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家，社会管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胡锦涛在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曾一度陷入了将“GDP”作为唯一发展目标的误区。这使我们的社会发展滞后，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尽管进入新世纪以来，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诸如，“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的词汇，但遗憾的是，我们很多地方政府社会管理方式并没有发生本质性改变。
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高踞世界第一。从1978年至2003年的二十五年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二十多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了八十七倍。中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费用，从1986年到2005年，也由二十元增加到近五百元，增长二十五倍。全国行政经费的增加额度大概是以每年一千亿元的速度递增，从2005年至今，累计已增加了五千亿元，相当于一年的国防预算支出，如此惊人的增幅，在各国政府都是罕见。这些行政经费到底花到哪里，根本无人交代。而以目前民怨最集中的住房、医疗保健服务，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一座大山，如果医疗系统的经费能够像办公经费这般高速增长，老百姓又何至于讳疾忌医呢？财政预算的分配，实际上折射出政府的立场。当局口口声声宣称，情为民所繫、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但实际上，最终权与利都落到官僚集团的手中，人民政府蜕变成官僚政府。
如今的官员，常常在小事上装胡涂，在经济上公私不分，甚至睁一眼闭一眼地“搞灰色收入”，还把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视为“小节”，结果，日积月累，小事变大，最后成为腐败分子，受到党纪国法严惩。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贫富差距拉大，高房价等都不是市场运行规律产生的，说到底是官员腐败造成的。那个财团后面不靠着几个贪管，那个贪官不挂着几个奸商，政府官员已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官商勾结，官官相护，任何触动他们利益的改革都搞不起来。
官员腐败却越来越严重，过去的黑色腐败、灰色腐败不仅开始浮上水面，而且逐渐被政策和法律所规定，成为合法的阳光腐败，有些地方政府搞的什么公车改革就是这样。人大政协两会年年召开，制定不出什么好政策，因为两会代表委员大都是官员，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会伤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即便定下一项好政策，也不会执行好，好经也会被政府官僚念歪了。
毛泽东的做人原则是，大事清楚，小事也清楚。特别是涉及到国家和个人权利和财产的事，再小也要清楚。很多时候，小事不小，小事中隐含着大事，小事隐含着大道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清楚。连家庭小事都管不好，又如何管好一个国家，又如何去关心天下事？院子扫不净，何以净天下？而我们今天的官员呢？有多少能管好家庭小事？有多少能管住家庭和家人？有多少能做到家国有别，公私分明？相反的是有多少官员把国家银行当作自家的钱庄？多少官员人民交给他的权力当作贪污受贿的工具？多少官员和枕边的人，一个在卖官，一个在收钱？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官腐败，小官何以清廉？大小官一起腐败，社会何以和谐？从毛泽东的家庭经济帐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家庭经济收支管得细，管得严，而且公私极为分明，决不占国家一分一厘便宜，即使喝一杯茶，也要按规定交费。
一个政府要治理好国家应先管好自己，如果有一天政府花的钱公开了，透明了，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再来谈治国民生也不迟；一个政府年年连自己都管不好，怎么能管好一个国家？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贫富差距拉大，高房价等都不是市场运行规律产生的，说到底是官员腐败造成的。那个财团后面不靠着几个贪管，那个贪官不挂着几个奸商，政府官员已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官商勾结，官官相护，任何触动他们利益的改革都搞不起来。
社会管理就是社会服务，政府要做好社会管理这门课，就必须从管理者意识向服务者意识转变，不要把当社会公众的仆人，而看作是旧社会家庭中的“公婆”。古人尚且能够做到“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人民公仆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因此，所有的人民公仆都应该像口号所说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并自觉地践行，自觉地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时代赋予人民公仆的职责，这是岗位给予人民公仆的义务，这是群众寄予人民公仆的厚望。只有从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到管理模式的全方位突围，才能把社会管理这门课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