贫苦人家，举目所及，昼不见炊烟，夜不见灯火
太平天国起义只波及长江中下游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区，但使中国减少了整整一亿人口。
另外，农民起义对文化典籍的破坏也是十分严重的。由于统治阶级的长期剥削，使农民心中的积怨日渐深厚，一旦爆发出来，便成为一股无法遏止的洪流，在胜利之后大肆焚烧就成为大多数农民起义的一个共同特征，而一些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文化典籍也就在劫难逃。
反复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型的混战，也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循环性的浩劫。每个朝代早期都要花费巨大精力修复上次农民起义造成的伤口，然后是经济发展，然后是官吏贪暴并引发下一次农民起义，把国家的一切又都砸个浠巴烂，然后又进入下一个修复——发展——破坏的循环。这种循环性浩劫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后果是：中国人的建设成果永远得不到积累，后代人不能利用前代人的建设成果，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更新，中华文明不能沿着健康理性的轨道前进，中华民族总不能取得实质性的巨大进步。就象一位西方哲人说的那样：亚细亚文明（中华文明）总是在废墟上重组，然后又在下一次战乱中变成新的废墟，胜利者又在废墟上组建新的文明，新的文明只是被催毁文明的简单重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当中华文明在循环性的浩劫中停滞不前时，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却在大踏步地前进，结果中国落伍了，在近代则倒退为最不文明的国家之一。
从国外看，两次世界大战，对世界文明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
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时间长达4年零3个月，参加国家多达30多个，约15亿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总数的67%。按当时的美元计算，参战国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也达1516亿美元。战争主要发生在欧洲，有人估计，欧洲的工业生产水平至少倒退了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后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参战，波及二十亿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战火燃及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作战区域面积为两千两百万平方公里，交战双方动员兵力达一亿人，直接军费开支总计约三万亿美元，占交战国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参战国物资总损失价值达四万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的战争，大约有6000万人死亡，至少1.3亿人受伤，合计伤亡1.9亿人。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战争对双方而言，都不是一种理性选择，都是一种非理性的表现。但历史总是往往充满非理性。《法国革命史》的作者米涅在1825年指出：“假如人们能互相谅解，假如一些人肯于把过多的东西让给别人，另一些人虽然匮乏而能知足，那么人们就会是非常幸福的；历次革命就会在和睦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历史学家就没有什么过激行为和不幸事件可以回顾，只要指出人类比以前更为理智、自由和富足就行了。但是，迄今为止，各民族的编年史中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在牵涉到牺牲切身利益时还能保持明智的态度。应当做出牺牲的人总是不肯做出牺牲，要别人做出牺牲的人总要强迫人家牺牲。好事和坏事一样，也要通过篡夺的方法和暴力才能完成。除了暴力以外，还未曾有过其他有效的手段。”
社会在发展，人类已经进入到了21世纪，人类对发展的态度和手段的选择也应更理性化。目前，党中央和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稳定问题，这就是一种理性精神的体现，也是一种务实态度的表现，我们应坚决拥护和执行。
当然，我们在坚持稳定是硬任务的同时，我们也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在9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如何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下面笔者提一些建议。
在政治层面，我们要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
民主最终需要特定的制度来体现，而制度的演进总是历史与现实的均衡。另外，任何制度的引进，也不可能是空中楼阁，都需要与本国现实的土壤有机结合，这样才能更好体现制度的运行效率。具体说，比如，民主制度的设计，就需要考虑中国面子文化的特点。
面子文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形式主义。手段成了目的，目的成了手段。表现之二就是缺乏诚信。人前面是一套，人背后是一套。表现之三是只有外在约束，缺乏内在约束。面子本质是一种外在约束，因为面子缺乏心灵的自觉。表现之四是形成两极人格。由于缺乏内在约束，所以，主体就有可能将外在约束的压力转移到内心世界，从而导致人格的分裂和不对称。一方面，内心深处装满世界的沉重；另一方面，外部表现又是如此的华丽和堂皇。阴与阳，在一个人身上，实现了一种极端的对立，又极端的统一。
面子文化本质是与民主精神相悖的。但文化的演进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促而蹴，所以，中国民主制度的选择和设计应充分考虑面子文化的特点，要发挥其长处，克服其弊端。一是要坚持文化改造与民主推进相协调的原则。二是要尽可能采取公开的形式。公开有利于发挥面子的约束作用。如党务、政务等，能公开的要尽量公开。尤其各单位对一些重大决策过程，要尽可能采取公开的原则。人事任用、财务等应当公开有关的过程，以利于监督。因为公开后，对领导也有个面子约束的问题。三是对匿名形式要慎用。如投票，是采用匿名形式还是公开形式，可视情况而定，二者各有利弊。但在面子文化下，匿名形式也有很大副作用，因为匿名形式为一些人的阴暗心理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渠道，从而有可能导致结果十分的糟糕。如从一些地方选举的情况看，匿名形式就并非是最好的，也产生了一些不理想的结果。四是要多一些协商过程。协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理性化。在协商中，面子也是一种约束。五是要调动各方面广泛参与。参与过程也是一个权利落实的过程，也有利于实现民主的实质。同时，在参与过程中，本身也加强了一种公众监督功能，包括面子的约束。
在经济层面，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首先，在农业方面，我们要坚持新重农主义思路。笔者认为，在新时代，从世界发展和我国实际看，重视农业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仍然需要提倡重农主义。第一，重视农业，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需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不仅发生了区域性的环境污染和大规模的生态破坏，而且出现了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化、酸雨、物种灭绝、土地沙漠化、森林锐减、越境污染、海洋污染、野生物种减少、热带雨林减少、土壤侵蚀等大范围的和全球性环境危机，严重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减少工业发展的速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可行途径。第二，是解决世界稳定和粮食安全的需要。第三，在我国，重视农业尤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我国10多亿人口，一日无粮，必将举国恐慌。另外，大力发展农业，在我国也可以有效杜绝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如假鸡蛋、地沟油、假羊肉等，一旦农产品丰收或充裕，这些假的东西也就没有存在的经济基础。所以，尽管发展农业经济收益低，但社会环境效益高，是一个必须要长期重视的产业。另外，大力发展农业，也是抑制物价的一条有效途径。
如何重农，这里笔者提几条建议：第一，要重新树立以农为本的观念。要重视传统农业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第二，要减少第二产业产值和劳动力数量。可将减少的第二产业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一产业中去。这里尤其要减少汽车等产业的发展规模，建议征收高额汽车消费税，同时，大力发展自行车等产业。第三，要限制圈地，尤其要限制农业用地向工业用地的转移。第四，要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第五，限制城市扩张。限制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减缓城市化发展速度。
其次，在第二产业发展方面，我们要坚持质量主义思路。第二产业发展，重点应是质量和素质的提高，而不是数量的扩张。要大力提高第二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要注重环保技术的开发。
如何提高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具体而言，第一，要加大科学技术方面的资金投入。要采取多渠道、多方式、多层次地增加科技投入。要落实责任制，建立强有力的组织管理体系和监督评估体系。要加大改革力度，要以企业为主体，促进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和科技资源整合、开放与共享。要加强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第二，要立足产业发展的需要加大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利用。要重点抓好产品质量提高、节能降耗和合理利用资源等方面的技术开发和利用。要采取各种措施，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先进科技成果应用的覆盖率和规模效益。高新技术研究要在追踪世界先进水平的同时，抓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要切实把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办好，加快产业化步伐和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使其尽快发展和发挥作用。另外，基础性研究是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先导、源泉与后盾，要始终不渝地给予特殊扶持。要集中力量重点抓好一批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为未来支柱性产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科技储备。
再次，要大力促进服务业发展，积极建设休闲文明。
对社会发展而言，建设休闲文明，意义是深远的。休闲是人生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亚里士多德说：“休闲才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著名英国思想家罗素曾说，能否聪明地用“闲”是对文明的最终考验。柏拉图说：“诸神怜悯生来就是劳累的人们，因而赐予他们一系列的节日，并由酒神、诗神、太阳神相伴，由此他们的身心获得滋养，他们变得高大、正直。”《圣经》中写道（上帝对人说）：“你们要有休闲，才能感悟到我是神。”约瑟夫·皮柏在《闲暇：文化的基础》一书中也写道：“我们惟有能够处于真正的闲暇状态，通往‘自由的大门’才会为我们敞开，我们才能够脱离‘隐藏的焦虑’之束缚。”德国思想家席勒说：“人性的圆满完成就是美。这样的美是理性提出的要求，这个要求只有当人游戏时才能完成。所以，人同美只是游戏，人只是同美游戏；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所以，休闲过程，也就是人成为人的过程。
如何促进服务业发展和建设休闲文明，这里笔者提几条建议：第一，降低经济发展速度。社会经济发展不以经济速度为考核指标。社会经济发展要注重稳定和人民幸福度的提高。稳定和谐和人民的幸福度应是社会经济最重要的考核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高增长，目前，笔者认为应放缓经济发展速度，而要注重提高经济质量。第二，大力发展精神产业，提倡节约，限制欲望，建设信仰文明。第三，建议在全国征收休闲税。休闲税应根据收入水平来累进征收。但休闲税与其它税不同，它只规定公民应将收入的一定百分比用于休闲，如进行旅游、娱乐、体育锻炼等消费。若公民不进行休闲消费，国家就要将这部分收入以税的形式征收到国库。所以，休闲税实质是一种强制消费税。笔者认为，征收休闲税，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也有利于解决就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污染。第四，社会要大力发展体育事业，提倡全民健身。应将发展体育作为考核政府绩效的一项重要指标。对各地区和各单位每年进行多少次体育运动会，要做出硬性指标规定，必要时也可实行一票否决制。第五，国家可对休闲产业提供一定补贴。
在文化层面，要大力推进人文精神的改造。
人文精神如何改造？从改造目标看，就是要实现人文精神内含诚信、理性、敬畏三大德性。诚信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往时应具备的基本德性；理性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交往时应具备的基本德性；敬畏是人与不确定性世界进行交往时应具备的基本德性。这三种德性是人类其它德性的核心和基础。没有这三种德性，发展就是无序、非科学和盲目的，最终发展就是高成本的。从改造主体看，社会精英的自觉是改造的关键，这是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自身所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若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趁混作乱，问题就会十分严重。从改造手段看，对内，必须要从改造习俗入手，习俗是人文精神的外现形式，改造习俗也是改造人文精神的直接入口；对外，要注重在积极引进先进物质成果和制度成果的同时，更要注重引进国外先进的精神文明成果，要利用人类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从改造时间看，必须要树立打长期仗的准备。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将是一个长期的建设过程，从目前看，笔者认为，至少还需要上百年的转变时间。我们也不能因为有了一些物质建设上的成就，或有了一些制度建设的成就，就认为离现代化不远，若最终没有人文精神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底蕴就是空的，现代化就仍然是空中楼阁。
在社会建设层面，我们要积极构建和谐社会。
建设和谐社会，重点是要推进公平建设，具体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深层次体现了当代人与后代人公平分享先天资源的理念，所以，可持续发展本质是符合公平原则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成为人类发展需要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
第二，要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要使弱势群体能享受到基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资料，主要就是要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死有所葬等方面虽然不能享受到较高的水平，但也能享受到一些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这里面同时也就包含一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
第三，建设良好的有助于实现公平的社会环境。在国与国之间，要提倡和平，反对战争；在人与自然之间，要提倡和谐，反对征服；在人与人之间，要提倡和气，反对蛮横不讲理。和平、和谐、和气，这是有助于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良好环境。
第四，杜绝一切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收入要尽可能阳光化。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是制造分配不公平的暗流。目前，我国的隐性收入问题和灰色收入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国家要加大治理的力度。王小鲁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灰色收入规模急剧扩大，增速也很快，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粗略估计为5.4万亿元。与2005年相比，三年内增长了近1倍，远高于GDP增速。所以，如何规范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是一个十分紧迫和重要的问题。这既影响到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也影响到社会道德的健康性。
第五，要坚决治理权力垄断、经济垄断和学术垄断所产生的一些寻租行为。不公平深层次也是权力的不均衡，而权力主要有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三种形式。政治权力的不均衡就是政治权力垄断，实质就是权力集中和特权，这是产生腐败的基础；经济权力的不均衡就是经济垄断，主要导致经济利益不合理集中；文化权力的不均衡就是学术垄断，主要表现就是一些学术权威和学霸的通吃和学术腐败。对政治权力垄断主要要通过推进民主化等来限制；对经济垄断主要要通过法制手段、税收手段、经济政策手段等来限制；对学术垄断主要要通过建立和健全学术权力制衡机制等来治理和规范。
第六，对体制内劳动者的工资要加强宏观计划管理。各地区之间要有一个平衡，要减少地区之间的差距。目前，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同是国家公务员，或同是专业技术人员，工资差距也很大，在这方面，国家需要通盘考虑，要加强通过计划管理的手段进行平衡，要提高落后地区人员的工资水平。而对体制外劳动者的工资要更多通过法律、税收等手段进行调节和管理。另外，由于存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区分，所以，笔者认为，专业技术人员和一线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是社会最高的。而社会的一般管理人员，包括公务员、一些后勤人员等，笔者认为其工资水平应当与社会平均水平持平，不应高于专业技术人员的平均水平，但要高于社会从事简单劳动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
第七，要提倡适度有序竞争。反对过度无序竞争，要注重竞争的人本性。竞争是手段，人是目的。同时，竞争必须是有序的，这样竞争就有建设性，而无序竞争就像强盗进入瓷器店，只会体现更大的破坏性。所以，过度无序竞争往往是既不能体现公平，也不能体现效率。
第八，国家要注重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国家要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也要大力发展休闲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为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广泛就业的途径；而大力发展休闲产业，主要是要为有钱人提供更多花钱的渠道，同时也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
第九，要完善就业程序，要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公开的就业制度。
第十，单位内部要制定更加公平的绩效考核体系。在绩效考核中，要注意克服领导意见倾向和多数人意见倾向。领导意见倾向就是注重领导的分配意见，多数人意见倾向就是注重多数人的分配意见。但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产生一些误差。如领导意见倾向有可能导致分配法则有利于领导，而多数人意见倾向有可能导致分配法则有利于多数人。分配法则有利于领导未必就公平，这要视情况而定。同样，分配法则有利于多数人也未必就公平。因为在注重多数人分配意见的情况下，一个单位的少数劳动精英或少数劳动尖子，往往有可能就是利益受损者，这也不符合公平原则。所以，在制定绩效考核标准时，公平原则是首要的，同时，符合公平的绩效考核体系也就是符合效率原则的，是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
第十一，国家要制定提高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的中长期计划。国家在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时，要将提高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的计划纳入其中，要力争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在短期（5年）内占到50%以上，在中期（10年）内占到60以上，在长期（20）内占到70以上。笔者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从现实出发，当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占到80%以上时，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就是比较公平的，也是比较理想的，这个社会也就是较为和谐的社会，劳动者也就得到了基本应得的比例，这个社会也就大体实现了按劳分配，同时，也就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第十二，要更加注重对贫困人口的扶贫。国家一方面要注重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对贫困人口的扶贫，这样更有利于体现公平精神。同时，国家要制定更加严密的贫困人口识别制度，要坚决防止一些不好现象的发生，要杜绝扶贫中的平均主义，要让真正的贫困人口享受到扶贫的好处。
第十三，不管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要更加注重分配的公平性。要着力在分配的各个环节提高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要注重分配各个环节的统筹与平衡，要注重公平基础上的高效率。
七、要发挥好网络软力量的作用
目前，网络作为一个重要的媒体其作用正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不仅改变了人们许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其对社会的监督作用也是越来越大。如曝光的一些官员的腐败，也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查处，有些处理不公的事件，也得到了有关部门的纠正等等。
网络之所以能对社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主要原因是网络具有广泛性、公开性、及时性等特点。目前，网络是受众最大的媒体，其影响力已远超过报纸、电视、电影等，这种巨大的广泛性是产生影响力的重要基础。另外，网络的公开性也有助于实现公正性。各种阴谋总是容易在阴暗的地方产生，而阳光充足的地方，正义之花就鲜艳。还有，网络的闪电速度也降低了时滞效应，有助于有些问题能得到及时反映、及时解决。
当然，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网络的好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网络存在的一些不足，有许多方面也亟需进一步规范。
一是要提高网友分析问题的水平。人们的认识总是有差距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作为网络评论员，一定要注意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的水平，不然就容易产生社会性的误导，不但起不了好作用，反而产生许多不好的作用。对于一个事件要发表评论，一定要在搞清真相的基础上进行。另外，分析问题，一定要深入到实质上去考虑，不要只看到表面现象。真理往往是藏在迷雾之中的，露出的东西，往往多是假象。
二是反对恶搞。现在网络上恶搞现象也比较多，有些甚至很下流，这是十分不好的，对社会只会起到很坏的作用。恶搞实质是对人性恶的一面以以一种恶作剧的形式所进行的修饰。对于恶搞者而言，恶搞别人实质就是将自己的恶强加到别人的头上，表面上看是让别人出丑，实质也是让自己的灵魂出丑，这是自己在糟蹋自己的灵魂，是对自己灵魂的涂鸦。所以，大凡智者，都是不屑于恶搞的。
三是反对变相炒作。利用网络进行炒作，这也是制约网络健康发展的一个大害。炒作，实质就是个别人对社会的有意愚弄，是个别人对社会的欺骗，国家应当对有意炒作者进行法律约束和规范。如一些明星之类的，为了达到获取个人金钱利益的目的，往往先有意制造一些绯闻，然后互相炒作，借以吊起观众的胃口，然后达到让观众掏口袋的目的。对这种现象，国家要进行调查，对有意炒作者，要进行严肃处理。
四是反对无聊游戏。社会是一个大千万象的集合，有大问题，也有小问题和许多无聊的事。而网络应主要对一些重大问题要多报道，多分析，对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要尽可能不去关注。但现在一些网络，却相反，尽关注一些东家长、西家短的小事，实是无聊。如两口子吵架的事，实是很普遍的事，但有些人也有做不完的文章，似乎自己比人家两口子知道的情况还要更多一样。
五是反对造谣诬蔑。造谣诬蔑，这是违反法律的事，抓住了，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但现在由于网络的匿名性，这就为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提供了一个发泄恶的渠道。对此，笔者建议，网络应实行实名制，凡是上网留言的，都应有自己的实名空间，自己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否则，网络对一些恶者而言，变成了一个公共厕所，随意拉屎，既搞臭了自己的灵魂，也搞臭了社会这个大环境。
六是要有意提升社会正气。网络既要反映社会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也要大力报道一些好人好事。揭露丑恶，固然必要，但揭露多了，往往给人更多暮气，久而久之，人人也就具有了更多暮气，这样社会整体就缺乏了朝气，这是十分不好的。社会固然是有许多恶的，但网络作为一个重要媒体，不仅要反映现实，也有一个改造现实的使命，这也是网络应具有的天然道德责任和义务。所以，网络也要更多反映一些好的东西，多宣扬一些对社会有正面影响的人和事，而不是更多宣传一些有消极作用的人和事。
七是要反对色情泛滥。人性中固然有色，但色也不能泛滥，泛滥了，就是过犹不及。另外，关于色，也要有个场合的问题，网络是大众的超市，有责任心的人就不要随便乱脱衣服，属于两口子的小菜，就不要成为大众的面食，否则，就是既脏了自己的灵魂，也恶心了社会。另外，国家对网络色情，也要严加管理，要严厉打击网络色情犯罪。
总之，对于网络所具有的巨大软力量，既需要广大网友良心和道德的维护，也需要国家和政府给予更多重视和管理，要利用好和引导好这股软力量，要让其对社会发展起到更多推动作用，而不是相反，成为拉历史倒车的作用力。
八、中国应放缓市场化的速度
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已经有三十多年了，目前，有些学者仍认为中国应进一步加快市场化进程。对此，笔者的观点是，确实，中国需要加快市场化进程，但市场化进程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向度的，市场化需要各方面综合推进，若没有综合推进，市场化进程推进就需要谨慎。
笔者认为，中国改革的三步骤应是：首先应建设宗教文明；其次推进民主化建设和制度文明建设；再次加快推进市场化进程。
首先，没有宗教文明建设，就没有市场交易所需要的最基本的诚信。诚信是伦理的底线，而伦理来自敬畏意识。没有敬畏，就没有真伦理，因为敬畏是伦理的根基。没有敬畏，伦理就是面子化的，而不是内在化的；没有敬畏，伦理就是工具性的，而不是目的性的。
其次，没有宗教文明建设，人们的精神就是空虚的，各种邪教就会趁虚而入，同时，人们在获得巨大物质收益的同时，人们的精神会越来越空虚。因为当人们已经有巨大的物质收益时，会对精神收益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而这时当精神食粮供给贫乏时，人们就会更加精神空虚。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导致的一个不好的结果就是物质建设与人们的幸福度成反比例。
再次，制度建设对诚信建设的作用有限。从客观看，制度建设是有助于诚信建设的，不能说是没有作用，但作用有限。因为没有诚信，制度建设的成本是高昂的，同时，只靠制度维持诚信，社会运行成本也是高昂的。人与制度相比，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再健全的制度，也难以防护大量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这里宗教文明建设有助于形成一个内在的诚信，而制度建设最多只会形成一个外在的诚信。没有内在的诚信，外在的诚信就是空壳。
第四，没有民主化建设，市场化就会权贵化，权力就是市场最大的受益者。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总体大家都在受益，但权力所有者是最大的受益者。目前，中国市场化中的权贵化特征是越来越明显，而且推动进一步改革的难度也是越来越大。
第五，若没有宗教文明，没有民主化建设，只有市场化，这样的市场化最终就形成一个没有诚信的权贵市场经济。
第六，没有宗教文明，民主化建设也是扭曲的。有了宗教文明，就有大部分人的诚信，这样对推进民主化建设健康发展也有巨大的积极作用。因为民主化也需要诚信，没有诚信，民主化也是虚的，民主化也会面子化和形式化，民主化的结果也会异化。比如，匿名投票，若没有内在的诚信，匿名投票就是恶的发泄，而不是正义的弘扬。
所以，先建设宗教文明，再建设民主文明和制度文明，最后，再通过推进市场化进程，才会有长远和发达的物质文明。
目前，我们应对建设宗教文明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祀与戎，是国家的两件大事。宗教建设对中国而言，就是一件大事，涉及到国家领土统一和精神统一两个方面。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等民族问题，就与宗教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目前的许多问题，都与信仰空虚是密切关联的，我们应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应在此问题上坚持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放任主义，而是要积极推进宗教文明建设。
首先，人类文明建设应当是综合和协调的，而不应是片面和不协调的。人类文明主要包括三大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三者是一个有机体。其中，物质文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制度文明是社会发展的关键；精神文明是社会发展的灵魂。物质文明对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而言，既具有目的意义，也具有手段意义。一方面，建设物质文明，是人类文明建设的目的之一，所以，物质文明对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而言，也是其目的之一；另一方面，发达的物质文明，对促进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又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和支撑。而制度文明主要是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秩序和保障，没有发达的制度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成本就是巨大的。同时，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是建设制度文明的一个重要基础和条件。所以，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间也具有互相作用的有机关系。对于精神文明而言，若人类文明只有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而没有精神文明，这种文明就是一种野蛮的文明，实质就是没有了人类文明。另外，若人类只剩下精神文明，而没有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这种文明就只能是一种原始社会性质的文明。所以，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是连在一起的，三者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建设人类文明，必须要三者协调推进，否则，文明建设就是不完整和不健康的，社会发展就是不和谐的。由于宗教文明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在人类文明建设中，应当将宗教文明建设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要与其他文明建设一样，有机推进，协调发展。
其次，建设宗教文明不等同于全盘吸收宗教文化，二者是不同的范畴。对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看法认为文化和文明没有多大差别，认为二者是等同的。如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把文化与文明连在一起，他说：就广义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合的丛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所获得的全部能力和习惯。第二种看法认为文化包括文明，即文化所包含的概念要比文明更加广泛。持这种看法的大多数学者认为，文明是文化的最高形式或高等形式。文明是在文字出现、城市形成和社会分工之后形成的。尤其在历史学和考古学界，普遍认为文明是较高的文化发展阶段。如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的《社会进化》和克拉克的《从野蛮到文明》均持这一观点。第三种看法认为文化和文明是属性不同的两个部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文明是物质文化，文化是精神文化和社会文化。在20世纪之前，德国传统的看法普遍认为，文化包括人的价值、信仰、道德、理想、艺术等因素；而文明仅包括技术、技巧和物质的因素。如德国文化社会学家艾尔夫雷德．韦伯认为：文化与文明的分别，便是文明是“发明”出来的，而文化是“创造”出来的；发明的东西可以传授，可以从一个民族传授到另一个民族，而不失其特性，可以从这一代传到那一代，而依然保存其用途；凡自然科学及物质的工具等等，都可目为文明；文化既是创造的，所以它是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民族性的表现，只有在一定时间与空间内，能保存其原有的意义，别个地方的人，如抄袭过去，总会把原意失去的；凡宗教、哲学、艺术等，都是属于文化一类的。这里他所说的文明即是科学技术及其发明物，而文化则是伦理、道德和艺术等。日本一些学者也持这一观点。如伊东俊太郎认为，文明是物质的，文化是精神的；两者应结合起来，物质丰富与精神充实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文明具有扩散的性质，文化具有凝聚的性质。在这三种观点中，目前较普遍的是认同第二种观点，既倾向于认为文明仅是文化的高级形式。这里笔者也认同第二种观点，认为文明主要是指文化中的积极成分，而非其他。这里我们既然将文明界定为文化中的积极成分，那么，宗教文明就是指宗教文化中的积极成分。既然是积极成分，我们就应借鉴和建设，这也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需要吸收一切文化中积极的因素。社会主义应当是人类文明的总集合，而不是人类文明的片面集中。而对于宗教文化，我们则应区别对待，而不能一概吸收之。
第三，建设宗教文明不等同于倡导封建迷信。从语言学角度看，“宗教”一词，英文Religion，来源于拉丁文Religio。意思是指有限者与无限者的结合。而英语中“迷信”(superstition)一词的拉丁词源为superstare，原意是“凌驾于某物之上”。所以，迷信一开始就不是宗教。张树卿先生在《宗教与迷信》一文中就宗教与迷信的区别谈到三点：第一，宗教是经过理论化、系统化的唯心主义哲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也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有着完整而又较系统的教义，固定的经典．明确的礼仪形式，有着教主和明确的崇拜对象。它的存在和发展既影响着社会，社会又影响着宗教。它的存在目的，就是逐步让信教群众树立宗教世界观和人生观，并以此来指导信徒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迷信则是临时凑集起来的骗人说教，它不具有系统的理论和经典，也没有统一的领导者。它所回答的仅是某人某事一时之需，如占卜未来、预测吉凶、求职升学、关心生死等问题。迷信对人们关心的问题所作出的预测，缺乏科学根据。除了出于骗取他人钱财物的直接目的外，所言之事，虚妄空洞，只能给人增加更大的精神负担，加深人们的现实痛苦。第二，宗教是有组织的信仰和活动，就信仰来说，它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其宗教活动来说，属于合法活动，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迷信则不具备统一的组织和信仰，迷信活动也不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国家对迷信的态度是坚决取缔。无论是古代迷信、封建迷信、还是现代迷信都不是宗教，也不属于宗教活动。第三，宗教的社会作用具有两重性，即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而迷信只有消极的一面。这里笔者基本和大体同意张先生关于宗教与迷信区别的观点，同时，笔者认为，我们建设宗教文明，就是要发挥宗教所体现的社会功能的积极的一面，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第四，建设宗教文明与坚持唯物主义并不矛盾。首先，建设宗教文明符合唯物主义存在第一的观点。唯物主义认为：存在第一，意识第二。而存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确定性存在，一种是不确定性存在。对于确定性存在，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尊重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进行生产和生活。对于不确定性存在，我们应提倡敬畏意识，这也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否则，就是真正的盲目。其次，建设宗教文明也符合唯物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在治疗人的肉体疾病的许多药物中，有许多药物的特性实质是人们并不了解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治疗疾病时的应用，因为这些药物在长期的实践中证明对人的疾病治疗是有效的。同样，在治疗人的精神疾病的菜单中，也应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凡是在长期的实践中证明有利于人的精神健康和谐的，就应当选择利用，而不应加以排斥。另外，物质的鸦片实践证明对社会和个人是有害的，但精神与物质是不同的，所以，对精神的鸦片与物质的鸦片不应等同看待，而应区别对待。在宗教问题上，我们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要是要坚决反对任何先验的观点，反对固定化、权威化和绝对化的思想倾向，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基本原则。再次，建设宗教文明也符合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人民群众的需要是最根本的需要。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要最大程度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目前，从一些地方的群众需要看，人们对建设宗教文明是感兴趣的，否则，如果先进的东西不进入，落后的东西就必然进入。如在我国的一些农村地方，由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缺乏，客观上也导致了封建迷信和邪教的泛滥。宗教对少数哲学家而言，是一种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但对大多数群众而言，却是一个信仰问题。大多数人不需要像哲学家那样生活，那样思考，但大多数人需要精神寄托，灵魂需要有一个安息所。
第五，从解决李约瑟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出建设宗教文明对中国长远发展意义重大。对于李约瑟问题，学术界有许多观点。笔者认为，为什么西方社会能够产生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主要原因就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发展充满理性和诚信精神，这为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二是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实质是市场需求的大发现，这为欧洲社会的整体变革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引力；三是在发展中政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相比西方而言，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笔者认为，其中宗教文明是最关键和最深层的因素，也就是说，中国和西方最大的差别就是宗教文明，宗教文明在解释李约瑟问题中应占有重要位置。中国在历史发展中，有宗教和宗教文化，但没有宗教文明。早在轴心时代，中西方就在宗教方面就反映出明显的差异。若从历史长河的总体看，笔者认为，中国和西方在宗教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方法上，中国的宗教更多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上和实用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理性精神和逻辑基础上的。而西方的宗教，本质上是与理性精神纠缠在一起的，是用理性精神和逻辑基础来对待宗教的。其次，从影响范围看，中国的宗教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而西方的宗教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第三，从宗教派别看，中国宗教更多体现了一种零散性，而西方宗教更多体现了一种主导性。第四，从影响时间看，西方有中世纪的宗教时代，而中国在历史上就没有宗教一统天下的时代，相反，是集权专制统治维持延续了几千年。第五，从追求宗教的境界看，中国人是为生活而宗教，而西方人是为宗教而生活，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对待宗教的方式。第六，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看，西方是宗教高于政治，而中国是政治高于宗教，宗教在中国始终是处于附属的地位。第七，在中国，始终是祖先崇拜要高于宗教崇拜，而西方则不是这种情况。第八，从解脱方式看，中国宗教追求现世的解脱，而西方宗教追求来世的解脱。第九，中国人对待宗教是态度是世俗的，而西方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是神圣的。第十，中国人宗教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是人，而西方人宗教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是神。正是由于这些差异，导致了西方存在宗教文明，而中国充其量只是存在宗教或宗教文化，但不存在宗教文明。由于中国没有宗教文明，其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是诚信与理性的缺乏；另一方面是集权统治的泛滥和世俗权力体系的膨胀与张扬。因为宗教文明对集权统治和世俗的权力体系毕竟也是一种制约,同时也有利于集权统治的改良。而强大的专制集权统治一经建立，又进一步加剧了诚信与理性的缺乏。所以，若从中国历史源头和历史长河看，是宗教文明的稀薄，再加上专制集权制度的浓重，二者在历史的长河中共同作用形成合力，最终导致了中国的落后，也最终使中国与西方在发展路径上越走越远，各有各的方向。
中国如何建设宗教文明，应是中西文化的一个优良结合。完全照搬是行不通的，宗教文明建设应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中国应就宗教问题展开全面讨论。未来中国的宗教文明建设应充分吸收西方宗教文明的积极成果。未来中国大一统的宗教应体现：包容性、理性、人性、爱、和平、勤劳、节俭、自律、诚信、敬畏等德性特点。另外，中国建设宗教文明，应从日常生活开始，要改变目前的一些不好的习俗。
中国人是聪明的，也是勤劳的。中国可以成功建设一个巨大的物质工程，同样，可以相信，中国也有能力可以成功建成一个巨大的精神工程。
九、中国应建立一支强大的潜艇部队
由于地球上陆地资源的日趋枯竭，对海洋资源的争夺会越来越激烈。未来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很可能是海洋，而不是陆地。
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是欧洲，战场主要是陆地。未来世界大战很可能以亚洲为中心爆发。首先，亚洲各国正处于快速发展中，在发展中，就容易产生冲突。其次，由于没有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惨痛，亚洲人就会更偏好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再次，由于亚洲没有形成像欧洲一体化一样的协商机制，这就缺少了躲避战争手段的体制保证。第四，发达国家为转嫁国内矛盾，很可能会成为亚洲各国战争的幕后推手。亚洲国家之间一旦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发达国家很可能不直接参与战争，但很可能会成为战争的主要幕后因素。另外，在战争中，争夺的主要对象将可能主要是海洋资源的开采权。同时，战场很可能主要在海上，而不在陆地上。
若以亚洲为中心爆发世界大战，中国将会处在外部力量合围的中心，这是十分危险的。所以，未来中国发展，外部环境会越来越恶劣，中国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有打大仗的准备。
中国如何应对未来的危险和来自海洋的竞争，笔者认为国家要有战争和和平两手准备。第一，从战争角度看，国家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第二，从和平角度看，国家要积极呼吁保护海洋，呼吁国际社会禁止海洋开发。人类对海洋开发所引起的危险要高于陆地，同时，人类若对海洋造成大面积污染，人类将会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所以，保护海洋，禁止海洋开发或容许适度开发，是人类的一种明智选择。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如何建立强大的海军，笔者认为，中国应优先或重点发展潜艇，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潜艇部队。
笔者认为，未来战争会主要体现隐蔽性、闪电性、准确性、毁灭性四大特点。中国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就要立足于这四个方面的考虑。航空母舰虽然可以具有闪电性和毁灭性以及准确性等特点，但不具有隐蔽性，所以，发展航空母舰很可能是弊大于利，而潜艇就可以回避这一弱点。
但中国可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一方面，要发展航母，这可以分散一些国家的注意力；另一方面，要坚实发展潜艇，要形成强大的潜艇作战能力。航空母舰可以建几艘，但不宜多，而重点应放在潜艇建设上。
中国应在南海建立强大的军事基地，而潜艇部队应成为骨干力量。有了强大的潜艇部队，就可对侵犯南海的行为进行出其不意的有效打击，让对方吃哑巴亏。
目前，中国发展，正面临内外两方面的考验。在内部，不公平问题、腐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等诸多问题正困扰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在外部，国际竞争是日趋激烈，周边国家正在加紧对我领土进行渗透，抢占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要有大改革的思路。
所谓大国，就是要体现对外性的强大力量。若一个国家没有体现对外性的强大力量，这个国家面积再大，实质就是小国。面积大，力量小，这个国家就是被别人算计的对象，就是被殖民的对象，就是被割裂的对象。多少年来，中国是一直苦于内战，而忘记了外部的威胁。当我们在做无谓的争斗时，别人却悄悄地进入了我们的地盘。
反省历史，我们必须要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在内强素质方面，一方面，我们要建设强大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建设强大的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国家之间的竞争，最终是文明的竞争。文明是决定国家长远发展的核心因素。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我们关键是要培育诚信、理性、敬畏精神。一个不讲诚信的民族，一个不讲科学的民族，一个只知道吃喝的民族，在什么时候都是没有前途的。外塑形象，就是要树立真正的大国形象，在关键问题上决不手软。若该需要战争，就干净利落的用战争手段解决。在内强素质和外塑形象方面，内强素质是根本。（作者：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部教授）
十、我国扶贫重点需要转移到城市
贫困问题是我国的一个重要问题。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也是一个逐步解决贫困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贫困范围逐步缩小和贫困程度不断减轻的过程。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解决贫困问题重点一直放在农村。但经过几十年努力，我国农村贫困问题已经得到极大缓解。目前，笔者认为，国家应将扶贫重点转移到城市。
首先，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问题会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而城市贫困作为城市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客观需要社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一般而言，当城市化水平接近50%时，在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时，就需要更多关注城市贫困问题。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接近50%，同时，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超过50%，所以，“十二五”期间，也是我国扶贫重点需要完成转移的期间。
其次，从贫困人口数量看，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已少于城市贫困人口数量，这也客观需要国家重点考虑城市贫困问题。据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2010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2688万，这说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已大大减少。而另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已有5000万人，城市贫困人口已大大超过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人口已成为我国贫困人口的主体。
再次，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相比，对社会稳定发展影响更大。城市贫困与农村贫困相比，城市贫困更容易导致人们失去道德底线。在我国农村，和城市相比，由于相对缺乏交易和货币化程度相对较低以及亲情、面子、熟人社会等原因，另外，由于有耕地的保障，所以，一旦发生贫困，就有一定的自然缓冲机制，人们也一般不会轻易突破道德底线。因为若突破道德底线，成本将是长期的，就等于将自己置于彻底脱离自己所属生活群体的境地，这对个人而言，将是十分危险和不明智的。所以，农村人一般发生贫困，在无其他救助的情况下，会更多选择忍耐和得过且过，只有极少数不安分子可能会铤而走险。而城市则不一样，由于城市本质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虽说城市交往多，但城市人实际更孤独，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更具冷漠性，另外，货币是城市的神，没有货币，就寸步难行，所以，城市人发生贫困就更容易犯罪，就更容易突破道德底线。另外，由于城市具有集中性和规模性以及信息传播速度的快速性等特征，所以，城市的贫困也更容易转化为一种集中性和大规模性的破坏力量，这对社会稳定建设极为不利，同时，也会对政府管理提出严重挑战。
第四，城市贫困对经济健康发展影响更大。当今社会，城市一般既是生产中心，也是消费中心。当城市化率超过50%时，城市的生产量和消费量一般都会大于50%或远大于50%，并且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的生产和消费会越来越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而在我国，由于农村居民收入低和恩格尔系数要高城市10个百分点左右，所以，虽然有些年份我国农村消费增加的速度有所增加，但农村总的消费量要比城市更少或少很多，对GDP的拉动就更少。所以，当城市贫困严重时，相对农村贫困而言，经济生活中的生产和消费就更缺少拉动力，经济增长率就更难以提高。
第五，今后，我国城市贫困将是一个长期现象。目前城市贫困人口主要分为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进城农民工，这是典型的城市贫困人口。这部分人由于收入水平在短期内难以大幅度提高，今后很长时期内仍将是城市贫困人口的一大部分，其中一部分失地农民将会成为更危险的贫困人口。第二部分是企业下岗职工。这些人离开原岗位之后，由于文化程度、年龄等原因，要找到好的工作，也是很难的。第三部分是没有找上工作的大学生。由于每年都有大量的大学生需要就业，所以，今后没有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也将构成城市贫困人口的一个稳定来源。所以，我国城市贫困问题，不仅是今后我国解决贫困问题的重点，而且是一个长期的重点。
第六，目前，我国在农村扶贫方面，已有较为完善的制度设计，但在解决城市贫困方面，制度设计十分欠缺。既没有针对城市的贫困标准，也缺乏相应的机构来进行有效管理和提供服务。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内，一些大的扶贫机构都没有城市扶贫项目。不论有政府背景的救助组织，还是民间NGO非政府组织，都在不断启动主要针对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救助项目，而针对城市贫民的救助项目却凤毛麟角。这也客观需要我国政府需要加大对城市贫困问题的投入和关注。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我国扶贫重点转移到城市，是大势所趋，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当然，今后农村扶贫工作仍需要继续作下去，仍需要不断完善农村扶贫制度，但城市扶贫工作将越来越重要。目前，做好城市扶贫工作，国家需要制定一个长期和有效的关于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发展战略。一是要加大对城市贫困问题的调查和研究。要组织有关部门和研究团体，多关注城市贫困问题。要对城市贫困问题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是制定城市扶贫政策的基础和有效前提。二是要尽快制定和完善城市扶贫标准，这里城市扶贫标准肯定要高于农村扶贫标准。三是政府要尽快建立和健全城市扶贫机构。四是一些慈善组织和民间扶贫组织，也需要更多关注城市贫困问题，要加大对城市贫困群体的资金和人力投入。
十一、体育要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体育的天然本质。
从词源看，体育的本意就是休闲。“Sport”一词一般认为源于拉丁语“Disport”，它的本意是指离开工作去游戏、玩耍、进行娱乐活动等。
追求休闲是人的天然本质。亚里士多德说：“休闲才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著名英国思想家罗素曾说，能否聪明地用“闲”是对文明的最终考验。柏拉图说：“诸神怜悯生来就是劳累的人们，因而赐予他们一系列的节日，并由酒神、诗神、太阳神相伴，由此他们的身心获得滋养，他们变得高大、正直。”《圣经》中写道（上帝对人说）：“你们要有休闲，才能感悟到我是神。”约瑟夫·皮柏在《闲暇：文化的基础》一书中也写道：“我们惟有能够处于真正的闲暇状态，通往‘自由的大门’才会为我们敞开，我们才能够脱离‘隐藏的焦虑’之束缚。”德国思想家席勒说：“人性的圆满完成就是美。这样的美是理性提出的要求，这个要求只有当人游戏时才能完成。所以，人同美只是游戏，人只是同美游戏；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马克思说：“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的和外在的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讲，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页）所以，休闲过程，也就是人成为人的过程。
目前，体育发展没有很好体现以人为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国家为本。体育本质是无国界的。体育需要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但体育不应带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否则，体育就违背了体育精神，体育体现的就不是和平和友谊，而是冲突和暴力。二是以货币为本。体育需要货币的支持，但体育的目的不是货币，体育的目的是人类本身的发展。
如何实现体育以人为本。一是体育发展理念要抛弃金牌至上的观念。金牌再重要，也不如人的生命重要。二是体育管理也要以人为本。要注重人性化管理。制度是为人服务的，制度存在的依据就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和公正。但制度也是死的，而人是活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个人违反了制度，但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危害，也没有对自己造成危害，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灵活处理，不能为制度而制度。三是体育要更加注重运动员的人性教育，要更加注重培育运动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四是要更加提倡健身体育，适度发展竞技体育。五是体育要尽可能远离商业。
十二、让真正搞科研的人先富起来
最近报道，袁隆平院士领衔和指导的“V两优2号”百亩超级杂交稻试验田亩产达926.6公斤。这一成绩不仅创中国大面积水稻亩产最高纪录，还意味着如果这种水稻能够得到推广，可以多养活4～5亿人，造福整个人类。仅这个项目的成功，袁隆平得到几亿奖金也不为过。像袁隆平院士这样真正搞科研的人，应当是社会首先富起来的人。
让真正搞科研的人富起来，这是社会的进步，因为这符合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首先，让真正搞科研的人富起来，符合公平原则。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劳动是一种复杂劳动，所以，让真正的研究者得到优厚的报酬，也符合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有机统一。其次，让真正搞科研的人富起来，也符合效率原则。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提高社会生产率的核心变量。让真正搞科研的人在分配上得到实惠，可以有效调动科学研究者的积极性，从而也就有利于最大化提高生产率水平。这对社会和科学研究者个人，都是有好处的，而且得益最大的，应当是社会，而不是科学研究者个人。
当然，让真正搞科研的人富起来，但并不是要让要所有有知识的人富起来，二者是不一样的概念。有知识的人，若不将知识用于改造社会和服务于社会，比如不用于教学或研究，这样的知识就仅仅是个人性的，社会和国家也就没有理由为其支付报酬。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个人的知识只有变为社会的改造力量，个人的知识才有价值，个人才有理由取得价值的分配权。
让真正搞科研的人富起来，同时，也要让假搞科研的人穷下去。搞科研的人有许多，但也有不少假搞的。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拉关系，走后门，变相套取国家经费，就是假搞的。国家和社会应建立和健全科研监督机制，要让假搞的身败名裂。否则，学术腐败跟权力腐败一样，对社会健康发展危害极大。学术人没有了良知，社会就缺乏了良心的知识基础，这对社会的长远发展是十分危险的。另外，科研工作者也要学会自律。从长远看，知识人本质就是启蒙人，所以，社会的发展，客观需要知识人的无私奉献。任何想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应当有这个心理准备。
十三、中国应降低城镇化的发展速度
城镇化是文明和进步的支点之一。100多年前恩格斯说过，250万人集中于伦敦，使每个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城镇化发展，无疑是经济繁荣的象征，也是其强大的动力。但城镇化发展速度过快，也未必就是好事。城镇化与工业化以及农村自身的发展，必须要协调推进，否则，城镇化就会变成社会经济发展的累赘和麻烦，而不是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城镇化也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目前，我国城镇化如何发展，一些学者如厉以宁等仍坚持认为，中国应更进一步加快城镇化的进程，认为这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基础，也是推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但笔者认为，从中国发展的现实看，目前，我国应放缓城镇化的速度，而不是加快。
首先，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吃饭问题是一个头等重要的大事，中国的粮食产量必须要建立在自给的基础上。为此，必须要对耕地实行保护政策，要限制盲目圈地，要防止城镇化对农村土地的过度侵蚀。而一些地方所推进的城镇化，实质是土地的城镇化，而不是人口的城镇化。原国土部部长徐绍史在其署名文章《落实节约优先战略，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半月谈》2月17日）中提到“从1980年到2005年，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急剧扩张的时期，与日本的快速发展时期相比较，我国GDP每增长1%，对土地的占用量差不多是日本的8倍。”这样发展下去是十分危险的。
其次，降低城镇化速度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国城镇化所导致的工业化，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属于高污染行业，这对可持续发展是十分不利的。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虽然城市面积只占全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却消耗着全球75%的资源，并产生了更大比率的废弃物。目前，我国坚持可持续发展，降低城镇化速度应是一项重要举措。
再次，城镇化的基础是工业化，而中国的工业化目前并没有为城镇化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大部分的城镇，实质是只有人口，而没有产业。没有稳定的工业化，城镇化就是空中楼阁，城镇化就是贫困化，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另外，没有工业化，城镇化所造成的繁荣也是短期的，而不是长期的。
第四，要正确看待二元经济和社会理论。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一个社会存在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这是不合理的，本质是不公平的，应当将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尽可能或尽快变为一元的形式。一些学者强调加快城镇化，也就是立足于这种观点。本人认为，对于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我们要辩证看待。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不通过二元，而要直接实现一元，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也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阶段。另外，任何转变都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还有，转变也需要有一个好的内外部环境。从我国情况看，目前，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应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发展成与城市一样的水平；另外，国际环境也不容许我们的工业有一个较快的发展，这就限制了工业对农业的带动作用。所以，我们要正确面对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这里，我们转变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主要应是转变不公平的制度为公平的制度，而不仅仅是要将农村人口城市化。
第五，中国的城镇化不应照搬西方的模式。一是西方的城镇化是建立在全球化经济分工优势的基础上的。没有全球化分工经济优势的支撑，西方的高城镇化率就是一个问题。而我国就没有全球化经济分工优势的支撑。二是西方的要素结构和我国不一样。这里人口要素和土地要素以及资本要素我国与西方国家都有区别，这种区别必将导致城乡结构是不同的。因为城乡结构最终也是这诸多经济要素运动的一种结果。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城镇化模式，认为人家已经实现了80%或90%的城镇化，我们也应向这个方面努力，这实质是一个误区。我们的城镇化应是根据我们的要素结构来决定合适的速度。从长远看，我国的城镇化率保持在50%左右的水平应是一个稳妥的水平，否则，就是问题。
第六，过速推动城镇化，也不利于社会稳定性建设。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从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目前，据估计，失地农民有5000万左右，流动人口有1.5亿左右。庞大的流动人口，将是社会一个不稳定的大根源。而且是既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城市社会的稳定。
第七，中国的“伪城镇化”也说明中国的城镇化需要减速。“伪城镇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三家研究机构在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概念，该报告批评现行户籍制度造成中国的“伪城镇化”、“不完全城市化”或者“半城市化”。该报告认为，过去若干年，中国城市人口增量中，71.8%是农业户口。这些人口虽常住城市，却未能成为市民，不能同等地享有城市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水平、消费模式也无法等同于城市户籍人口。报告均建议改革户籍制度，城镇有选择地吸纳这类人口。笔者认为，这种“伪城镇化”现象恰恰证明中国的城镇化过速，是需要减速，而不是加速。因为在城镇没有完全具备能力接纳的条件下，只靠改变农民的户籍是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只会造成城镇的普遍贫困化、拥挤化等。
第八，国际经验证明，城镇化速度过快会引发许多社会经济问题。近十几年来，墨西哥由于“过度城市化”，农业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农民“被城市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失衡。这对我国城镇化建设，就是一个教训和启示。
第九，降低城镇化速度，在短期内可能不利于扩大内需，但在长期内，是有利于扩大内需的。加速城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确实在短期内是有利于扩大内需的。但由于没有工业化的支撑，这种需求就仅仅是一种短期需求。另外，只有社会稳定，经济需求才会稳定。社会不稳定，经济需求也就很难稳定。另外，农产品丰裕了，就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各种商品价格降低，这就相当于变相提高了人们的实际收入，也就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内需。
当然，降低城镇化发展速度，并不意味要降低发展速度，这里关键是要转变发展方式。
第一，要转变发展中的急躁观念，要树立消除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一个长期和自然过程的思想。从历史看，大跃进，洋跃进，等等，都反映了一种追赶现代化的急躁观念。目前，我们要消除二元不平等的社会经济结构，也不能太急躁，也需要一种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要顺其自然，要尊重经济和社会规律。公平的实现总是要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理想的基础上，否则，公平就没有现实的公平，只有理想的公平。
第二，可考虑变农村城镇化为农村社区化。也就是要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建设。要大力发展农村医疗、教育等。
第三，要限制农村人进城。尤其是青壮年，要尽可能留在农村，防止农村的空壳化。目前，农村空壳化现象已是十分严重，需要国家高度重视。另外，农村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近年来土地撂荒也日益严重，严重影响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据了解，在湖北省滨湖村，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2008年全村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并且还存在“隐性撂荒”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农村的空壳化，最终对农村和城市发展都没有好处。
第四，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要积极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要积极推进规模化养殖和种植。要大力发展品牌农业，要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数量。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农村人口的集中要与产业的集中并行。
第五，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国家要对大学生到农村就业采取一些鼓励和奖励政策。要变给大学生找工作为给大学生找土地。要让有技术的大学生多从事高科技农业。
第六，降低工业化的发展速度，提高工业化的发展质量。要大力发展一些高科技企业，要限制汽车产业的发展。
第七，应大力发展以农业产业为主导型的城镇。城镇类型主要有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业主导型、综合主导型等多种形式。根据我国实际，笔者认为，我国应大力发展以农业产业为主导型的城镇模式。
第八，要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组织，加强农村合作建设。要大力推动农村各种类型的合作建设。
第九，提高城镇化的发展质量。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推动城镇化发展。要严格限制城镇对农田的挤占。
第十，加强农产品流通体制建设。一方面，农户大量农产品积压；另一方面，城市农产品价格却在上涨。这是十分不合理的，问题就是流通。国家应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好农产品流通问题，这比政府直接给农民农产品补贴要实际效果好得多，也更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对城市和农民都有好处，同时对推动城镇化也有好处，因为这样也降低了城镇人口的生活和生产成本，有利于城镇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
十四、党的建设贵在求真
党的建设是一个大文章。如何建设一个光荣、正确、伟大的党，这不只是关系党自身发展的问题，更重要是关系建设强大中国和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的大事。
要抓好党的建设，不能只做表面文章，不能形式化，不能靠灌输，而是贵在求真。求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有真诚的心态。二是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
要有真诚的态度，就是要对党忠诚。每一个党员在入党的第一天，就对党宣誓忠诚，所以，忠于党是每一个党员的天然义务。我们不能因为个别党员或一部分党员有问题就认为党有问题，党与党员是有区别的。党正确与否，取决于党的纲领和目标以及政策手段。但党员在执行党的纲领和党的政策时，未必就是全心全意的，未必就是不打折扣的，未必就不弄虚作假。而对党忠诚，就不是对这种不符合党的要求的个别党员忠诚，而是要对党的纲领和实现目标忠诚。
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就是要敢于坚持真理，不在权力和金钱面前低头。真理是党的生命。坚持真理是一个好党员的基本要求。若一个党不坚持真理，这个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一个党员敢于坚持真理，就是要努力把党建设好的一种表现，也是对党忠诚的具体要求。因为党员若不坚持真理，对党忠诚就是一句空话，就是对党的本质叛变，也可以说就是党的另一种形式的叛徒。
真诚、真理，这是搞好党的建设的两个重要支点。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应对党抱有真诚的态度，对社会和人民有坚持真理的勇气，这是党兴旺发达的基础，也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如何让一个党员对党忠诚，且敢于坚持真理？
其一，要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让每一个党员在党内都有一个主人翁的地位和感觉。这样，党员就有了责任意识，也就有了奉献意识，忠诚党也就有了基础。
其二，党内对一些重大问题要提倡辩论和讨论。党要敢于对自身纲领及政策进行广泛的讨论和辩论。理越辩越明，真理是在辩论中诞生的。一言堂反映的是权力，而不是产生真理的基础。
其三，要提倡决策的公开化。公开化有利于监督，有利于更好贯彻党的政策和方针，同时也有利于党员更好坚持真理和鼓励党员对党忠诚。
其四，要以法治党。治党如治军，没有严格的纪律，就没有党的战斗力，党就没有领导人民进行长征的能力。所以，对党员中的败类，要坚决给予清除，不能姑息迁就。党的建设不在数量，而在质量；否则，就是一个老鼠害了一锅汤。
其五，要严格入党程序。要真正吸收一些有道德、有理想的人入党，而不是一些投机分子。对于党员的预备期，可以延长，若不符合条件，组织就不要急于同意入党。
其六，要鼓励党外监督。对党的监督，应当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党内监督，一个是党外监督。加强对党的监督，就是要加强这两个方面的监督，而不是只注重一个方面。要鼓励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对党的监督，同时，也要考虑建立和完善这方面的奖励机制。没有好的机制，监督就很难落到实处。对打击报复者，要给予严厉惩处。
十五、不宜提倡领导干部上讲台
推行领导干部上讲台制度，有好处，也有不足，总体来看，应不宜提倡。
首先，领导干部最重要的工作是管理，这是本职工作，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好的，这也符合社会大分工的要求。
其次，要多强调领导干部下基层，而不是上讲台。现在一些领导干部，眼睛盯的主要是上面，而不是下面，要多到下面调研，研究些问题，然后探讨如何解决，这是最主要的。
再次，要强调领导干部多进教室，但不是去当老师，而是去当学生。现在是知识型社会，领导必需是学习型的，而不是以吏为师的时代。领导干部要多听一些专家的意见，要多学习一些国外治理的先进经验，要多学法律知识和科技知识，而不是相反。这些年，政治局每年都要请一些专家来授课，就是非常好的做法，所以，下面的各级单位，也要向中央政治局学习，要把请专家做报告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第四，请领导上讲台，背后总会产生各种利益关系，所以，尽量回避较好。
第五，领导干部不是不可以上讲台，但要尽可能少上。领导干部可以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通报，针对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从这个方面看，领导干部是可以到讲台上
十六、建 设 阳 光 网 络
我们正在迎来一个网络时代，网络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已是无处不在，无空不入。办公，可以在网上；购物，可以在网上；结婚和找对象，也可以通过网络；交朋友，网络也是一条渠道；等等。目前，上网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网络已成为第一大媒体，网络正在改变世界。
由于网络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建设一个好的网络世界，也就刻不容缓。建设阳光网络，让网络世界充满阳光，这是网络世界健康生长的正确途径。
如何建设阳光网络，第一，网络世界要充满阳刚之气。网络世界不是恶的集散地，而应成为善的弘扬场。网络是超市，但网络超市应充满高质量的产品，而不应是垃圾遍地。网络世界的主流意识，应反映人类的和平、自由、爱，应反映人类对真理和正义的不懈追求，而不是相反。网络世界既要反映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要多反映社会正面的东西，要注意提升社会的正气。一味注重问题的揭露，固然也是必要的，但也要看到许多好的东西，也要看到许多好人好事，多宣传好人好事是提升社会正气的必要之举。第二，网络管理要规范。网络要尽可能多采取一些公开化的形式，少一些匿名化。人总是具有一定的两面性，网络应通过合适的管理形式来提升人的阳气，而不是人的阴气。由于人总是顾面子的，所以公开化也有利于人本身正气的弘扬和激发。对一些恶搞的帖子要尽可能删去，或者也可禁止匿名发帖子。要对恶意散步谣言或造谣诬蔑的人，要加大法律追究的力度。第三，网民也要提高素质。没有正义的网民，就没有正义的网络。网民是建设阳光网络的基础和灵魂。网民也要多看书，多思考，对一些问题发表意见不要太随意。提意见要多从善意的角度出发，而不应立足于破坏。要多一些宽容和包容，但要少些纵容。这里既要对穷人多一份同情和帮助，也要对富人多一些理解和包容。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宽容和包容是一种度量，是爱的延伸，而纵容则是恶的放纵，是恨的一种发泄。同时，网民也要多对重大问题多一些关注，而不要一味对一些鸡毛蒜皮小事喋喋不休。
让世界充满爱和阳光，也让网络世界充满爱和阳光，这是我们每一个有良心的人的天然责任和义务。
十七、建立和完善学术权力制衡机制
目前，产生学术腐败，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做学问的人，未必都是圣人，不食人间烟火，这些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利益追求。所以，产生学术腐败也有人性方面的原因。当然，这里也有些学术人，变得贪得无厌，不知满足，没有任何廉耻，但这毕竟是少数。但市场经济中金钱的力量也是强大的，金钱可以蚕食一切，金钱也使一部分知识人或一小部分知识人的良心和道德变得越来越稀少。
二是学术体制上的原因。学术权力过于集中，是产生学术腐败最根本的原因。从实践上看，人们往往是注重了政治权力的制衡，但对学术权力的制衡关注不够，这也是一个误区。从对社会的影响看，政治权力的腐败对社会影响是巨大的，但来自学术权力的腐败对社会影响也是巨大的，二者的区别只不过是，一个是狼，一个是老虎，都是社会上吃人的巨害，都是需要社会全力围剿的对象。
三是政治体制上的原因。官本位体制对学术腐败具有推波助澜作用。一些官员参与学术管理，外行管内行，间接助长了一些学术骗子。一些做学问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花大力气认认真真做学问，不如也学习一些忽悠和拍马屁技术，这样不仅来钱容易，而且还会得到其他许多好处，何乐而不为！另外，一些官员也将手中掌握的权力看成是寻租的工具，这样也导致一部分学者不得不巴结这些人，不然，就得不到课题经费，就得不到科研奖励等。所以，有些学术人也是逼上梁山，本质是不想腐败的，但为了科研，也只能是一方面违背良心巴结领导，一方面在得到资助后，又去认认真真做一些学问。
如何治理学术腐败？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学术权力的制衡机制。制度创新是最重要的。制度的恶是最大的恶，制度的善是最大的善。如何建立和完善学术权力的制衡机制？笔者认为，学术权力也要注重分立，也就是学术的生产、评价、监督三者要分离。学术的生产要多提倡自由和效率，这是科学家自己的事，国家主要是要为科学家提供一个自由创新的空间。学术的评价要独立和公正，但如何保证学术的评价才能公正，就需要有一个对学术评价进行监督的机制，现在我们就缺少这个机制。学术评价权力过于集中，形成学术集权主义。比如，评职称，现在拉关系等腐败现象也时有发生，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结果是一些该评上的没有评上，不该评上的反而评上了职称，最后也没有人去追究这些事，也没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处理这些事，最多是人们在口头舆论上说说，但这根本不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是，面对不合理的事，做了就做了，不做也是白不做，何不顺水做个人情，这样对自己也有好处，结果导致不良现象是愈演愈烈。所以，应当在学术评价机制外，要建立和完善学术申诉和监督机制。在国家层面，可考虑多从法律角度进行完善，如设立《学术成果评价法》、《职称评定法》等。另外，国家要建立专门的委员会，要对学术评价进行监督，要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如设立学术法院也是一种考虑。总之，国家要注重多从法律角度对学术腐败进行治理。在地方和单位层面，也要建立和完善对学术权力的监督机制。如评职称和评奖，就需要在学术委员会之外，再设立一个学术监督委员会，二者在人员上不要重叠，要形成互相制衡的机制，或者同类型单位之间，可互相监督和评审。如北京大学的职称评审，可委托兰州大学学术委员会进行评审，而北京大学学术监督委员会可受理申诉，可对兰州大学的评审结果进行监督，如二者有争议，可上诉到国家层面的监督委员会进行仲裁等。再比如，上海地方的评职称，可委托青海的有关学术机构进行评审，而上海的学术监督委员会可进行监督和申诉，对出现问题的可进行纠正，如有争议，可上报国家学术监督委员会进行仲裁等。当然，在治理学术腐败的具体制度设计上，我们总是可以想出许多办法的。但不管是什么办法，核心的原则就是要坚持学术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学术权力不能再这样过于集中，集中只会导致更大的学术腐败。
另外，要提倡学术人管理学术人，内行管内行，政治要尽可能不要介入学术领域。对一些行政官员兼学术职务或学术管理职务的，有关部门要尽快清理或重新对这些人进行安排，或从机构上进行调整。有些学术人半路已参与政治和从事行政工作的，就不要再过多参与学术方面的事务，如课题的承担和学术的评奖等。在反对政治对学术的过多参与方面，国家要具体出台一些制度进行硬性约束，若只停留在口头或舆论层面上，效果也是不大的。
还有，就是不管是学术评价，还是学术监督，都要尽可能坚持公开化原则。公开是实现公正的有效途径。公开的环节越多，腐败的环节就越少。
再一条，就是要加强教育。各单位要注重对学术研究人进行持续不断的学术道德教育，要形成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教育虽然是一个软约束，但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并且从长期看，效果也是巨大的。
还有，就是要严肃执法。对一些已经发现的学术腐败问题，有关部门要严肃处理，不能姑息迁就。不能仅靠一些个人去反对学术腐败，政府要加大治理学术腐败的力度。若对一些已经暴露出的学术腐败问题，政府和有关部门不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治理，就等于是变相纵容学术腐败，这也是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失职。所以，应当在反对学术腐败方面，要健全对政府的问责制。政府和有关部门若对学术腐败问题不及时治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或有关责任人就要承担相应责任。责任人若出现重大失职的，应追究法律责任。
十八、公平是通往幸福的根本途径
追求幸福，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人类通往幸福的路有千万条，但公平是根本途径。
什么是幸福？《易经》曰：“否极泰来，福之将至”。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就是幸福，幸福是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幸福有三条件：身体（健康）、财富与德性，这三条件是同时必备的，缺乏理性与美德就没有幸福可言。 梭伦认为，幸福包括五大要素：财富、年龄、健康、婚姻、人格。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其表达式是：幸福=效用/欲望。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赛利格曼也提出了一个幸福公式：总幸福指数等于先天的遗传素质加后天的环境，再加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英文表达是：H＝S＋C＋V。
从经济学角度看，幸福就是效用的满足。这里导致幸福的效用满足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绝对效用的满足；一是相对效用的满足。绝对效用是指不与他人相比较而产生的效用。相对效用是指与他人相比较而产生的效用。绝对效用与相对效用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如收入的增加，既可以产生绝对效用，也可以产生相对效用。一方面，收入的增加肯定会一定程度改善个人的生活处境，增加自身的绝对效用水平；但另一方面，当收入的增加不如别人的收入增加快时，个人的相对效用水平未必就是增加的。所以，绝对效用增加，相对效用未必增加。同样的道理，相对效用增加，绝对效用未必一定增加。如当一个人收入下降比别人慢时，这时他的绝对效用水平可能是下降的，但相对效用水平可能就是增加的。对一个人而言，幸福水平的增加，最终取决于绝对效用与相对效用的总和。当总和增加时，幸福感就增加；当总和减少时，幸福敢就减少。
公平是产生相对效用的基础。没有公平，相对效用就是负值。因为没有公平，一个人的幸福也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痛苦；一个人的相对效用的增加同时也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相对效用的减少。同时有了公平，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也就实现了有机统一，幸福也才能成为真幸福，而不是伪幸福。因为在公平原则下，个人的付出最终是有回报的，个人对社会付出的越多，社会对个人的回报也就越多，这时个人利他最终就是利己，个人也就实现了利他与利己的统一，这时利他就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幸福的增加也就意味着社会幸福的增加，社会幸福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个人幸福的增加。
从人的本质看，人对相对效应的重视程度要高于绝对效应。人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一般而言，人的本质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但社会属性是自然属性的灵魂，多以，人的本质更多体现的是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而绝对效用主要来自于自然属性的满足，相对效用主要来自于社会属性的满足。由于人对社会属性更看重，所以，人对相对效用的满足会更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分配的公平性，比提高财富总量会更加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幸福度。
如何实现公平，下面笔者提几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首先，笔者认为，完整的公平内涵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应尽可能实现个人之间具有相同的选择自由。就是在选择的自由度上，要更多强调机会均等。首先，自由并不是无限度的。个人的自由总是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个人的自由也必须要考虑到自己在行使自由时对别人自由的限制，所以，自由是有限度的。其次，对于有限度的自由而言，公正的自由分配原则就是大家均等，不能有些人有较多自由，而另一些人有较少自由或没有自由。
第二，社会应尽可能实现个人之间严格的按劳分配。劳动代表了一种贡献，按劳分配就是按贡献分配。这既符合公平原则，也符合效率原则。因为社会若不实行按劳分配，一些真正为社会做贡献的人，就没有做贡献的激励，社会发展就缺少了动力。同时，不实行按劳分配，也使少数人坐享其成，社会就是奴役性的，这也是以往不合理社会的典型特征。
第三，社会应尽可能保证先天资源收益的平均分享。对于人类而言，先天资源，就像一个没有失主的黄金，其公平的分配原则就是收益平均分享。比如土地，就是先天资源。马克思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做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这里笔者认为，对于先天资源收益，关键不在所有权，关键是要实现收益的平均分享。但由于在收益分配中，所有权具有强势地位，所以，国家要对所有权进行限制，要通过税收等多种手段，实现全民在先天资源收益方面的平均分享。
第四，社会应尽可能保证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实现能力。这一点与阿马蒂亚·森的观点有些相同。有相同的选择自由，同时，实行严格的按劳分配，以及相同的先天资源收益分享，还构不成完整的公平内涵。由于每个人自身条件总是不同的，如家庭的贫富差别、个人身体素质的差别、运气的不同、地理环境的不同，等等，这些条件会最终制约到选择自由和按劳分配以及资源分享的有效性。所以，社会应尽可能要采取一些补救措施，要充分关注个人能力的发展。社会虽然不能做到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发展能力，但也应至少要让大多数人都有相同的发展能力。
其次，如何实现上述公平内涵，笔者认为可采取如下对策。
第一，所有职位和岗位向所有人公平开放，这也是罗尔斯强调的公平原则中的内容之一。这一原则是实现相同选择自由的基本条件。这里尤其要取消基于身份、特权等方面的限制和规定。所有职务向所有人公平开放，实质也是反映了劳动者公平进入劳动场所的问题，就像一群人进公园，入门的门票票价都应是相同的，而不应有些人是免票进入，而有些人要出高价才能进入劳动园地。
第二，要实现法律公平。法律公平是实现相同选择自由的基本保障。这里尤其是要对违法行为要一视同仁，不能区别对待。若社会没有法律公平或有法律，跟没有法律一样，社会公平的实现就是一句空话。
第三，对劳动财富的分配加大计划、法律等调控力度，尽可能实现按劳分配。这里笔者认为，社会财富分配的大体原则应是：专业技术人员的平均收入应当属社会最高水平；社会管理人员的收入水平应当保持在社会中流水平；最后是一般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这样分配既符合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区分，也符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要求，对社会，对个人，都有好处。同时，国家也要限制行业之间和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过大，要将个人收入差距控制在1--8倍以内，笔者认为就较为合适。
第四，对遗产征收高额税收。
第五，对垄断行业要征收重税。对电力、油田、煤炭、银行等行业，国家要加大管理力度，要使他们的收入保持在社会平均收入的水平上。这是保证先天资源收益平均分享的一条有效举措。
第六，对住房问题，国家要加大调控的力度。吃、穿、住的问题是人的基本问题。由于住房问题与土地问题密切相关，而土地本质是先天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应有平等的享受权。要反对房地产商和有关部门利用垄断优势对个人合理利益的不合理侵蚀。
第七，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深层次体现了当代人与后代人公平分享先天资源的理念，所以，可持续发展本质是符合公平原则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成为人类发展需要长期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
第八，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这是弥补能力不足的一条有效措施。
第九，社会要逐步推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这也是实现能力平等的一条有效途径。比如家庭贫富不同，不同人受到的教育和医疗条件就不同，从而导致个人在发展能力建设方面的不平等。为了克服这种情况，就需要发挥国家的主动性，通过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实现个人在发展能力建设方面的平等要求。当然，由于各个国家发展条件的不同，所以，推进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是一个过程，要逐步推进。
第十，要加大对落后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投资，保证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均等化。
第十一，要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公平的实现，也需要公平实现主体素质的提高，也需要主体具有公平精神。这里重点要建设具有诚信、理性、敬畏精神的人格。在具有诚信、理性、敬畏精神的人格中，公平就是一个内生变量。因为诚信是人与人之间产生公平精神的德性基础；理性是人与人之间产生公平精神的知识基础；敬畏是人与人之间产生公平精神的不确定性基础。所以，有诚信、理性、敬畏精神，公平精神就会得到良好成长，公平的制度建设就是有效的，同时，公平制度也就能得到有效执行。
第十二，要加强政府建设。推进公平建设，政府要发挥好更加积极的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自由社会不会自动达到公平状态，社会本质是体现强者原则的。但政府也是有缺陷的，所以，加强政府建设就是实现公平的关键。如何建设政府，这里笔者认为，要建立多元、协商、公开的政治体制。多元、协商、公开的政治体制，有助于抑制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利益侵蚀。多元，有助于不同群体的利益能得到有效表达；协商，有助于科学合理和和平地解决公平问题，而不是动辄依靠暴力，引发社会动乱，这对社会、对任何个人，都没有好处，最终就是一个负和博弈；公开，有助于杜绝暗箱操作，有助于调动各方监督机制，从而也就有助于实现公平。
十九、和谐社会更多需要休闲
和谐社会有三个方面的关键：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正义原则是最基本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提倡有限度开发，或尽可能少开发，要大力发展农业，减少工业；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要提倡节制。
休闲是实现和谐社会的一条重要途径。
休闲可以减少竞争。竞争是催生恶的途径之一。社会发展，不能没有竞争，但要提倡适度竞争。要坚决反对无序竞争。休闲可以减少人对自然的破坏。
工业革命启动了“忙”的文明，将人推向了“忙”的快车道。人类早期的文明是被动的“忙”，而工业革命将人类被动的“忙”变成了主动的“忙”。
人类文明的演进：黑色文明-------黄色文明------绿色文明。黑色文明代表人类早期的文明，这是一个愚昧时代，也是人类的黑暗时代。黄色文明代表工业革命以后的时代，这是一个金钱和黄金主导一切的时代，也是一个市场经济泛滥的时代。黑色文明是人类在无知状态下的生存。而黄色文明是人类在知识引导下的疯狂。未来的文明应是绿色文明，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而建立这三个和谐的基础就是休闲。
如何休闲？一是抛弃GDP指标，以国民满意度指标代替之。GDP增长率应为零。二是提倡全民健身，大力发展体育产业。要将人类多余的能量通过体育释放出去。三是大力发展教育产业，要规定每一位公民每年至少要有一个月的培训教育时间。若人人都成为苏格拉底，或成为孔子，这世界也就实现了共产主义。就是因为现在只有一小部分人是智者，而大多数人仍然处于蒙蔽状态，这世界就成了瞎子的乱撞，混乱丛生。四是要大力发展娱乐业。五是要大力发展农业。六是要尽可能减少第二产业，尤其要减少汽车产业的规模。七是多举办学术讨论会。八是要将房地产、教育、医疗等产业和行业国有化。九是要建立更加公开和民主的体制。十是要抛弃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管理方式。不要刺激物质需求，而要刺激精神需求。十一是要大力建设宗教文明。十二是要对炫耀性消费进行惩罚。十三是要对来自所有权的收入征收重税。十四是要限制市场经济规模，提倡有限度交易。十五是要大力发展环保、医疗等方面的技术。
二十、大国崛起靠信仰
信仰就是方向，就是力量。没有信仰，就不知道崛起的方向；没有信仰，崛起也就只是物质的崛起。同时，没有信仰的支撑，物质建设就是豆腐渣工程。所以，没有信仰，物质的崛起就是虚幻的崛起。另外，没有信仰，崛起也就没有秩序，崛起也就是强盗的泛滥。因为秩序也需要信仰来维持。
但有信仰，未必就能崛起。好的信仰才是崛起的基础。什么才是好的信仰？诚信、理性、敬畏、平等、自由、爱，等，这样的信仰和理想，就是好的信仰。
没有诚信，就无法进行交易，市场经济就是欺诈式的。没有理性，发展就没有科学，发展就是盲目的。没有敬畏，发展就无法无天，什么事都可以做。没有平等、自由、爱，发展就没有人性的体现。在一个缺乏好的信仰的民族里，市场经济就是实现肉体满足的好手段。
法律也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因素，但法律若没有好的信仰支撑，法律就是恶的统治工具，就是恶的鹰犬。
中国社会有信仰，但缺乏对正义精神追求的信仰，而是充满对世俗世界追求的信仰，这信仰主要体现在肉体、血缘、面子、关系等范畴里。肉体的满足，血缘的成长，血缘的繁华，就是中国人最终极的追求；其次，就是面子世界的华丽；再一个，就是关系世界的繁荣。
中国人对世俗世界追求的精神，和韦伯所说的新教精神相比，对市场经济都有巨大的推动力。但世俗追求所导致的市场经济，更多是缺乏精神和灵魂的，也缺乏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就有可能演变为一种低级趣味的游戏。
中国的崛起，不仅需要物质的崛起，更需要精神的崛起。物质的崛起仅仅是肉体的堆积，而精神的崛起才是伟男子的真形象。另外，从短期看，大国崛起靠物质；从长期看，大国崛起靠信仰。信仰是大国发展的真正根基。
秦帝国的建立，皇帝的出现，也就意味着正义精神信仰在中国大地衰败的开始。两千多年的集权统治，靠的是皇帝老儿的忽悠。但皇帝自己是穷奢极欲，却让老百姓节俭朴实，这个世界的道德怎能生长？皇帝就是中国历史最大的罪人。皇帝本身不需要对正义的信仰，皇帝需要的是对权力的信仰。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但历史的积淀太深厚。千年帝国的转化和演进，中国已经进行了一百年。从1911年，到2011年，但历史似乎仍在显示它的顽固性和劣根性。也许再过一百年，情况才有所好转，但若这样发展下去，成本就太高。
建设中国的信仰文明，刻不容缓。大国崛起，靠好的信仰，这是铁律。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 1964年10月生，先后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数学专业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现为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涉及三农问题、经济理论、中国发展等方面。
通讯地址：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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