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的“货币红利”与民生困境

　　《人民币挑战日元？》一文所提供的研究结论在学术理论上有其可取之处，但在实际操作中相去甚远，而且与我们的现实感观格格不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持的人民币购买力在国内不断直线下降，通货膨胀预期仍在加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仍然未见底。政府与一些学者把中国的高通胀归咎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扬、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国内外游资投机炒作商品，很少触及高通胀的本源：央行被动滥发钞票。当然，除了央行被动滥发钞票之外，上面所提到的原因也是推高通胀的部分因素，但我们不能舍本逐末，倒果为因。

　　不可否认，人民币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会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巨大好处，我把这种好处称为“货币红利”。问题是，人民币具备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潜力，但以目前的实力与状况跟国际储备货币的要求相差甚远，这也是众多学者很纠结的地方。人民币的购买力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变异，即“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特别是相对美元升值。这种变异使得国际金融市场对人民币币值的真实价值的估计出现很大的混乱，有人看高，有人估低，混乱的信息进一步恶化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性。这从中国在很多国际贸易上的纠纷以及国内外研究机构对人民币币值的研判中可以看出来。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保守派认为若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中国的贸易出口行业将遭遇毁灭性灾难，很多中国人将会失业，引发社会动荡；而激进派认为，政府过度管制资本市场，特别是利率市场与汇率市场的管制，将会进一步压低资本成本，造成很大的资本市场扭曲，同时也助长了很多国有大中型企业依赖国家资本市场上的“隐性资金补贴”与“不对称金融力量”，获取超额垄断利润，挤压了民营资本与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而且制造了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差距。两派的观点对中国政府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导致政府的决策经常处于摇摆不定，反反复复之中。

　　这就是人民币在国内的现实情况。若撇开国内的现实情况，再来理解人民币在亚太地区所做出的贡献，或者所处的地位。亚太区域的国家或者地区，只要想在这些国家之间发生国际贸易，都希望有一个稳定“锚”的货币作为结算货币，特别是在全球美元泛滥，对其信心下挫的情况下，人们更愿意寻找一种能让大家广为接受的结算货币。环顾全球，美元、日元、欧元、英镑这四种全球货币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信任危机”，而中国的经济实力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贸易国，而且中国政府当局也希望避免过度使用美元而造成的损失，愿意在自己掌控的范畴内开展更大范围跨地区贸易人民币结算，这本身也是符合自身的利益。人民币作为亚太地区广为接受的结算货币不是人民币具备了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所附带的结果，而是国际贸易出现新一轮“货币避险”的自然选择。也就是说，人民币实际上成了亚太地区贸易港避免更大风险的首选之币，等这个风险逐渐消退时，人民币的本来面目就会慢慢还原，国际社会赋予人民币头上的光环也会一起消失。

　　的确，中国政府正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步伐。但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不是完全由市场力量主导，而是政府力量强力推动的结果。这种政府主导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就像中国地方政府过度追逐GDP的效应是一样危险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政府有能力收集国际金融市场上全部投资者的信息，政府的决策通常与投资者的想法相差十万八千里。这种信息谬配将会严重扭曲市场资源的正确流向，也会催生“政府市”，削弱市场力量。

　　人民币成为现实国际储备货币的红利的确是很大的，但这种“货币红利”与人民币对内的“民生福利”是有很大的冲突。国内的“民生福利”一定需要通过货币的购买力体现出来，购买力越强，福利越好，反之亦然。国际储备货币的“货币红利”可以利用“国际特权”转移流动性与低成本融资，为国内的实体经济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为老百姓谋取更多的社会福利。但目前中国的金融制度与政府制定的发展政策无法兼顾“货币红利”与“民生福利”之间的利益，更多的是彼此冲突。因此，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困境。

　　人民币要想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就应该在国内金融机构与金融制度改革上下定决心，消除国际社会以及国内老百姓对人民币的不安全感，而不是为了解决一些短期问题采取技术性的变革，这种顾短期、舍长远的做法最终是要承担很大社会成本的。

　　最后我对作者的乐观结论持保留态度：人民币要真正挑战日元，就必须苦练内功，不能单单从计量模型里面寻找现实的世界。毕竟，现实世界从来不是模型创造出来的，而是无数普通人对这个现实世界所映照出来的反馈。