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来中国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巨大贡献。然而随着这三大红利的逐步衰减，中国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大进大出”式的循环发展模式也似乎走到了尽头。以两会为开端的新五年正在开创中国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未来。
高增长的传统动力衰减
要素红利的衰减。过去30年改革期间，劳动力优势是催生中国出口导向模式的主要原因，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特定的经济制度导致产出分配趋于悬殊，衍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特征。1978年GDP中间储蓄率占38%，2007年占到了51%。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形成。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和供给冲击的影响，依靠人口红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逐步减弱，“低要素成本”时代一去不返。
市场化改革红利的衰减。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决定一国增长的不仅有劳动和资本、技术等要素，而且还有制度驱动的经济增长。而中国改革进程带来的就是制度化变革产生的强大溢出效应。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从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开始，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再到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可以说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政策性和体制性需求，为中国经济30年持续的高增长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间。
但是从未来优势潜力看，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完成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对于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作用已达到顶点，未来进一步市场化所带来的制度红利，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步入强烈的递减区域。计量表明，市场化改革是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其平均贡献率达到15.89%。但是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全面的推进，它对中国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作用开始步入递减区域。其贡献率从1990年-1999年的23.69%下降到2000年-2008年的8.56%。
全球化红利的衰减。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中国不仅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也形成了高达60%的外贸依存度。然而在整个“十二五”时期，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转、全球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市场容量、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以及中国主动实施贸易平衡战略等六大因素的影响，未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难以维持，并将步入递减区域，中国很难像入世的头十年一样享有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作用。
转型将释放新增长势能
三大红利的衰减意味着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这也就是为何“十二五”规划确定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是7%的潜在含义，但增速的下降恰恰是中国三个重大调整的战略机遇期。
一是外延型经济增长向内涵型经济增长转变。低成本时代渐行渐远意味着中国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了，中国需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增长向内涵增长转变。
二是由外向型经济增长向内需型经济增长转变。全球失衡的系统中，“中国储蓄、美国消费”，美国成为中国的消费主体，中国成为美国的储蓄主体，本应在本国内部实现的均衡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被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将“生产、消费、投资”运行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重组。在这种情况下，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就通过全球化体系表现为顺差国与逆差国之间的矛盾，一国的内部失衡也就表现为各自的对外失衡。
金融危机后全球储蓄-消费格局必定发生重大改变，其非常显著的特征和趋势就是中美都将向有利于本国均衡的方向收敛，现在由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变成由中国自己消费来替代出口，替代美国消费。这实际是发达国家的消费权部分让渡给发展中国家。
三是由主要依赖国际资本向培育壮大本土资本转变。应该说，国际资本集聚能力的形成和大量国际资本在中国的使用，是中国加速工业化、市场化进程，迅速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原因。30年前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贸易、外资引进、资源开发、补偿贸易等方式开始的。这些方式是从当时中国低发展水平出发的现实可行和最具效率的战略选择，也正是当时中国缺乏资本、先进技术和融入全球经济的能力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中国走上了以本国低级要素吸引外国高级资本要素的道路，然而这也决定了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益分配上，高端资本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资本输出、通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获得大部分利益。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的资本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依靠外来资本集聚来支撑工业化进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今天中国在全球金融中的权重越来越大，拥有95万亿元的银行本外币资产、2.8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庞大资本规模，然而当前中国资本“量大质低”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所面临的重大考验，中国如何将资本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实现资本战略的重大转型，将对未来中国金融崛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因此，从速度上看，中国经济未来五年的经济潜在增长率会有所下降，但经济结构会更加平衡，内部需求结构也趋于协调，内生性增长动力明显增强，中国将步入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