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所的赵旭老师今天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精彩的关于三农问题的演讲。赵老师用一二三四五来概括成都模式：
一个核心：发展和完善市场
两大突破：农村产权改革；财政资金投入机制
三个平台：小城镇投资；农发投；？？
四大举措：？？，完善风险风险分担机制；扶持农业产业化；提升农产品流通（如建立电子报价系统）
五大成果：居住社区化；土地规模化；农业产业化；金融多元化；收入多元化
几点启示和评价：
土地管制世界各地都有，但是18亿亩红线是用途管制，与城市化过程中国有土地批租制度没有因果联系。并不是有18亿亩红线保护，就必需搞征地、搞城市土地国有化。私人土地上建房子怎么了？赵旭博士揭示了这里面一个伪因果联系，其实土地用途管制完全不排除自由交易，用途管制也毫无必要实现城市土地国有。在用途管制和城市土地国有之间丝毫不存在任何必然的因果逻辑。这使我想起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生产，许多界定为公益，或公共产品的物品和服务，在实践中演变为政府垄断，比如义务教育、医院和社会保障。谁说公共产品意味着政府垄断了？公共产品仅仅意味着公共融资，在公共融资和垄断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之间没有任何因果联系。也就是，公益不等于政府垄断。现有公共物品的政府垄断正是短缺的罪魁祸首。在北京，上公办幼儿园和小薛提前两年才能报上名，交3万5万的赞助费十分常见。这种产品的短缺唯一的原因是政府垄断和政府管制，在这个问题上，政府不能再装傻，再装天使了。
赵旭博士提醒我们，财政投入的方式不得破坏市场规则和市场伦理。如果财政以救济式免费提供的方式来支出农村发展，就极有可能挤占市场角色。财政投入不讲成本，而资本天然是要计算成本的。财政不讲成本资本讲成本。无偿财政投入的不良倾向是破坏市场伦理——付出你才能得到，而直接的转移支付鼓励的是无偿获得。这一点让人警醒。财政投入是辅助市场，比如风险担保。（在一个市场设施被摧毁的领域，政府临时性介入旨在恢复市场是可以理解的）
赵旭还指出，农村缺资金是结果，不是原因。金融管制导致农村金融服务短缺。
赵旭指出农村发展最好的产品市场仍然缺乏大宗农产品市场和期货交易市场。期货交易市场的缺乏的结果就是产品的大小年现象，比如生猪，蔬菜。期货生产能很好解决跨期需求问题。
赵旭博士强调成都模式的土地产权改革，强调基本方向乃是强化市场（确权－登记－颁证－交易），强调政府在其中的角色是培育、辅助和维护市场。但其中仍然有一些值得商榷指出：成都的城乡通常模式仍然有强烈的政府干预色彩。成都模式仍然是在原有制度框架不得触动的前提下的局部改动。那些新培育的市场成份或者是经过政府首肯的，或者具有政府背景，具有强烈的政府干预色彩。现在成都模式由政府推动的城乡统筹，如果采取接触管制之手，让农民组织起来，开放市场（允许各种企业自由进入），情况可能比政府介入下发展出的成都模式更好。
此外，我们认为乡村不仅仅是经济概念，它也是一种文化存在，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实践，一种心灵的寄托所在。这意味着，规模化的社区居住模式并不是什么值得刻意推广的成果。出现社区居住无可指责，但政府主导发展社区居住模式是值得商榷的，强制社区居住就更不可接受了。
我们重申，农民问题，后三农问题，乃是一个合作秩序破坏以后试图重建合作秩序的问题。市场与文明同义，恢复和重建要素和产品市场，乃是重建文明。市场，或文明，乃是基于非人格化交易的合作秩序，这种秩序藉由交易的扩张而不断扩展其合作半径。重庆模式也好，成都模式也好，我们评价的尺度是一把：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扩大了人们基于同意基础上的合作秩序。所谓同意，核心所指是对于自己财产权利的转让权保障问题。确权，基于确权基础上的缔约，无数缔约主体的缔约过程正是一个扩展合作的过程。其间，政府无非反思原来作为合作秩序的破坏者，转而回到合作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或者，临时性的培育者。在此过程中，我们的注意力被大量地引向政府积极地做什么，不做点什么，仿佛不显示出政府的伟大，其实作为合作秩序的破坏者，不再继续破坏也是一种重大的有意义行动。不去做什么，比如不再坚持严厉的金融管制，比积极的介入比如风险担保，是否效果更好呢？是否更有意义呢？这里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你不让它出现，你就不知道它的价值。而你一旦替代它去做，也就抑制了它出现的机会。这样，政府介入原本是说弥补不足，而政府介入本身缺也制造了不足，这构成一个自说自话的循环死结。总之，我们提醒成都经验的是，在“积极不干预”，“放手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开放市场”上，政府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