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涨工资是不够的

　　只涨工资是不够的

　　——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目前，虽然我国ＧＤＰ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正面临着发展越来越不均衡、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从城乡差距来看，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２。１∶１扩大到了３。３∶１，远远超过世界上２∶１左右的一般水平；从基尼系数来看，世界银行测算的结果是０。４７，但现在多数人认为已超过０。５（警戒线为０。４），属于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表现；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中国收入最高与最低的行业相差１５倍，国企高管的平均收入和社会平均收入更是相差１２８倍。那么，我们如何在“十二五”这个关键时期布局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呢？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给出了他的思考。

　　记者：您认为当前我国在收入分配改革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王小鲁：首先，现行财税体制、政府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很多；也包括土地的征用、拆迁、出让制度，透明度低、规范性差、利益丰厚，造成了大量腐败和寻租行为，导致政府和失地农民之间的冲突和不公平分配。这一制度应该彻底改革，从地方财政依赖卖地转变到以房产税和其他常规财政收入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这还需要相应的财税改革来配套，实现产权和事权的统一。

　　我认为要改变收入分配失衡的状况，光把注意力放到提高工资这些问题上是远远不够的，恐怕主要还是推动体制改革，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财税体制。其中政府管理和财政收入的透明化是关键。非此不能解决腐败问题、政府自身消费（例如所谓“三公消费”）过度的问题，不合理投资的问题等等。

　　还有就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分配不均。现在的社会保障在１３亿人中实际上还只保了少数人，多半都还没有纳入保障。怎么建设一个能够提供全面社会保障的体制很关键。比如说绝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还没有被社会保障所覆盖，也享受不到公共服务。这些问题不解决，城市化的发展就没有一个稳固的基础，收入分配的问题也难以解决。

　　记者：自去年以来，全国各地都已经全面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但是由于当前我国人力资本的价格基数非常低，即使按照目前的１０％上调，也很难有效改变工资收入过低的现状，对此，您觉得需要再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呢？

　　王小鲁：工资水平毕竟是市场决定的过程，是劳动力供求双方的因素决定的，并不是想提高多少就能提高多少。当然，目前的工资涨得比较快，一方面与各地政府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劳动力短缺的出现，这个作用是比较大的。工资提高了，有些企业会受影响，因为成本提高较快，可能难以承受，但总体来说还是好现象。首先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同时也有利于扩大内需。过去多年来，普通工薪阶层工资不增长或者增长很慢，这几年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这还是有很好的作用的。但是收入分配的问题不能光靠提高工资来解决，还需要解决刚才说到的这些体制问题。

　　记者：去年有人主张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但是目前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何没有形成普遍共识呢？与收入分配改革是否有冲突？

　　王小鲁：不少人对国民收入倍增这个概念是有误解的。国民收入倍增并不必然意味着居民收入倍增。过去改革３０年，国民收入实际上已经有过几个倍增了，但居民收入比国民收入增长得慢。即便居民收入能够五年倍增，也未必所有人的收入都倍增。如果富人增得快，穷人增得慢，那么收入差距还会继续扩大。现在媒体过多地炒作这个概念，要倍增，可能又会导致把注意力过度放在经济增长方面。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消费和积累结构失衡等体制和结构问题。

　　记者：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居民收入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是从我国的现实来看，收入分配改革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那么如何在“十二五”期间有效改善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呢？

　　王小鲁：我觉得有两个最突出的问题，一方面是解决腐败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这要通过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土地出让制度等等来解决。另一方面是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现在做了不少事情，但是距离需要还有很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