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选自刚刚上市的《我们没有阿凡达：中国软实力危机》一书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所谈论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要大力提升我国软实力，显然软实力已上升到了国家的战略层面。但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巧实力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软实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临时采取和反应性的，目的也仅仅旨在反驳“中国威胁论”和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其实他们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们还没有形成一套综合、连贯的国家软实力战略，甚至我们还出台了一些前后矛盾的政策。
但我个人认为这还远不是问题。
事实上，中国当前所实施的软实力战略在方向上完全是正确的，虽然在具体的执行上还存在偏差，虽然在实施上还远不像美国那样经验老道，甚至在处理具体的事件上表现出极端的稚嫩和十足的经验缺乏。但这不是问题，事实上，只要继续秉持我们一贯的外交主张，坚持尊重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方针，假以时间，我想我们一定会做的更好。
当然具体的政策还是需要予以相应的调适的，随着美国对布什的外交政策的检讨和反思，随着新单边主义的落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现行中国外交政策会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这也是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评估的。
但正如我们近年所见到的，社会精英移民大潮，所折射的那样——软实力不足不在外行而在内修，在于我们国家的凝聚力还不足，在于国家对人民的感召力还存在欠缺。崔卫平教授就指出，好的软实力[1]，“只有对自己有吸引力，才能够对于别人有吸引力；对自己的同胞能产生感召力，才能够对他人具有感召力。”
关于软实力，对于中国而言还存在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我们的这套现行的“软实力”观念是直接来源于美国的，是照搬美国的。在这里，并不是说来自美国的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反复引用他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已经说明，约瑟夫·奈的观点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也并不是怀疑这套理论对某些国家的现实指导意义。这里说一个类比，张五常先生曾就《新劳动合同法》发了些感慨，虽然具体到某些观点，我们也认为有些值得商榷，但他的思维方式却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譬如他说：“近几年中国采用或试图采用的砸脚石，差不多全部是从西方进口的。”还有：“资源的局限不同，政策应该有别。这方面，向西方抄袭，招来横祸的机会相当高。”
从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来看，先进国家被不可抗拒力所推动，不得不把它们的先进观念和思想扩大或移转到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在文明的影响下，人口、智力和物质资本达到了今天这样的规模，就势所必然的要向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倾注。由此可见，目前国内的软实力研究者学说体系并不是没有正确的原则作为基础，但这一原则要达到为实践作先导的目的，就必须获得科学上的承认和应用，同时为了避免误入歧途，实践也不能忽视这一思想；目前的这些研究者却没有考虑到各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阶段以及它们各自的特有利益和情况，没有把这些方面同世界本身就是参差不齐这一事实本质统一起来。
“软实力”理论不应该是“一致”理论，而应该是“差别”理论，它的确具有“趋同”的可能，但并不具有在同一时空里的“普适性”。即在研究“软实力”这一课题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一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具体特性、特点、道路和条件等要素。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事实上本身就只是一门国家主义学，他虽然也考察过苏联、欧洲和日本，但主要还是以美国作为其学术考察的对象，而将其他国家视为对手来予以考察的。但如果我们企图以一致的“国际主义”或“对等的实力学”来取代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有具体国情的国家“实力观”，这肯定是不对的。毕竟，各个国家经济情况和发展程度极不相同，各有其发展的具体要求、条件和道路。
说到这儿，问题的关键就出来了。
我们并不反对理论和观点的引进，实践证明大量理论和观点的引进是有助于提升国家竞争力的。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出具的一份《经济白皮书》就将该国的成功要素归结为三点，其中，重视人才资源和教育培训、吸收和消化国外的先进技术又被认为是其成功要素的重中之重。但这份报告也很客观地提出，吸收和消化国外的先进技术还必须适用于本国国情。那中国来说，我们与美国不仅在资源禀赋上有所不同，同样发展阶段上也完全不同。当我们谈论软实力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容易经常性忽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该理论出笼的环境和时代背景与中美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
崔卫平女士曾经指出过，衡量软实力的核心标准就在于“吸引力”，她说“最有可能的是，……只有对自己有吸引力，才能够对于别人有吸引力；对自己的同胞能产生感召力，才能够对他人具有感召力。[2]”
基于这种认识，再结合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阶段属性，那么，软实力战略其实也并不深奥：
第一个阶段，应该是无条件的吸收阶段，对比较先进的国家的理论，应该以开放的态度予以积极地吸收，以此手段，起码要使自己脱离未开化状态，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知识和认识上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对国内范围予以政策和价值观的梳理，应该在调适中达成共识，并以此为脉络促成国家凝聚力的形成。“软实力”归根到底还是属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语言，虽然在这一时期外交政策更为重要。梁启超先生早在1913年9月为熊希龄“第一流人才内阁”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里就已经对此有明确的看法了：“预确保中国在世界之地位，其枢机首在外交”。但他在宣言书里进一步做了阐述：“自前清之季，往往用小智小术以对外；今政府务反其道，维持国际上之正义。一曰开诚布公以敦睦谊，二曰审势相机以结悬案。求外交上不复有重大问题发生，乃得集全力以整顿内政。[3]”我们不难发现，以敦睦谊的外交政策的宗旨，还是在于为“整顿内政”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而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家，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美国参议员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则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最后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他指出“在保守主义看来，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决定一个社会的成功；但真理却是：政治可以改变一种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终极指向的还是国内政策。
因此，第二阶段可以说是一个聚焦的过程，是一个将国内各种不同利益、不同观点、不同意见的群体，通过对话在一系列大家彼此可以接受的国内政策下，逐步集结的过程。这也是一个价值观被国内各种不同利益、不同观点、不同意见的群体普通认同的过程，以价值观的普遍形成为契机，进而达成国家凝聚力的形成，也就是自我吸引、自我感召的阶段。这一阶段也可以称为内涵阶段。
最后一个阶段，当硬实力和我们的软实力能够相互帮扶、相互促进时，这两种力量将步入一个良性互动的循环周期。这时，“软实力”也将主要的侧重为一个对外的说法，这个阶段与第二阶段形成对照。这个阶段是一个“发散”的过程，是一个国民凝聚力业已完成，并且对外已经形成外溢力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通过对话和交流进而实现对别人具有吸引力、对他人具有感召力的阶段。这一个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外向型的，约瑟夫·奈的理论就完全适合于该阶段。
说到这里，我们基本上可以回答如下问题了，那就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软实力”呢？
中国所需要的软实力，事实上就是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政治动员（Political Mobilize）的能力，即国家对有形和无形的物质资源的配置能力，而不单纯是物质资源本身。
毛泽东就十分重视政治动员的作用。他说：“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4]”
现在，我们只要明白了“政治动员”的含义，就会彻底了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软实力了。
那么什么是“政治动员”呢？
在现代汉语中，“动员”一词被解释为：“把国家的武装力量由和平状态转入战时状态，以及把所有的经济部门（工业、农业、运输业等）转入供应战争需要的工作。[5]”
在这一意义上，“动员”仅指一种与现代民族国家国防事务有关的政府行为。这种最狭义的解释虽然源于历史社会的经验事实，但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政治学分析，现代汉语词典在这个词上，实在是显得太小儿科了。
事实上，现代社会在使用“动员”一词时，其应用界线已不局限在军事领域内，而是被看作现代政治组织，尤其是统治集团的一种普遍行为[6]。
这种动员是基于一种国家战略意图而展开的，它包括了渴望达到的预期目标，也就是愿景的设计，并建立国家制定进展计划所要依照的准则。
——>愿景的设计
政治动员（集体行动）
——>认同聚合——组织行为与大众行为
从上述模型我们可见，在政治动员中，第一个变量“愿景的设计”是政治动员的灵魂，政治精英在对愿景予以设计的能力将直接决定动员的绩效。比如，“大同世界”就是儒家的愿景设计、“人人生而平等……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7]”，则是美国的愿景设计。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成功的愿景设计无疑是一件“公共品”，并且它还可以降低大众完成认同聚合的成本，提高动员收益。
这就牵涉到模型中的第二个变数了，那就是如何让国民接受和认同你的愿景设计。
毕竟，政治动员中的愿景设计，还只是动员主体自上而下单方意志的体现；只有最后自下而上形成公众的认同聚合，政治动员中符合政治精英预期目标的集体行动才算形成。
毛泽东说过：“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8]”
从这些对政治动员的理解来看，就很容易定位适合中国发展的软实力战略了。
首先，我们应该正确地了解各国的当前利益和特有环境，特别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阶段，其次，应该确认怎样才能使国家上升到其价值观首先在国内被普遍认同，并因此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并以这一强大的凝聚力促进国家实力的提升。另外，我们在考虑竞争的同时，也必须得考虑到有无实力资源和能力来支持，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就必须得重视实力资源和能力的建设。
[1] 在她看来软实力只不过是披上感召力外衣的文化而已
[2] 崔卫平 《软实力：披上感召力外衣的文化》
[3] 1913年9月 熊希龄内阁《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
[4]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论持久战》 一百一十八条
[5]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3页。
[6] 孔繁斌：政治动员的行动逻辑——一个诠释框架及其应用
[7] 《美国独立宣言》 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
[8]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论持久战》 六十七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